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聚集在一个有着悠久文明、有着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多民族文化共生的中国,来讨论“都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这一主题,确实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费孝通

北京: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盛会

/赵薇 图/铁木尔

    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主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于7月24日—2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阿根廷、埃及、澳大利亚、波兰、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中国等46个国家的3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组委会主席、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主持开幕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长桑德兰在会上致词。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高斯密教授(美国)、索撒尔教授(英国)在会上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江家福在致词中说,人类学民族学自20世纪初期从欧洲引入中国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致力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繁荣,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以各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和法律,建立了新型民族关系,实现了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和社会安定。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中国的学者们将科学研究与推进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结合起来,始终关注社会生活前沿出现的有关问题,体现了这门学科应有的科学性和使命感。

    江家福强调,中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加快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中国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这也是国际人类民族学要关注的领域之一。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各国学者能够进一步加强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流与合作的学术伙伴关系,加深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了解,也加深对中国政府为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问题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了解,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费孝通在发言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人类学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所遇到的或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包括了两个大问题:发展的问题与和平共处问题。中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的现代化过程必然包括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市人类学要研究都市开发如何依托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少数民族移居都市后的文化适应等。他说,和平共处问题就是指多民族在城市中共同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能和平共处,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过去占主要地位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几年很多地方因此发生了战争。从人类学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巨变,科技、交通的发展,已使人类不能像简单社会那样处于相互隔绝的境界之中,人类的空间距离也日渐缩小。然而就在人类文化寻求取得共识的同时,核武器、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匮乏、民族纷争、地区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但一直隐蔽起来的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冲突越演越烈。自1988年以来,全世界爆发的武装冲突,大都是由民族问题引起的。如前苏联解体后,一些民族的主权与独立问题,非洲的索马里和苏丹,亚洲的缅甸和斯里兰卡,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科索沃问题等。有研究者曾作过统计,从1949年到90年代初,因民族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69万,数倍于同时期在国家间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社会的“危机”、文化的“危机”。这类全球性问题所隐含着的潜在危机,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而作为科学的人类学也正在以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技术为基础,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索出解决现代社会诸问题的方法,并从比较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引导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轨迹。

    2000年中期会议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与世界的第一次大对话、大交流。会议内容涉及人类学、民族学以及与其相关的生物学、遗传学、文化、教育、民族问题等领域,有32个专题研讨会同时举行。

    在大会交流中,杨圣敏博士谈到,目前全中国的640余座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多个民族成份的居民组成。居住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定居人口达700多万。90年代以后,自农村涌进城市的流动人口已超过一亿,其中也有很多少数民族成员。如按少数民族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估算中国各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应在一千万以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交错杂处于同一个城市中,这给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提出一个应如何去面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如何面对这种情况。过去,有些国家的政府,曾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同化的政策,结果是,遭致了这些少数民族或消极或积极的反抗。尽管有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被消灭或部分消灭了,但民族间的矛盾和暴力冲突却加剧了。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已经认识到,必须实行多元文化和政策,允许并鼓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共同发展,才是正确的出路。

    杨博士说:多元文化是有价值的,它能够满足不同个人多种多样的需要,丰富人们的生活。文化的多元性还会为社会文化的更新和适应新的变化提供资源。因为迄今为止任何文化都不是单线进化的结果。相反,对不同文化的容纳和吸收的能力,正是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充满生机的表现。他还认为,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同一个城市中共处时,不仅有互相的尊重,友好的交流,也会有摩擦、竞争、误解和冲突。因此,我们就要研究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相遇时,相互会有哪些影响,总结这些影响的主要特点。以便帮助人们去正确地处理和面对这种相互的影响。更进一步,我们也希望通过种研究,能够预测未来城市文化发展的方向。

    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专家。来自印度的Buddhadeb.chandhuri教授对记者说:“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要只是自己摸索,要看世界是怎样解决、处理这些问题的,要借鉴世界的经验。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的原因。”

    孟加拉国的Zehadul.karim教授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得很好,但是宣传不够。”

    美国的Warner教授说:“许多外国人只知道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其实中国是多民族的。这次会议使大家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变迁,也给大家提供很多交流的机会。学生可以与学者、学者可以与政府一起探讨,做研究。这些学生就是将来政府的建议者。”他说:“在美国有许多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都是移民。而中国的少数民族自古就生活在这里,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中国的各民族可以在一起交流、理解对方的文化。而在美国英语是官方语言,很少有机会与少数民族交流,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相互有偏见。自60年代以来,通过法律、教育等途径,年轻人中间的这种偏见开始少起来。”Warner教授说他有自己的和收养的孩子共10个,他们的肤色有白色的、有棕色的,但是他们相处的非常自然,都以兄弟姐妹相称。

    关于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他们的文化能否保存下来?如何保存下来?日本的尾本慧山教授说:“少数民族本身要有保存自己文化的意识,都市人也要提供这种保存意识,要双方共同保护。”他看到这次会议上展示的各地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成果深受感动。他认为,“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汉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才能对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做贡献。”

    台湾的乔健教授说:“中国是一个人类学研究的宝地,只是还没有深入开发。在大陆,横的方面有56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可研究;纵的方面有几千年文化可追溯,而史料上的资料就更多了,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黄淑聘、龚佩华教授说:“这次会议给我们的感受很深,特别是国家民委支持筹办了这次会议,还准备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我们快退休了,希望学科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有好处。”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长桑德兰称这次会议,是“一个友好的聚会”。他说:“把许多国家的专家聚在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如何把这些经验用在中国的事情上。”

    迄今为止,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是在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人类学民族学会议,它将成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与发展的一次最理性与最感性的实践。(责编:小林)

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左)接见桑德兰会长

费孝通(左一)作大会发言,左三为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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