生存与梦想：让精神来安置灵魂的乐园

文／黎  曦

    三月份是春意萌发的时节，对于在文坛已经沉寂很久的景宜来说，却是一个花开的季节。图文并茂、优雅真情的《节日与生存》一书使人们重又想起她。不过这一次不是小说，而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写的是让很多人熟悉但仍觉得神秘的纳西民族以及他们引以自豪的东巴文化。任何时候都给人强烈的民族感的景宜与记者就《节日与生存》一书进行了对话。

    记者：前段时间很荣幸地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为你的作品《节日与生存》举行的研讨会。书中所写的东巴文化以及很多人物如白庚胜博士、宣科先生、张春和先生等都是我们搞民族研究和报道的人所熟悉的“名人”。提到东巴文化的今天就不能不提到他们。……但是你作为一位白族作家，从过去的纯文学创作，尤其是主要创作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学作品改为写纳西文化，并使作品带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思考，能否讲讲你“转型”的动机?

    景宜：我的早期作品多数是在故乡大理写成的，带着很浓的地域色彩和民族心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我感到我的民族意识和审美特点不仅只表现在写什么内容的题材上，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地从我所有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当然我不可能仅仅为我的民族写作，我还要写我关注的问题、写大家共同关注的事、写人类许多共同的品质和情感、共同的缺陷和遗憾。至于写《节日与生存》一书，我想这是我对与我同时代共同生存的55个少数民族同胞生命状态的一种认识，也是我对命运的一种表达。

    纳西族东巴文化对我来讲是既遥远又亲近的一种存在。小时候只要天气晴朗，站在大理的鹤庆坝子就可以看见玉龙雪山。从我的城乡到丽江古城只有30多公里路。在我们生活周围有无数的纳西族朋友，还有东巴祭司。过去我并不知道东巴文化和象形文字有什么意思。直到我写《节日与生存》的时候我才感到东巴文化包含着我们每一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精神——人与万物合谐相处。这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乃至消亡后都应留下的一种最美好的人类的共同精神。可以说，纳西族同胞经历过的一切和正在经历的节日与生存，也正是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体验。

    记者：在一个世纪正成为历史，新世纪开始的今天，我们往往会回过头来看我们该带着什么走入新世纪、留下什么给历史。提到中国的文化遗产，在外国人和大部分中国人眼里，除了长城、故宫等历史遗产外，对于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来说，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文化遗产在丽江东巴文化被重振、丽江古城走向世界前都不甚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一些小民族，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财富。你的作品中将“节日”这一活动里隐藏着的一个民族的诞生、图腾、历史、文化都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并提出了一个民族的节日与生存的关系，也在新千年里把一种对普遍存在于世界多民族节日中的一种对人文精神、民族精神的呼唤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么你为什么将视角放在这个节日中呢?同时还是以新闻采访和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

    景宜：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的一体的伟大的文化。节日是一个民族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及表现系统，是民族文化最大的积淀场，在节日活动中民族特征体现得最集中、最典型，民族意识、自尊心、自豪感表现得最强烈。从民俗风情中的饮食、服饰、婚丧、歌舞娱乐到深层次的敬祖祭天、祈年求神、祷求人畜平安等观念意识无不在节日中得到集中展现。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民族地区都为不断地恢复一个个曾被取消的民族节日而欢欣鼓舞。有的地方甚至把民族节日的恢复写进本民族的编年史。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少数民族节日文化中的歌舞、服饰、饮食、建筑极大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我们一方面为现代文明意义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而兴奋，另一方面又为各民族某些文化鲜明特色的逐渐丧失、对生存的环境适应性的减弱而困惑、惋惜。这一点也突出地表现在传统节日的淡化消失或变型中。

    记者：你为什么采用新闻采访形式，还有影视记录方式来“写”《节日与生存》呢?

    景宜：这是由生活本身的状态决定的。我们正处于一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所以我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方式并竭力使之更真实、节奏感更强。尽管很多专家评论这部作品在文体上有突破有创新，但我仍不满意。

    记者：你想在作品中着重强调和唤起读者对纳西民族和东巴文化的一种什么情感呢?

    景宜：我想写什么我知道，但读者会读到什么或会引发什么情感我不知道。我的所有创作都不是单纯地为宣传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民族，而是在推崇这种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特征和人文价值。因为它在某一个层面上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优秀品质。

    记者：你的这部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在新千年的春天出版，发行，又恰逢西部大开发启动。在西部开发中，有很多东西让人欣喜，也有很多事情的发生会让人们忧虑，比如关于文化、生态的命运等等。对此你在作品中是否也表达了你的观点?

    景宜：西部大开发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生活、文化大交流大碰撞，近来国内外都在关注这一问题，文化学术界也在热烈讨论西部大开发将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命运。无论是欣喜还是忧虑，一切都是要发生的。因为历史正因此才会进步。但任何一种能够生存至今的文化都证明它自身是有生命力的。我希望在西部大开发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存环境能有意识、有措施地加以保护和扶持。在作品中我表达了这种思考和愿望。此外我还在想，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作为西部主要居民的少数民族文化会不会从过去那种“边缘文化”的角度有些变化。比如描写或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体栽的文艺作品会不会多起来。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会不会像关心北京胡同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样关怀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和他们的故事呢?

    记者：作为一种文化的生存状态，你认为除了通过节日来展示、透视之外，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展现呢?你将来有些什么创作上的计划和打算?

    景宜：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我认为会生活很重要。我不是“学院派”出来的作家。我从小生活在云南大理苍山洱海间，喜欢玩、喜欢艺术、喜欢关心时尚。我曾在艺术领域里从事过许多职业，比如舞蹈、民间乐器、节目主持人，后来又做电视节目制作人。我还打算明年进外国语学院，退休后学钢琴(笑)。对于创作我也喜欢“出新”，和生活一样。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记者：你写纳西族文化写得这么轻车熟路，是什么让你如此感动而激情迸发的呢?

    景宜：纳西族文化中最让我感动的有两点：一是平等意识，二是生存意识。纳西族文化中的平等不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平等。我总在想，世界上那些所谓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到现在才大惊小怪地呼喊要保护环境、维持生态文明。我们的纳西族同胞在800年前就提出了“万物同出一源”、“人与动物合谐相处”的思想并将之写入《东巴经》。第二，纳西族人的乐观感染着我。在他们的《创世纪》中，天掉下来他们要顶住，地塌下去他们要铺平，没有太阳月亮他们敢于造。1996年丽江大地震之后他们的这种精神得以大爆发。大地震之夜，纳西村寨没有被压倒的人们，居然点燃篝火跳起舞……面对此景，谁能不为之颤栗。还有演奏《纳西古乐》的老乐师们，80多岁了还不顾风险，到全世界去演奏、去歌唱。累了就在舞台上飘然睡去，醒来再接着演奏……这样的人生姿态，这样的生存方式怎能不让人倾倒，让人景仰呢?

    所以说，纳西民族就是如此让我感动、让我写作。我认为不论是面对旅游经济的大潮还是所谓的世界一体化趋势，有了纳西民族这种优秀文化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若干世纪之后，民族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但像纳西文化这种代表人类先进精神的文化还会以新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记者：谢谢。

    (景宜，女，白族，1956年生于云南大理。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并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作品曾被译成英、日、印、泰、罗等几种文字出版。现为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其近期力作《节日与生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责编：天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