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马大妈
文／曹育明
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总会有几个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人。有的人在你成长的重要关头给你指点迷津，振聋发聩；有的人却如涓涓细流，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给你以关心和温暖，使你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人都要扪心自问，我有何德何能，却领受这些平凡普通人如大地母亲般的恩惠?正是这些恩惠催我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只能奋进而不敢懈怠。回族马大妈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1981年，我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玉田县的一所中学教书，同时分配的还有老家在玉田的校友张增伍。我所在的学校离县城还有五里路，因为时常坐火车回北京，来回都要在县城落脚，平时空闲或进城办事，我也常到县城增伍家坐坐，慢慢就和增伍的父母熟悉了。
增伍的家庭是个汉族回族结合的家庭，他的父亲张大爷是残废革命军人，解放战争后期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美国飞机扔的子母弹(即爆炸后飞散许多小钢珠)击中头部，经抢救治疗，生命保住了，但因脑伤，人后来逐渐病重，经常发癫痫，生活不能自理。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坐在院中藤椅上痴痴发呆、抽烟，就是突然大发脾气，或摔倒抽搐，然后昏睡不醒。为此增伍也常住学校(县二中)，只回家吃顿饭。但张大爷清醒的时候，总是红光满面，一身干净的国防绿军装，无论坐立都是身板挺直，见到我来，永远是微微一笑：“来啦，屋里坐。”然后继续抽他的烟，发他的呆。
增伍的母亲马大妈叫马翠兰，是个回族，50岁上下，慈眉善目，身体硬朗，笑起来也没声音，但很具亲和力，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大妈以前在北京一家有名的酱菜厂工作过，是共产党员。“文革”期间张大爷和一家人回到玉田老家。张大爷的人事关系在武装部，马大妈的在民政局。
也许是因为我和大妈的独子是好朋友，也许因我的老家在北京(大爷、大妈也有亲戚在北京)，在玉田工作的四年中，大妈从来没拿我当外人。学校一逢星期天，人全走空了，我就骑车到大妈家，和他们一家聊聊天，吃大妈拿手的羊肉梢子面，有时晚了就住下。如果有一两个星期不去，再去大妈就嗔怪我。我说怕老打扰您，大妈就说：“增伍忙，老不着家，你来我也省得闷，和你们这些读书人聊聊天，我这心里就豁亮了。”大妈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说起小时候，有一次日本鬼子队伍从街上过，她扒着门缝往外瞅，结果被鬼子发现了，冲进大门一看是个小孩儿，就踹了大妈一脚，嘴里叽哩喳喇骂了几句，可能是嫌偷看他们了。“我妈说以后你长大了，嫁就嫁个当兵的，打这帮坏种。”大妈这事说了好几回。长到姑娘家，经人介绍，大妈就和张大爷订了亲，但一直到大爷从朝鲜战场回来，才在北京成的亲，有了增伍。“增伍的意思，就是给咱队伍增个壮丁”。大爷负伤的后遗症越来越厉害了，这期间还生了个女儿，叫丫，但从小就抽羊角疯。“文革”后一家人回到玉田。“你没瞧那个难哪，到处乱哄哄，老头子病在床上，增伍刚上小学，妹妹更小，一把屎一把尿，工资也不高。可我这人要强，不向组织伸手，不向别人张口，就是再苦再难，也不能屈了我们老张，也要让孩子念书，谁想增伍还真考上个大学。”只是小丫长到12岁时，因得肺炎最后夭折了。“去了也好，不然大了也遭罪”。大妈说起这些虽然神情黯然但从没哭过，真的，这四年中，我从未见过大妈掉过一滴眼泪。
说起张大爷，大妈悄声说：“老头子年青时穿着军装，可神气了。我没文化，有时也和他伴两句嘴，现在他病成这样，我也可怜他，成了老小孩儿了，一刻也离不开人。有次我回我乡下老家多半天，回来一看，吓死我了，老头子摔到灶台上，满脸血，浑身土，我和邻居赶紧拉着板车把他送到县医院，缝了好几针，从打那，我就再也没敢离开他超过两个小时，我要让他吃好穿暖，别受委屈，咋说也是对革命有功不是?”说到这时，张大爷就跟听懂了似的，头一别，嘿嘿地笑。
“这么多年我都熬得没脾气了”，大妈说，“可有一次我是真发火了。”那是一次逢集，一不留神，张大爷光个膀子就跑街上去了，一帮人不知怎么回事，围着大爷起哄，说他是傻子、疯子，大妈冲进人群，指着大爷头上的伤疤，大声嚷道：“他是傻，他为啥傻的?他是为了打美国鬼子负伤才变成这样!你们笑话他，你们知道他是谁?他是为咱们打天下的解放军!”羞得那帮小子赶紧溜了。“唉，你说老头子能离开人吗?”
大妈的乐善好施是街面上出了名的，每逢集市，人山人海，走都走不动。许多人渴了就到大妈家讨水喝，一开始大妈没注意，后来人多了，大妈逢集就烧一大锅开水晾着等人喝，可有谁知道这水是增伍或大妈自己从半里地以外的水塔下挑来的。有时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借钱，虽不多，但有的就不还了。大妈总说：“嗨，乡里乡亲的，还不还能咋”。大妈手工活做得好，街坊邻居常让她帮忙，于是冬天的棉袄，夏天的衬衫，大妈手里总有活儿。小院里种着巴掌大一块菜地，墙边鸡窝里养着几只母鸡，屋里屋外有几盆花，夏日晚上在院里乘凉，花的清香，鸡的吟唱，到也是一片生机。
记得我有一次问增伍：“大妈做了这么多好事，和这个民族的性格有没有关系?”增伍说：“原来我妈还能背大段的古兰经，上了年纪不太背了，但她跟我说过，人做的善事，主(安拉)能知道。”
在我考研究生的前夕，要从北京到玉田取准考证，然后到唐山参加考试，我提前写信告诉增伍。可我坐的这趟车到玉田车站是半夜十二点半，再骑四里路自行车到大妈家，已是夜里一点了。一推街门虚掩着，进屋一看，大爷早已睡去，大妈在灯下做着活，火上热着饭，炕下烧着火，大妈等我到现在!我说就睡半宿觉，您还做什么饭呀?她说：“要考好几天吧，吃好睡好，考个状元，多出息的事，我能帮上啥，也就做个饭。”我看里屋炕上的新被褥，心里发酸：就是亲妈又当如何?
当我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在县里办完手续，我到大妈家照了相，告了别。增伍恰巧到地区开会去了。因第二天要从中学拉行李到车站托运上车，我就没再去麻烦大妈。
那天一早天就下着蒙蒙细雨，当我在车站把一切都忙完，走出行李房，点着一根烟，想着几个小时就到家了，忽然，我看见远远一把熟悉的黄雨伞，渐渐近了，竟是马大妈。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筒，脚下一双雨鞋尽是泥，裤腿全湿了。我连忙迎上去，“大妈您怎么还来啊?”“这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再来呢，我还得送送你?这是我包的饺子，带着车上吃，还热着哪。”从城里到车站有四里路呀，天还下着雨，大妈就这么一步一步走来的，看着大妈那被雨淋湿的白发和脸上的雨滴，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
几年后，大妈全家随增伍工作调动到了沧州市，我带着妻子、女儿专门去看她老人家，大妈已被评为“沧州市模范军属”，她们全家被评为“民族团结好家庭”。大妈戴着红花与市领导合影，电视里还专门报道了她的事迹。全家人搬进了干休所的新楼房，张大爷的工资也调到正师级，增伍也已娶妻生子，大妈虽比以前苍老了，但她抱着孙女送我们上车的笑容依然是那么平静、安祥、灿烂。(责编：龚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