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我们的大自然

文/赵大年

    亲近大自然是人的天性。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文明的标志。

    四月北京，九度扬沙。昏黄的天幕笼罩华北，泥雨飞落江南，像天公亮出的巨型“黄牌”，频频示警。记者们闻风而动，追寻沙尘暴的源头——就在西北，森林草原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吞噬着大地母亲的肌肤，每年“丢失一个县”，流沙的“先头部队”距天安门只有７０公里了！国家提出造林治沙，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根本性对策。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好传统，忧国忧民，怎能不关心养育众生的大地母亲呢？“文学是环保的同盟军”，文人坐不住了，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学会、环境文学研究会、国家林业局，连续组织我们在京郊植树，还去了河北、内蒙古和四川。为何去那么远？瞧，连日本和韩国的友人也到内蒙古义务植树来了，环保无国界，保护环境也是一种高尚的文化活动呀。

    我们在四川绵阳与少先队员共建一片“千禧桔林”，诗人孙静轩祝福：“幼林与孩子们一起长大。”我们在河北龙门村营造一片“作家果林”，送给乡村小学一批图书，作家王蒙说：“今后我们年年来。”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的沙地种上一片耐旱松，牧民十分珍重，叫它“文化名人林”，还要刻碑。耄耋之年的艺术家于洋说：“绿色也是文艺的希望啊。”他的老伴是蒙古族电影导演，深情地说，“我是陪着内蒙古的女婿回娘家来植树的，尽一份赤子之心。”

    翁牛特旗是赤峰市的一个县。赤峰真大呀，9万平方公里广袤的高原（相当于浙江省的面积），大部分是荒山秃岭和沙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包含着要开发这样的贫瘠地区。怎样开发呢？他们抓住了治理环境的关键——造林。我们参观了一处松山林场，很受启发。当地政府把百万亩荒山承包给农牧民，又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给予资金、机械、苗木和科技支持，统一修建环山道路，调配推土机，建成千百级条状梯田式的水平槽，以存留雨水，保证树苗的成活率，还要统一修建引水上山的大工程。土地是国有的，林木和果品收益归个人。这样就调动了广大群众植树的积极性和管理林木的责任心。几千人的小村庄，一年造林十万亩。我们看到，三四年前栽种的松树已蔚然成林。极目可见的十几座大山全都披上了绿妆！市长告诉我们，像这样规模的绿化工程，赤峰有一百多处。是呀，有林就有水。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有了水草植被就能锁住风沙，改善气候，不但有利于发展农牧业，就是工业、商贸、文教、卫生、旅游，各行各业，哪个发展项目也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啊。赤峰市是我国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与群众性的巨大工程相比，文人种的树真是太少了。但是我们愿意年年参加绿化祖国的植树劳动，还可以利用文艺武器，宣传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歌颂和呼唤人们热爱大自然的环境意识。

    龙年在龙门村植树，又在赤峰的红山文化博物馆看到“中华第一龙”（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早的玉雕龙），这使我想到了图腾。人类与自然界是什么关系呢？最初，人们敬畏大自然，供奉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雷电火、山川猛兽，举行种种祭祀活动，实乃文艺之起源：音乐、舞蹈、绘画、戏剧、雕塑、诗歌乃至牺牲，都与崇拜大自然息息相关。最早的文学，包含着大量神话，西方的希腊神话，东方的印度故事，我国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后弈射日、鹊桥相会……都叙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自然真是文艺的启蒙教师啊。

    我国先哲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天，就是自然界，人类是自然界和谐的组成部分。现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十分重视和研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七年前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它总结了人类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无数次惨痛的教训，才得出这个明确的认识：只有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才“可持续发展”。这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真是殊途同归呀。由此可见，虽然“人乃万物之灵”，但是人和万种生物一样仰赖阳光雨露和大气层的保护才获得生命，凭靠江河田土和食物链的供给才藉以生存。人类只能在适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把自己跟大自然对立起来，妄谈“征服自然”，“战天斗地”、“人定胜天”，那将后患无穷。滥采滥伐，过度开发，灭绝物种，污染环境，带来的恶果已是有目共睹。黄河断流，长江洪灾，频繁的沙尘暴，是眼前最明显的警报。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与克林顿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的第一项就是“能源和环境”。国家元首的决心，要变成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和行动，还需要一个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过程。保护环境是个系统工程，文艺宣传可以起到群众喜闻乐见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事实上，人类文明与关爱大自然的人之天性密不可分。佛心，爱心，爱美之心，在大量文艺作品中都有充分表现。譬如，中国画又名山水画，千百年来，名山大川，花鸟虫鱼，龙虎牛马，松竹云雨，自然界的景象，都是审美的主体。歌颂大自然的诗词也很多，自然景物历来入诗入画，“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李白、陆游、李清照，都有一副擅长描绘自然美景的笔墨。苏轼不但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佳句，他甚至还描绘过龙卷风的灾情，“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现代影视艺术也叫视觉艺术，就更加讲究情景交融了。近几年电视里经常播出的“人与自然”、“动物世界”、“动物乐园”，是我们全家、尤其是孩子们最爱看的节目。我钦佩那些深入非洲森林与大猩猩共处几年的科学家，拍摄海底世界和把自身关进铁笼拍摄猛兽的摄影师，还有那些野生动物的保护人和研究者，他们的作品把真善美和一片爱心呈献人寰。

    “人之初，性本善”。动物是儿童天然的朋友。今年有一只野鸭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里孵出4只可爱的鸭雏，学生们自动值班，昼夜守护，可惜小鸭雏没有爸爸，鸭妈妈操劳过度累死了，学生们也伤心落泪，直到报告野生动物保护单位，来人把小鸭雏接走饲养，学生们才放心回家。可别小瞧了这件事呀，记者把它登在报上，足以感动许多成年人，也让偷吃广场鸽的北京人脸红。十几年前我初去九寨沟时，就听说那里有大熊猫。这条一百多公里长的大山沟，因有九座藏族村寨而得名，藏胞靠山吃山，又敬山养山，熊猫饿了，就大摇大摆地进村乞食，藏胞给它两块苞谷馍馍，吃罢又回山林中去。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得多么和谐呀！然而，老作家汪曾祺也写过一篇小说《虐猫》，说“文革”时红卫兵在胡同里打人，红小兵就在四合院里打猫。这是实情，北京普通百姓家的花盆、金鱼缸，都被红卫兵砸了。朱老总酷爱兰花，有人批他“玩物丧志”，老人只好把他亲手栽培的几百盆兰花送进北京植物园，才幸免被砸，此后再悄悄地到那里去看他的兰花。江青下令把中山公园的花坛统统铲掉，改种萝卜，浇大粪，搞得臭烘烘的，如此“破四旧”，算什么革命呢？简直就是反人性，反文化。    今天的情形怎么样？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国家明令禁伐自然林，改伐木工为植树护林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然而毁林、盗伐和哄抢林木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藏羚羊快被偷猎光了，雪莲也遭到毁灭性采挖。为了眼前一点经济利益，数以万计的人到西北草原用铁耙搂发菜和甘草。搂一斤发菜或甘草，要毁坏十亩草原！我在宁夏见过发菜，当地牧民叫它地须儿，根本不好吃，土腥味，毫无营养价值，只因为它与“发财”谐音，便成了“吉祥”的礼品和宴席上的“佳肴”，可见这些人真是钻了钱眼儿，只想发财，就不想想沙尘暴？作家李凤祥写过文章《抵制发菜》，现在国家明令禁止收购和销售发菜，就像禁止中药使用虎骨、犀角、麝香一样，都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文化进步。现在的中小学生开展环境作文比赛，我当过几次评委，读到许多动人的文章，当孩子们问道：“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您打算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是蓝天白云，绿树碧水，鸟语花香吗？”我想说，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愿意把孩子们的这些问话转告广大读者朋友。共青团中央发起“爱护母亲河”的系列活动，青少年植树、拣垃圾、写文章、演节目、宣传环保，这都是很好的社会公德教育。

    在赤峰与蒙古族作家一起开座谈会时，我说，正在兴起的环境文学，已经出现许多佳作。例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宏篇巨制《守望家园》，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号》，都是他们自费采访，跋涉深山大河，以亲见亲历的第一手素材，加上作家的良心，写出来的震聋发聩的报告文学力作。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描写家乡的《沙狼》、《沙狐》系列小说，陈建功的中篇小说《放生》，旅日华人华纯女士描写日本远山老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和长期在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植树的长篇小说《沙漠风云》，读来震撼人心，足以净化灵魂。环境文学研究会出版的《碧、蓝、绿》丛书三辑，选收了王蒙、黄宗英、刘心武、从维熙、张抗抗等上百位作家的千余篇环境文学作品，都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文人植树，量少力微。但可向大众奉献书画歌舞，激励爱心，共同绿化美化我们的环境和心田，就像胸怀博爱的杜甫所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责编：吴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