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大课题
——中国穆斯林人口与文化研讨会侧记
文/吴小玲
4月28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穆斯林人口与文化研讨会。
有别于以往大多数类似的会议，此次与会的专家学者显得格外激情——每位发言人宣读论文之后都要等待评议人的“判决”。因此，大多数讨论的内容严谨、周密而别致，言辞精彩而练达。
作为一类人口群体，中国穆斯林人口的确是民族人口研究领域里颇值关注的一个焦点——专家们一致这样认为。从某个独特的视角寻找问题的切入点，使几乎每一位发言者的论述都令人讶异。
长期从事民族人口学研究的张天路教授惊奇地发现，中国穆斯林人口近年在赶超汉族发展水平方面创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主要反映在10项人口指标的改观上。期间，塔塔尔族的表现尤其令人震惊。在10个穆斯林民族中人口数量最少的塔塔尔族，13项人口指标已经超过了汉族，而且有4项获得全国人口指标金牌，其中妇女早育率已达到零值，成为我国56个民族中这一指标达到零值的唯一民族。张天路教授认为，这是我国穆斯林人口中最为奇特的现象。然而，转换一下视角，张天路提醒人们，在人口增长率方面，穆斯林民族普遍相当高，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2.35%，比全国高出1.27个百分点，而合计倍增年限仅短至30年，也就是说，到2020年时人口数量可能翻一番。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必将给穆斯林乃至全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穆斯林各族应以五、六十年代人口大增长的沉痛教训为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为此，张天路指出，只有调整和理顺人口内部结构，即把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降低到可能加快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均经济收入水平、优化人口结构等状态，同时重视和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进一步实现民族的繁荣与振兴。
另一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在对新疆及中亚等地民族十几年的实地调研之后发现，生态环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换言之，相似的自然环境会使不同人群的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某些相似性。他认为，干旱地区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共同的：重视商业，善于经商；对水的特殊重视与管理，水权重于土地权等等。这些特点，有的至今仍很明显，有的则已成为历史陈迹，只保留着某些潜在的影响。
同样是以新疆作为区域从事调研，王建民得出了另一层面上的结论：城市类型和族群关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当大多数学者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城市体系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并认为这种作用带动了城镇的其它功能实现时，王建民的观点极具挑战意味：事实上，在新疆这样的多民族边疆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地域的差异存在着变数。在民众普遍信仰某种宗教的地区，原来作为商业中心的地方，往往也成为主要的宗教中心，宗教中心和商业中心相互配合，更能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加强城市在地方凝聚和当地人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此外，一些城市的出现和初期发展还与军事驻扎有关。王建民以清朝军队平定新疆为
例，详尽地阐释了先驻军、再设官、最后形成商业交易市场的市镇形成过程。对于像克拉玛依、独山子、奎屯、马兰等这样的市镇，王建民又归纳出构成城市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工业建设不失时机地导致了某些城市的崛起。
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黄荣清教授，从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地域分布状况展开了论文内容。在穆斯林人口中，回族与其它民族人口的分布态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回族人口的地域分布较另外9个穆斯林民族更为分散，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其扩散范围及时间也更为广泛和超前。从城乡分布来看，非聚居区穆斯林人口比例远远高于聚居区城市人口比例，这表明穆斯林人口主要向城市扩散。令黄荣清教授惊讶的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和塔吉克族的人口在扩散的同时，反而有向局部地域集中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便是在其它民族中也较为少见。黄荣清预测，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今后穆斯林人口的分布将会有很大改变。
经过对新疆穆斯林人口的年龄构成进行全方位研究之后，马寿海先生深感疑惑：为什么同属于穆斯林人口，居住在新疆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如此之大？现实的情况是，这4个民族的低年龄组人口比率明显高于全国同一民族的平均水平，而成年组以上人口比率又低于其平均水平。马寿海指出，重视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是因为它对人口再生产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还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很显然，一个成年型人口比年轻型人口更能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作为一个宗教信仰集团，丧偶率低、离婚率高是穆斯林10个民族的共同基本特征，尤其是高离婚率使穆斯林人口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10个民族无一例外地高于或等于全国平均水平——现就读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年轻学者马金女士展示了这样的结论。她认为，导致离婚的原因有很多，但从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的角度讲，穆斯林人口离婚率高的原因在于外部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与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在穆斯林世界中，离婚是比较平常的现象，来自外界的对离婚的阻碍和限制都较小，通常鼓励再婚，离婚不但不受歧视，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为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包办婚姻被视为父母的“权利”和“义务”，被包办婚姻的双方在婚前了解甚少，且年龄较小，感情基础脆弱，极易离异，而父母对离异后的子女双方的再婚不再干预，从而双双获得了再婚的自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穆斯林人口内部即男女丧偶率相差显著，女性丧偶率是男性丧偶率的3.1倍，这样显著的差异在其它宗教信仰集团中绝无仅有。
也许是出于同类的敏感，高杏华女士更为关注穆斯林女性人口就业状况。她的报告显示，截止到1990年，穆斯林女性人口在业率已高达73.32%，不仅高于朝鲜族（64.30%），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3.02%）及汉族女性同期水平（72.75%）。而穆斯林各民族间，女性人口就业状况也十分悬殊，东乡族和保安族为最高，总就业率已达85%以上。穆斯林女性就业者过多集中于劳动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呈现出“低增长——高就业”的传统模式，这与市场经济发展对妇女本身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穆斯林女性分民族来说却存在很大差异。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女性文化素质较高，就业结构优于穆斯林女性整体水平
，总体上虽仍不及朝鲜族女性，但在一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了朝鲜族女性，并排在56个民族的前列；而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女性的文化素质较低，就业规模大，就业结构不合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针对北京牛街地区回族与外族混合的各种户型，陈长平教授提出了一种以家户为单位研究多民族混居现象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是以人口普查或户口登记资料为基础，辅以民族学的入户调查，因此其使用范围可拓展到全国各地。陈长平说，有别于以往单纯地统计民族构成和人口数目，这种方法要在“家户”水平上深入调查混居程度、混居类型、混居户的某些特点以及混居对有关民族的影响，不仅有定性研究，而且有定量指标。他建议建立一整套互不重复而又相互关联的指标体系，以便全面反映某一地区的民族混居状况。此外，调查中陈长平还发现，异族通婚户的平均文化程度高于纯民族户，而且异族通婚似乎与文化水平有同步上升的趋势，但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还需做进一步调查研究。
北京牛街从开始形成历经元、明、清几个朝代，至今始终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区，组成该地区的各个家庭不同程度都发生了较大变迁——良警宇在回访中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作为该领域的研究者，良警宇对于“家”这个概念的定义慎而又慎。中国人口普查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对家庭户的统计描述，这些数据成为许多研究人员进行家庭结构分析的基础资料。但在对像牛街这样一个老城区中的小社区进行家庭调查时，以人口普查中的“户”为标准进行研究是否合适呢？通过个案分析，良警宇指出了利用户口进行家庭结构分析的不准确性。他的选择是，依据家庭的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为标准进行分类研究。
被联合国组织称为不适合于人类生存期间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使王庆仁找到了研究穆斯林人口与文化的切入点——造成西海固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人口膨胀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
巨大的人口压力,对西海固这块贫瘠的土地来说自然是不堪承受的。高速增长的人口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不得不千方百计将荒地、林地、草地等开垦为耕地，甚至掠夺式经营，滥垦、滥牧、破坏森林和植被，许多25度以上的陡坡也很少幸免。结果造成干旱、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这使西海固这个先天不足的地区由于长期过量不当的开发又导致其后天失调，整个区域陷入人口膨胀——粮食短缺——滥垦土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贫穷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选择境外穆斯林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散居于吉而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百余年的一个中国回民移民群体——东干人，尽管人口只有10万余人，却始终以一个独立的、充满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而存在，在城市自成街道，在农村自成村落。研究者丁宏认为，东干民族文化之所以引人关注，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东干人至今仍然使用汉语，或确切地说，使用汉语西北方言。东干人迁居中亚初期仅有1万余人，处在周围民族的包围圈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但在自己的家庭和移民社区里，仍然使用本民族语。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语表现出一种“语言情感”。在他们看来，东干语不仅仅是本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还包含着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对于东干人而言，东干语的使用已经凝聚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情感，成为一种民族亲和力。这就是为什么东干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被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所吞没，也没有被当地突厥文化所同化，始终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独特的个性和发展模式。……
专家们对穆斯林人口的方方面面各抒己见，站在跨世纪的高度俯瞰历史，独获眼界。在西部大开发的关头，此举的确意义深远。（责编：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