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又现新的壮景：南部长城

文·图／吴善淙

    今年4月20日至22日，由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考察组在湖南省凤凰县考察该县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发现了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苗疆边墙。国家文物局万里长城研究专家、77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将之称为中国南部长城。

    苗疆边墙位于湘黔边区，南起凤凰与贵州铜仁接界处的亭子关，贯穿凤凰县南北，延至保靖县的喜鹊营，全长380余里。边墙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耗银四万多两。

    湘西武陵山和今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苗族人民非常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不堪忍受封建朝廷的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过反抗斗争，尤以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龙许保起义，这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宽。苗民每一次起义，对封建统治王朝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之这一地区排除了土司和流官势力的统治，形成了自立自主区域。自明清初，这一带苗区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据清方显《辨苗纪略》所载，其地域四至界限是：“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

    为了控制“生苗区”，明朝历代统治者都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除以加强控制，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59)。宣德六年，腊尔苗判，都督肖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十有二万讨平之。班师后随叛，诏授等各戴罪进剿，乃冒屠夜驰，直捣苗巢，掩杀过关”(严如煜《关隘说》)。可见，当时这一地区苗族被屠杀的人数是相当多的。不仅于此，还对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封锁和隔离政策。明朝统治者在每次较大的军事征讨之后，均注意选择要地，在“生苗”区沿边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这就逐步形成了对“生苗”区的军事封锁线，“生苗”被圈固和隔离起来。至嘉靖年间，张岳在镇压腊尔山地区苗民起义后，“疏罢湾溪等堡(今凤凰湾溪)，更设哨所凡十有三，各哨以土兵仡蛮数百余人，复召募打手数十人戍守”(严如煜《关隘说》)。13处哨所为：铜信、水塘、水田、小坡、石羊、清溪、水安、五寨、河口、强虎、竿子、乾州等哨及镇溪千户所(今吉首)。以后又陆续增设盘石营、正大营、凤凰营、箭塘营、镇靖营、振武营、喜鹊营，以及华盛、王会、长宜等哨。从分布的位置看，大致是围绕腊尔山区沿边，由西而东而北，即从现在的贵州铜仁、松桃、经湖南凤凰西南、麻阳、凤凰东北、至吉首和古丈、保靖县界，构成一个弧形防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古丈坪厅志》卷一五)。这一道“边墙”，正是建筑在原来由各营哨构成弧形线上，更人为地将腊尔山区的“生苗”同“熟苗”已和汉人区隔离起来。清王朝统一全国后，除“边墙”区被起义苗民摧毁未及修复外，对腊尔山“生苗”区基本上完全承袭了明王朝的这套军事封锁和隔离政策。

    苗疆边墙的修筑，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两大极坏影响：一是在汉苗分住区和杂住区分界而居，造成苗汉的人为隔阂，加深了民族之间的分离局面。同时，在苗族居住区也人为被划分为两地，即熟苗和生苗居住区，削弱了苗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同心力；二是由于边墙的隔离，人为的造成了汉族地区经济和生苗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加深了两地之间的文化和情感疏离的鸿沟。苗疆边墙的修筑虽然在维护当时明统治者中央集权制度起过短暂的稳定作用，但对于边墙内外苗汉人民生活、经济发展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苗疆边墙历经明清两代，前后延续400多年。至今从亭子关起边墙经过的地方，残垣断壁，破楼遗堡犹存。位于县城西十公里的廖家桥永兴坪，今天所见的碉堡墙高二点三米，基宽一点七米，顶宽一米，墙道中以乱石填实，有碉堡高十余米，建有青色片石堆砌的兵房数间。据罗哲文先生介绍，位于北京的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凤凰的苗疆边墙，属长城系列，也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他说，据史料记载，中国南部有两道长城，一是位于湖北，二是位于湖南湘西，但湖北目前找不到实物。如今，在湖南湘西凤凰发现这一边墙，了却了他50年的一大心愿。

    苗疆边墙的发现和被确认，给凤凰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凤凰旅游事业的又一巨大资源。(责编 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