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村庄
文/杨超 马建钊
——从中国民俗文化村看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反映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变迁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一大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人，通过不同渠道，离开土生土长的乡村和城镇，涌入到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成为这些城市的居民。这些新居民和准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固有的习惯，是否会与现代都市文明发生冲撞？能否找到适应的途径？对其原居地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少数民族青年员工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传统观念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撞
1991年国庆节，深圳特区华侨城，一座占地18万平方米的景区内，建起了21个民族的24个村寨。在这些按原景观1∶1建造的民俗民居的村寨里，既可以了解各民族的建筑风格，也能欣赏和参与民族民间歌舞表演、民俗民族工艺品制作，还能品尝民族风味食品等。汇萃一园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终于在这一天向中外游客敞开寨门。在此之前，华侨城先后派员赴11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招收了140多名少数民族员工，并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上岗前的培训学习后，安排到中国民俗文化村各个部门工作。然而，就在民俗文化村开业不到一个月，因为男女员工宿舍的安排问题（这批少数民族员工刚到民俗村时，男女宿舍均安排在同一幢楼房，此后公司为改善员工的住宿条件，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将男女员工的宿舍楼分开安排）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员工停工事件。
为什么一件普通而正常的事情会引发一场停工事件呢？透过停工事件的表象，我们认为真正引起这场风波的内在因素，是少数民族员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问题。
近十年中，在中国民俗文化村工作过的数百名少数民族员工，绝大部分来自边远地区的乡村、牧区或小城镇。在没有进入中国民俗文化村之前，他们大部分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初、高中生或待业青年，仅有小部分是大中专毕业生。他们长期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半封闭环境，思想观念比较传统。因此，当他们跨进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创办的经济特区，进入中国民俗文化村这样一个管理严格、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的现代化企业时，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难以适应。比如，在工作上，中国民俗文化村制定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刚入职的民族员工实行一个月的试用期，上班时间为8小时工作制，上下班实行打卡制度；在生活上，为了对这些民族员工负责，对他们的亲人和当地政府负责，民俗文化村初期还专门成立了民族员工8小时以外管理委员会，用制度的形式要求员工按时作息，严禁酗酒，不得过早涉入感情漩涡等等。这些规章制度，与民族员工在原居地就已形成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是格格不入的。当他们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后，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些习惯带了进来。他们刚来不久，就有人因酗酒而从宿舍的二楼跳下摔伤。至于青年男女员工谈情说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当这些问题日渐增多以至宿舍楼调整时，终于爆发了一场少数民族员工与公司的正面冲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化进程中，当人们从乡村向城市移动，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移动时，将面临两种突变：一是身份的变化，即从农民、牧民或学生转为工人或干部；二是生活环境的变化，即从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转为全新的都市生活。随着这种突变，人们将面临两个现实问题，即如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环境变迁，如何重建新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这个适应过程，虽然因人因地而异，但有一点却有共性，即当个人的适应过程遇到冲撞时，可能会导致心理失衡，而群体的不适应则可能会导致局部地方的骚动不安。中国民俗文化村的民族员工因搬迁而导致的停工事件，正是这种不适应的反映。
城市化对转变传统观念的作用
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H·史密斯曾经指出：人并不是生来就是现代化的，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使之现代化。中国民俗文化村的民族员工的成长过程，也说明了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可以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可以与现代都市文明相适应。下面可以从几个事例来说明这种转变。
中国民俗文化村村寨部经理助理梁红杰，是来自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的彝族青年。1991年刚来的时候，分配在中国民俗文化村彝族村寨当领班。这个村寨的员工，是由来自云南峨山和路南两个地方两个支系的20多个彝族青年组成的。从边远地区到大都市，从农民、待业青年、学生变为现代企业的员工，大家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深感不适应，尤其在组织纪律方面，散漫现象时有发生。梁红杰当了领班后，根据公司的要求，率先起草了一份村寨管理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员工的岗位职责、考勤、仪容仪表与服饰规定、卫生管理条例等，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并提出了以寨为荣，寨荣我荣，寨耻我耻的口号。在他的带领下，这个村寨在文明迎宾、民俗表演、服务水平、卫生环境等方面都成为其他村寨的样板。由于他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优秀村民、优秀团干。并于1993年评为华侨城十佳外来青工，取得了深圳户口。现在，他担任民俗村村寨部经理助理，协助负责24个村寨的管理工作。
如今的梁红杰，西装革履，腰挂手机，一派现代青年的打扮，谁也看不出多年前，他是身着彝族服装，背着猎枪，手提一只山鸡踏进中国民俗文化村的。
1993年，两位家住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青年员工回家乡探亲，当她们准备返回深圳时，刚好碰上了广交会，昆明至深圳的机票无法买到。为了按时赶回深圳上班，她俩便买了飞往汕头的机票。到了汕头，距上班时间仅有一天，为了保证第二天按时上班，她俩又连夜租了一辆出租车赶回深圳，仅车费就花了近千元。
梁红杰的成长过程和两位佤族女员工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正是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中国民俗文化村这种现代企业的特定环境影响和制约下而形成的。经过近十年的实践，在城市化氛围的熏陶下，来自民族地区的民族员工，不仅在行为准则上已经逐步适应了大都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进入了新的境界。如来自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女青年刘巧花，当初是为逃避指腹为婚的未婚夫而来到民俗文化村的。当她走出大山，跨入特区大门之后，看到的不仅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做人的价值。她深有感叹地说：没有来深圳之前，以为女人就是生儿育女，侍奉丈夫。现在才知道，一个人活着还有那么多事要去做。将来我回到家乡，一定要做一名妇女干部，帮家乡的姐妹们做些事情。
从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上的不适应到适应，从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上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表明了这些少数民族青年员工，已经溶入到城市化的进程中。
现代意识对传统观念的影响
从上述的几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从边远民族地区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少数民族员工，就个人来说，无论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还是思想观念，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具备了一种与都市文明相适应的现代意识。那么，他们的这种质变和现代意识，对其个人今后的生活历程以及仍处于传统氛围下的故乡群体，是否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民俗文化村侗寨员工王圣平，他的故乡是在贵州松江县一个偏远的壮族和侗族聚居的村寨。1992年，他作为全村当时唯一的初中毕业生，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村里人的劝阻，在朋友的介绍下只身闯深圳，成为第一个走出村寨的人。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不久，由于他有一门木匠技术，很快受到民俗村管理干部的重用。翌年春节前夕，当他把一笔500元的汇款寄回故乡，并写信告诉家人他在中国民俗文化村生活得很好时，在这个贫困的村寨引起了一场大轰动。家里的亲人为其感到自豪，原先反对他出来的人说他走对了，而村里的年青人则纷纷写信问他民俗村是否还要人。在他的鼓励下，这个长期封闭的村寨，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闯世界，有的来广东，有的到广西，使偏僻的山村同外界建立了联系，开始迈出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由于中国民俗文化村招聘的员工大部分是两到三年轮换一批，少数的延聘4年。因此，除了一小部分表现特别突出的能转为正式职工并可以在深圳落户外，对多数人来说，最终还是要回到生于彼、长于彼的故乡。在第一批返回家乡的员工中，大部分被当地旅游、商业、服务等部门吸收为国家正式职工，其中一些佼佼者，还被选拔到部门领导岗位上来。如云南玉溪地区来的彝族员工李宏伟，从中国民俗文化村返回故乡后，被安排到地区旅游公司工作。他把在深圳接受的现代意识和管理知识用于工作实践，很快做出了成绩，受到重用，现在他担任这家公司的经销部经理。而前文所提到的刘巧花，返回贵州后，利用在中国民俗文化村所学到的功底，从家乡组织起一帮姊妹，成立了一个苗岭飞歌艺术团，巡回各地演出，声誉甚佳。
返回原藉的员工，除了由当地政府安排工作外，部分人回去后或待业或务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不再安于家乡的贫困现状和祖辈们从土里刨食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凭借着在深圳形成的商品经济意识，利用自己的积蓄办起了各类商业服务业门店。据说有的人还南下广东，将广东生产的食品饮料运到当地出售。
从边远的民族地区进入到大都市的少数民族个体或群体，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与现代文明发生冲撞。但这个冲撞是正常的。冲撞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如何适应的问题。这个适应过程，是以后者对前者的涵化为前提的。实践证明，城市化可以加快这个涵化过程，可以转变人的传统观念和行为准则，使被涵化者溶入到现代化的行列。反过来，被涵化者的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意识，对其个人今后的生活历程乃至其原居地的群体，都会起到不同程度的正面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要改变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现状，首先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而要转变人的思想观念，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诸如劳务输出、职业技能培训等，使在传统氛围下长期生活的人，能有机会在特定的环境下，直接感受现代都市文明的熏陶，孕育其现代意识。(责编：龚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