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鲁生师

文/韩钟昆

    鲁生是我在太岳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报友，是我走上新闻战线的启蒙老师。可是，由于我不知道他病危住院，由于寄给我讣告的地址写错，使我失去了和他见最后一面的机会。悠悠苍天，何其无情！

    我和鲁生最初的见面，是在原山西省晋城县东沟镇第三高级小学。那时，我们三高的同学实在有幸，不到半年时间内，见到了4位名人：一位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后的高教部长杨秀峰；一位是出色的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一位是名冠全国、写出了许多划时代作品的大作家赵树理；另一位就是活跃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写了许多出色新闻通讯的年轻记者鲁生。

    大概是1945年8月。那时，我像现在的许多少年一样，也是一个“追星族”。我追慕的人物之一，就是鲁生。那一年，他正在自己的故乡晋城采访，写了许多出色的报道，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报道，就是把我们三区庾能村的土地合作社，以大号黑体字标题，以整版的篇幅，登在太岳新华日报上。有一天，鲁生竟然出现在我们学校，出现在校长室的楼上。我见到鲁生，比我想象的更年轻，更英俊，面孔清秀，神采焕发，风度优雅，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潇洒，一个典型的文人形象。他讲话很文气。从细节谈起，他讲庾能村的支部书记，怎样爱护党报，把他所能看懂的每一点新闻讲给老百姓听；讲他那个笔记本，歪歪扭扭地记满村里的劳力、土地、农活；讲他怎样在反奸反霸以后，把贫苦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土地劳力入股的形式，建立起最初形态的土地合作社；讲自己怎样发掘出这一题材的意义，把它报道到报纸上。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这些只有小学水平的学生来说，差不多是天方夜谭。但是，新闻报道的价值、记者职业的神圣，是那样牢固地钻进我的脑子里，以致我在小学时，就大着胆子给太岳区的《工农兵》杂志写稿；在中学毕业后，就毫不犹豫地奔向太岳新华日报社。多年以后，我坚定地认为，在青少年充满神奇和幻想的“土地”上，在他们吸咐力如一匹白布的人生上，多播种点希望，多留点痕迹，是一条多么应该重视的教育学原理。

    我与鲁生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原晋城县师范附小的女教师宿舍里。那时，鲁生夫人王玲正处在婚后的青春年华，不太合身的偏襟列宁装并不能掩盖她窈窕的身材，满口的城关话增加了几分灵气与高雅。在她的衬托下，鲁生更有点风度翩翩了。也许是我这个少年追星族的偏视，但在少年人的眼里，经常发表大块文章的人总是有几分神秘感的。那次和我一起去的，是我们晋豫中学三班的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从课外阅读中，我们已经知道鲁生是许多名篇的作者了，他的名作《合作英雄石振明》、《杀敌英雄赵金生》等被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他要求我们多读一点现代文学作品，多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事物。那时，我们到黄华街酒厂踩曲，到上辇种地，到唐安、马村的太岳实业公司的一批现代工厂参观，参加过庆祝南京、太原解放的大游行，参加过欢迎前线归来的“人民功臣”庆祝活动，他鼓励我们把这些活动中的真实感受、现场氛围写出来。

我与鲁生的第三次见面，是在阳城的太岳新华日报社。那时我在资料室整理图书报刊，他作为记者经常外出采访，所以很少见面。到1949年的8月，我随“老”同志到了太原，他被选拔出来到人民日报。所以，那次的匆匆一见，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时间一下子跳跃到1989年的北京风波之后,我被调入人民日报海外版,他却早已调入国家民委的民族团结杂志社担任主编。后来不幸得了癌症,养病在家。我曾看过他多次，他相当清瘦，显得老态，当年那潇洒风姿倏然不见了。胃被基本切除，每天要吃好几顿饭，每次只能吃一点点东西，但有王玲照护，癌症没有转移迹象。在促膝谈心中，我知道他是清朝满族驻军的后裔，晋城郊区的郎庄就是清兵的营盘。我知道他在晋城牺盟会工作过，与特派员樊岗很熟。我知道他在当随军记者时，见过彭德怀等我军的许多将帅，特别与陈庚很熟。我的突出印象是，他在与生命争夺时间，不断地勤奋笔耕，记下了抗日战争中在中条山采访邓小平的情景。离休十余年来，在极度虚弱的身体条件下，他写下了十多万字的作品，分别发表在多种报刊上。他特别关心家乡报刊，泽州县《吐月》杂志主编到京开会，他在老伴扶持下亲自到会，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泽州报》百期纪念时，他挣扎着口授诗句，热情勉励。他对我倍加爱护，总是热情鼓励我写下去，多写一点。1996年岁末，我曾写诗一首，向他祝贺新年：“东沟初识瞻丰采，县城拜谒渐相知，太岳同报见面稀，北京聚会却有时。晋籍三友常相商，共为‘吐月’扶绿植，疾病缠身勤笔耕，晚年仍然是我师。”“晋籍三友”即鲁生、翟富忠和我。

    鲁生挥笔六十年，写了许多好文章，但没有来得及搜集整理，就匆匆撒手人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出一本“鲁生作品集”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是时代风云的记录，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责编：陆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