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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儿子上我的母校

“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许多名城,最爱的还是我的北京。”对于学生来说,离开校门,走向社会,亲历人间世事,饱尝凡尘滋味,纵有万种情怀,却发现,最不舍的依旧是母校。

儿子考入民大附中后,圆了我的梦,也再一次勾起我的母校情节。

2010年秋,送儿子入学,朝发夕至的列车上,丈夫和儿子交谈着、憧憬着。记忆就像决口的江河弥漫于我的心间……

1980年,在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学习的我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那种幸福,就像花儿一样突然绽放眼前。我做着如花的梦,踏上了进京求学之路。

与儿子不同的是,陪伴我的是李云同学,还有大行李、手提旅行袋。到北京时是夜里九点多,站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不知是着急还是害怕,眼泪直在眼睛里打转转。心有目标,竟不知路在何方!幸好著名作家程树榛的女儿同车,她指明了道路,把我俩送上了开往学校的10路公交车。从那时起,西单小石虎胡同、四合院、枣树王承载了我们的青春,孕育了我们的梦想。2005年夏,我们一家三口游北京,我在西单民族商场前久久驻足,看着唯一尚存的枣树王,许久不愿离开。面对丈夫的疑问,我说:“这里曾是我的母校,这里有我的青春。”

尽管我们在“皇城根”上学,但来自大草原、黑土地、黄土高原、深山老林的各民族少年,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就是无拘无束、热爱自然。于是我们像一只只小鸟,成天扇动着翅膀向往飞翔,飞向大自然。我们最“恼火”严格的校规:只有周日才可以出校门,出门必须有请假条!露天电影不错,在故事里,在艺术里,在电影里安放着我们驿动的心。

我们享受的是中专待遇,吃饭不用花钱,每餐一桌七八个人,有桌长,一盆饭一盆菜,饭是管够的。我最爱吃的是早饭玉米面粥、油炸饼,把饼撕一块泡入粥里吃起来特香!还有馒头里面夹上肉酱拿到教室里围着火炉吃,那叫一个香。都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然而我真的吃到了免费的学生餐!对于“脸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劳作的父母,这种生活无疑是最好的慰藉。

相对课业而言,学生永远认为课外活动少。我们农村来的孩子很快地就不满足于春游颐和园、秋游香山了,尽管我们无法想象到如今的隔周一次社会实践活动。高二的暑假和高三的寒假我都没有回家,很多同学也都没回去。学校特意组织了暑期夏令营,年轻的校团委书记孙立清老师是我们的“营长”。她总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向我们发出号召,或者在队伍最前面,或者在人群中间,或者在山的最高峰。她那左右摆动的大辫子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我们快步走、小步跑、攀登高峰。我们去了房山周口店猿人遗址,游了北京十渡,还进行了打靶训练,那是我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端枪。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我打响了人生第一枪,用现在的话说那应该是我的成人仪式!

化学老师刘玉玲是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和蔼、风趣是她送给学生们一生的礼物。高三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从新疆来的汉族政治老师王良明当了我们的班主任。“赏识”教育法也许不能算作他的专利,但是他运用得极好。至今我仍保留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他的亲笔字:“奖给敖秀红,政史地竞赛全校第四名。”最令我难忘的是,高考前两天,我嘴里长了一个大大的粉瘤,吃饭难以下咽,心焦病痛一起折磨着我。王老师得知后,什么也没说,伸出有力的大手拽着我就往医院走。挂号、交手术费、签字,他楼上楼下跑,看到他满额头的汗水,看着他一脸的焦急,有谁能怀疑他不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治病呢?回到家乡,远离学校,等待迟来的高考通知书。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没有了依靠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于是向王老师做了倾诉。他写给我一封长信,一封激励我一生的信。虽说岁月可以流逝,人生可以苍老,但爱是永恒的,是年轻的。如今王老师已年过七旬,但他仍然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看护着我们,只不过这种看护传递到了我们的孩子身上。只要学生的孩子到附中上学,他常常把孩子们请到家里吃火锅、涮羊肉。这不单单是为了让孩子吃顿饭,他说,现在的孩子需要关爱,民大附中的办学宗旨需要传承,虽然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课堂,但老师的责任是永远不敢懈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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