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全国妇联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建立起“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项工程更名为“春蕾计划”。1997年，北京市和平里中学面向全国招收了11个民族的30个女学生，成为首都第一家开办春蕾班的学校。

春蕾：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

——来自北京市和平里中学春蕾班的报告

文／本刊记者

3年前，当春蕾班这些来自偏远穷困地区的小女孩初来乍到北京，记者在采访时就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穿的虽然是学校统一定做的制服，但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山野的泥土气息。她们一双好奇、怯懦的眼睛里分明裹藏着对大都市的陌生与不适。今天，就在她们即将升入高中的时候，记者再一次与这些曾经幸运的女孩重逢。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出落得婷婷玉立的少女身上个个都洋溢着青春的自信，不见了往日的稚气与“土气”，甚至普遍显得较大都市里的同龄人更为成熟。那么，对于她们自己以及许多人关注的有关未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30个人全部都能考取高中继续得以深造而如愿以偿吗?

经过3年的砺练，春蕾班的女孩们之间的个体差异越发凸显出来。重新倾听这些骄子及她们的辛勤培育者诉说，便产生颇多惊愕与慨叹。不同于3年前的采访，此次除了聚焦这些学生，对于教师也有了新的认识。重新观察这些教师，陡然发现，原来她们并非像大多数人头脑中教师的概念。那又是何等模样呢?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她们的风采堪称与日月同辉。

    依然是那间简单肃整的办公室，学校主管教学的郝维丽主任开门见山。

    就在一周前记者打电话约定采访时间之时，郝主任说，这些学生是否继续留京读高中尚未确定。而此时，郝主任透露，国家教委已同意这个春蕾班的所有在读生均有资格参加北京市初中升高中考试，并且今后可以按照北京地区标准参加高考；而十分令人关注的资金问题也已落实——38岁的日本企业家深见东川先生慷慨解囊，愿意帮助这些孩子完成高中学业。不仅如此，他还表示，如果谁能考取大学，他将继续资助。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正如郝主任所说，有了钱，下一步就要看孩子们自己的了。

    据介绍，不久前东城区统一测练成绩显示，春蕾班超过400分的有18人，也就是说，尚有12人没能达到普校录取分数线。而300分以下即未及格者1人。据郝主任估计，可能升入高中的最多可达25人。

    此时，年轻的班主任常晔老师走进来。常老师因患病住进医院多时，目前刚刚出院在家休养。接到郝主任的电话，常老师支撑着来此接受采访。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使别人感到‘北京的教育是高水准的’。”——常老师时时以此约束自己也要求学生。她在这些孩子厚道的背后有时也隐约感到一种令她无能为力的失望。

    “1998年的一段时间，有22人患了流感，我夜里带她们打的去医院看急诊。说实话，自己的孩子发烧烧到38°C也没这样做过。心里想，决不能怠慢这些孩子。

    “一次，有一个孩子说耳朵难受，带去医院检查却没查出病。事实上，这个孩子也没什么病。而另一个孩子说患有阑尾炎要求马上动手术，并且有几个帮着说情的。而实际情况是并不需要手术。为什么她们要如此小题大作呢?主要原因或许有两个：一是家里穷，难以负担得起医疗费，趁现在有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权力尽快‘治好病’；二是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最令我头疼的是文化上的差异……”

    常老师的想法是，对此不强化教育，因为春蕾计划本身并不要求立杆见影，这只是一个打基础阶段，至于素质的提高还需要时间，而更多的则需依赖自觉。她寄希望于将来的觉悟，并相信这种期望值的实现程度会很高。

    对于学生思想上某些不健康的复杂性，常老师采取的教育方式是笔谈。一个学生在本子里写到：我不敢跟常老师说话，是怕别人说闲话。常老师病了，我难过得只能躺在床上蒙起被子偷偷地静静地流泪。

    素质的提高是相对的，并且需要时间。常老师认为，不该放过任何一个对提高学生素质有益的机会。哪个学生见到了同伴的家长来校探望而不主动打招呼，常老师自然要进行一番礼貌教育。哪个寝室的学生周末看电视过晚而不息灯休息，常老师首先找来班干部进行批评，“做干部要有责任感”……对于批评，常老师知道孩子们在这样的年龄大半无法理解，但她确信，将来有一天，某个领取国家甚至国际大奖的中年人再见到她时，会惭愧地说：“老师，那件事我错了。”

连续3个春节都未回家而与学生在一起的常老师在谈及福利待遇时一脸的坦然，丝毫看不出因没有受到特殊待遇而不满的情绪或是因为欣然接受这种与别人没什么两样的待遇而自豪的心态。她早已习惯于这样工作。唯一令她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陪女儿学钢琴。

 “一提起这件事我就心酸。学琴5年，最后考6级竟没通过!”常老师承认，自从带了春蕾班，在很大程度上担误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

    钢琴老师很爱才。“带孩子到我家里来单独辅导吧。”结果没时间送去。“我去你家里教!”结果还是没时间接待。老师最后摇摇头说，“可惜!”

    “这5年得多少学费，钱堆出来的5年啊!”夫妻俩有多少个150元钱过一个月的时候记不清了，只记得影院无缘光顾，公园不敢涉足，一切年轻夫妻该享受的娱乐在这个家庭里全免。就连当个家教挣点外块的时间也没有。

    “老师一心扑在这上面，又不能凑凑合合给人干，又不想听人家说‘你看给班带成什么样了’，人活就是一口气。再说路途那么遥远，那么小的孩子。没事时也要晚走一会儿陪她们。”

    对于郝主任，她自己几乎缄口不谈，只是常老师时而将话锋转向她。

    “郝主任是一家之主，亲戚朋友都围着她转。可今年大年三十郝主任老伴却在郝主任妹妹家过的。郝主任加了多少夜班啊……”

    这位已到了霜染鬓发年龄的主任，青春的气息依然在她身上脉动。她爱这样的事业，爱每个孩子。

    “还有负责生活的王老师，62岁了，脚肿了不让来还来，特认真负责，夜里开门给学生掖被子。还有卫生老师……我们不是孤立作战。”

    因为不是孤立作战，全校只有一个特优生名额，春蕾班得到了；因为不是孤立作战，全校只有一个北京市三好学生名额，春蕾班得到了；因为不是孤立作战，“全国十佳”名额，春蕾班又得到了。

    常老师坚信并以实际行动证实那条竞争法则：竞争要靠实力，靠真才实学。她希望并有可能继续带班春蕾。

    血色素只有6克多的常老师的确需要休息了，而异常繁忙的郝主任，在我结束对学生的采访后与她拜别时，同事告诉我，她还在开会。此时已是6点20分。

    走出校门，记者忍不住回头望了望。就在那里面，30个曾经幸运的少女正坐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再过几天，决定命运的考试就要来到。未来的幸运者会是谁?想起她们的内心独白，但愿那样的自信会给她们带来好运。

    浓丽梅(广西壮族，团支部书记)：来北京读书就像是做梦。这样的机会我会十分珍惜。北京人热情，工作认真。老师负责任，全身心投入工作。这使我认识到一点，要互献爱心。我希望能上大学，学习永远学不够。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竞争激烈，我感到压力很大，但我还是要拚一下。

    房卫萍(广东瑶族，班长)：3年改变了我很多。以前话也不敢说。现在当班长胆子还是很小，常老师就经常找我谈心，鼓励我，教我怎么做工作。我想上清华大学。不过，不论上哪所学校，毕业后我都要回家。是家乡送我出来深造，家乡更需要我。经常看电视新闻节目，感到农村人需要加强思想教育，中国只有改变农村，才能改变面貌。

    桑智卓玛(青海藏族)：老师对我们很好。刚来时我不敢说话，不敢和别人玩，现在思想上进步很大。每天4点起床，中午也不休息，想好好考。实行“一帮一”，班长帮我，她对我好，讲课非常耐心。初二时参加了环保社团。回家后告诉父母不要用轮胎里的铁丝做网(当地居民习惯以此同其它户隔离开)，因为扯铁丝烧轮胎时污染大气。我曾给县妇联写过信，告诉他们不要烤羊肉串。第二年回去，果然发现没有人烤了。(责编：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