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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开拓·奉献·坚守——民族出版社60周年纪事
本刊记者 2016-12-12 06:56

编者按:

民族出版社今年迎来了60华诞。

60年来,民族出版社矢志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主流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弘扬民族文化,引领行业发展,出版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汉文各类书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2.4万多种、2.8亿多册(盘)。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建、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为民族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0年来,作为民族出版领域的一面旗帜,民族出版社先后被评为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文明单位、“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先进出版单位、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国家民委文明单位、有数百种图书曾获国家及省部级各类出版奖项。

60年来,各民族出版人艰苦创业,团结奋斗,首创了民族出版行业标准、行规,打造民族语文翻译的范本,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新中国的第一部少数民族文版宪法、五种民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字工具书、第一个民族出版的国际奖项,都诞生在这里。一大批优秀的民族翻译、出版人从这里成长、成才,有的还被输送到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

60年,有梦想,有坚守。我们将一些人、一些书、一些事,以有限的片段,零散的文字,记录于此,以铭记历史,激励后人。

 

永远的椅子胡同

北京东安门北河沿大街椅子胡同2号,曾有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虽然只有几排青砖灰瓦的低矮平房,长着几株并不起眼的树木,看起来与寻常的北京人家的四合院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那里却是民族出版社人心目中永远的家园和永恒的记忆。

著名的出版人毛之芬更不会忘记1953年1月15日这一天。

毛之芬是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出版发行领域的名家。1952年底,由于她供职的《世界知识》社被并入人民出版社,她留在北京等待工作安排。工作不落实,她心里着急。1953年1月15日上午,古都北京阳光灿烂。毛之芬来到出版总署,时任出版局副局长的金灿然一见面就说:“我正找你,你来得正好,刚把你分配到民族出版社。” 并亲自陪同她来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萨空了家中。萨空了刚要出门,见到毛之芬,满面笑容地说:“民族出版社今天正式成立,您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马上一起去参加成立大会。”

毛之芬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椅子胡同的这座四合院里,没有鲜花、没有彩带,甚至没有悬挂一条成立大会的横幅,也没有邀请其他领导出席,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却温暖如春。来自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乌孜别克、汉等民族的知识分子,围坐在一张绘制地图的大桌旁,共襄民族出版盛举。萨空了清清嗓子,朗声宣布民族出版社正式成立,并宣布由他任社长,韩道仁任总编辑,出版社下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汉五种民族语文编译室(后来又增设了朝鲜文编译室)。毛之芬是民族出版社出版部首任主任。

新中国第一个中央级民族出版机构就这样诞生,新中国几代民族出版人60年的民族翻译出版之路由此开启。

 

出身自是不平凡

中国共产党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高度出发,较早就提出了“设立民族语文的翻译出版机构”的构想和主张。

1931年11月,红都瑞金,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以深邃的目光,放眼中国未来,通过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指出:“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尽管戎马倥偬,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这一主张未能实现,但在1947年,吉林延边,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东北朝鲜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告诞生……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下设参事室,承担起了翻译出版包括《共同纲领》在内的政策文献和民族问题读物民族文版的工作。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

据国家民委退休老干部庞宝光回忆:1950年,他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委参事室工作。参事室当时设有汉、蒙古、藏、维吾尔翻译组和画刊组等。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内的、对新中国具有奠基作用的“三大文件”的翻译出版工作,主要由这里承担。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参事室一直行使着民族翻译出版机构的职能,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四种文字出版了有关政策法令、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国革命读本》、《论青年的革命修养》等各类图书68种,同时翻译出版《人民画报》及其民族副刊。

随着翻译出版民族文字读物的任务越来越多,创建中央民族出版机构迫在眉睫。1952年6月28日,中央民委主任委员李维汉和副主任委员刘格平联名向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彭真并周恩来总理报告:“民族出版社确须成立。出版总署1950年及51年(1951年)向政(务)院工作报告都提到,但未能实现,最近我们拟定这个建议,希核示。”同年7月4日,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望与文委商办。”1952年8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致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供应少数民族宣教读物,过去曾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兹请准予建立‘民族出版社’。关于筹建计划已与民族事务委员会初步商定方案,一并抄呈,盼迅速批复。”9月1日政务院文委正式批复。从申报到批复,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邓小平批示《藏汉大词典》出版

成立民族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

民族出版社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深受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几代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民族出版社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50-60年代,民族出版社各族干部职工多次为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及外事活动进行民族语文翻译,经常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情况,勉励他们为民族出版和民族工作多做贡献,很多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暖。说起那些动人的往事,他们掰着指头如数家珍:

毛主席为《西藏自治区画册》题写书名;周总理亲自题写“民族出版社”社名和“民族画报”刊名;江泽民为维吾尔文版《生命的火炬》题词;彭真为《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题写书名;李鹏批复民族出版社办公大楼建设;胡锦涛在青海向有关同志了解《中国藏医药大全》编辑出版情况;郭沫若为民族出版社修改《毛主席诗词》白话译文,以便进行民文翻译。还有朱德、陈毅、董必武、乌兰夫、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艾买提、阿沛·阿旺晋美、赵南起、费孝通等领导同志都曾题词致信或亲临考察,与出版社的同志共同讨论有关书刊的编辑出版,悉心指导民族出版社的工作。

197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请示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终止的《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出版工作。《藏汉大辞典》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权威的民族语文工具书之一,收词5.3万余条,最初的编纂者是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的张怡荪。20世纪20年代,张怡荪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特别是工具书都是外国学者所编。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学习藏文和收集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过程中,他深感要打开藏学研究的局面,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为后来者搭桥,于是萌发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1958年,张怡荪率领大辞典编写组到拉萨,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编写班子,历时4年,书稿基本成型,可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了。1977年,张怡荪给方毅写信,要求恢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方毅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恳切地说:“我认为这确是一件重要工作,应予支持。是否可请您批转中宣部和中央统战部,电请四川省委恢复他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保证安排他工作中所需要的各项条件。”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要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根据批示召开了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正式下达了文件,并调集了钦绕威色(语法专家)、多吉杰博(修辞专家)、黄明信(藏学家)等一批顶尖的藏学专家从事编纂工作。历时8年,该书终于问世,并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迄今印数已达64000余套,先后获得吴玉章语言文字一等奖、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等。多年来,读者对该书一直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成为了藏语文术语规范的标准。

 

各族英才聚京华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从中央民委参事室成立之初,中央就从全国各地组织抽调最优秀的翻译、出版人才进京。这是一串可以列得很长的名单。

萨空了,蒙古族,著名的新闻出版家,1927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就是进步的新闻出版人,曾供职于《北京晚报》、《世界日报》、《立报》、《华商报》等报社,是《光明报》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1953年周总理任命他为民族出版社社长,同时还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他精通新闻出版业务和英语翻译,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荒性的工作。

李鸿范,蒙古族,被誉为“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文武双全的进步知识分子。他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功卓著。解放初期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第一份报纸《内蒙古日报》副社长、秘书长兼蒙古文版主编。1952年调入参事室任组长,参与民族出版社的筹备并在建社后长期担任社领导职务。

伊布拉音·穆铁义,维吾尔族,曾留学苏联,精通维吾尔、汉、俄三种语言,从事过民族文字新闻出版及教育工作。许多老同志回忆,穆铁义的翻译技巧十分精湛,他一边看着汉文稿件一边就能马上流利地读出维吾尔文。他后来成为民族出版社维吾尔文室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主任。

庄学本,汉族,被誉为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家,新中国成立前就是研究西南民族问题的权威。他曾于1934至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拍摄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并于1941年举办“西康影展”。他在民族出版社的筹备过程中调入画刊组,担任摄影工作。

多吉杰傅,藏族,1913年出生于西藏一个农民家庭,幼时为抵偿父亲债务,在当地贵族家当佣人,贵族家的儿子去扎什伦布寺读书时,他作为陪读跟随,接受了系统的因明学教育。后来,他担任亚东宗本(县长)和萨迦宗本,主持维修过著名的萨迦寺。1952年,他进入西藏军区地方干部学校教授高级班藏语语法。1954年到民族出版社藏文室,是《藏汉大辞典》的副主编。

刘立千,汉族,著名藏学家。1930年考入川康平民银行工作,后辞职到藏区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学习各派教法。其著作和译著有《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印藏佛教史》及《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传》等。1949年投笔从戎,1950年随解放军进入拉萨,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战部、宣传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工作, 1955年任国务院翻译局藏文处副主任,1956年6月调任中央民委翻译局藏文处任副处长,1958年5月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

黄明信,汉族,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本来可以出国留学,但他却选择到甘肃拉卜楞寺“留学”,学习藏文、研习藏传佛教长达8年之久,考取了拉然巴(lha ramspa)格西学位(这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谈判过程中,他担任中央代表李维汉的翻译。调入参事室工作之后,他连任第一至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文翻译组负责人。

萨空了还以自己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陆续从各个行业挖掘了一批人才。如曾任《新华日报》太行版、新华通讯社太行分社记者的郝纯一(后来担任《民族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萨一佛(我国著名的装帧设计大师,建社时来到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出版界的第一个国际大奖——获得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书籍装帧设计金质奖章”的《五体清文鉴》,就由他担任设计)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翻译妙计“挖”、“创”、“借”

新中国的民族翻译出版事业遇到的首要难题,是新词术语的翻译问题。由于旧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落后,很多代表新社会、新生活的词语,少数民族语言中根本没有。因此,只有构建民族语言全新的话语体系,才能实现与各民族的对话和沟通,将代表新社会的新词语带进少数民族的新生活,以开创并发展全新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

民族出版社成立后长期担任社领导的李鸿范,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翻译出版工作:“在藏语里‘人民’、‘民主’、‘社会’、‘封建’、‘解放’、‘工业’、‘劳动’、‘生产’等词,都是前所未有的新词,是解放后才产生的。”

民族出版社现任总编民文终审助理的普日科在对藏文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版的译文进行研究时,揭开了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创业维艰的冰山一角。从藏文翻译《共同纲领》的第一条开始,就困难重重。旧藏文中没有表示现代意义的“工人”的词,只有两个意思相近的词:一个叫“索沃”(bzobo),一个叫“索巴”(bzopa)。“索沃”主要指修建寺庙、塑造佛像和绘制唐卡的手艺人(工匠),“索巴”主要指一般的工匠,而且多数情况下专指“裁缝”。也没有“阶级”一词,旧西藏用“高低贵贱”划分不同人的等次,有高贵的人、贱人和不贵不贱的人。

对此,老一辈民族出版人创造了“挖”、“创”、“借”的翻译方法——利用本民族原有词汇延伸其含义使用、利用本民族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借用外来语词汇。比如藏文翻译,翻译者通过为“索巴”(bzopa)这一固有词汇增加新的涵义,挖掘改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一词。“阶级”一词根据藏族聚会时一排席地而坐的传统习俗,其中的座位叫“哲”,前后顺序叫“仁”,新造了藏文“哲仁”(gralrim),即“阶级”一词。而关于“人民”一词的翻译,从参事室时期就成为各界专家、学者所研究和讨论的重点词汇之一,一直到中国第一部藏文版宪法出炉才有了定论。

老社长萨空了针对新词术语在翻译界长期存在“音译”、“意译”及“信、达、雅”等争论,提出了“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的原则,即在语义、逻辑风格等方面忠实于原文,翻译过来的文字要群众化,使民族读者能看得懂,能像读原著一样受到感染教育。他在为民族出版社成立 30 周年题词中概括曰 :“译事要求‘信、达、雅’,历代先贤早证明。民族差别由此辨,万载千年始形成。”

 

出书越多,亏损越大,贡献越大

老社长萨空了在一次大会上说:“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工作做得越好。”这句话引起了全场听众的会心一笑。

这并非笑话。从建社之初到近年的公益性改革,它始终是民族出版人的办社理念和准则:一切为了读者,一切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服务。萨空了在民文图书定价问题上还提出了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是民文图书定价不能高于汉文图书,二是民文图书定价只能略高于纸张成本,民文出版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这充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读者的照顾,同时也有利于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60年来,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可圈可点:

马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等马列经典著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

民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是民族出版社的一件大事。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内蒙古、新疆、延边等地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并先后从各民族地方选派多批百余名高水平翻译人员以及校对、打字人员与民族出版社各民文室组成《毛泽东选集》审定小组,开展《毛泽东选集》(包括《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以及单行本)的翻译出版工作。1953年12月,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蒙古文版出版为标志,至1965年9月哈萨克文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完成,历时8年,第一版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终于全部与少数民族读者见面。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载了新书发售时,民族地区万人空巷的场面。1965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蒙古文版在呼和浩特市首发的第一天,天刚破晓,书店门口就排起了购书的长队;藏文版在拉萨发行时,从400里外的当雄牧区来的老牧民拉吉,第一个赶到书店买了一本给他的儿子。

当年藏文版毛选翻译者之一的孔宪岳先生谈及翻译“实事求是”这个词说:“太难了,用藏文怎么翻译呢,大家提出好多种方案,最后选定的是‘由实际存在的事物找出真理’。后来我回藏区,西藏的老百姓会用藏语说‘实事求是’了。”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后来成为民族语文翻译出版的范本,不仅因为其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更在于其对少数民族语文的丰富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红色经典图书。至“文化大革命”前,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及《可爱的中国》、《白毛女》、《鸡毛信》、《三千里江山》等汉文优秀文学作品。在萨空了的倡议下,还出版了大量民族文版的画报、连环画、宣传画。

藏族人民看到印刷精美的藏文画报和书籍时,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叫我们的藏文也翻了身。”很多藏族同胞把印有毛主席像片的画报顶在头上,像对佛像一样尊重和热爱。他们说:“毛主席不光是叫我们的日子好过了,还在画报上告诉我们许多不知道的新事情。”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维吾尔、哈萨克文书刊在新疆往往都供不应求。维吾尔文版《新儿女英雄传》第一次印了两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新华书店立即要求再版。

民文辞书。1953年1月,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字工具书——《维汉俄词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本辞书是作者包尔汉在狱中编写的。1937年,追求进步的包尔汉被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派往苏联当领事,回国后被逮捕,关押在迪化。在狱中,包尔汉遭受重刑,被强迫高举双手连续站立21昼夜。在酷热、黑暗和潮湿的监狱中,包尔汉用火柴梗蘸墨在纸上写了一首维吾尔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泽东》,并开始编纂《维汉俄词典》。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派专人找到了遗失的《维汉俄词典》手稿,交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据庞宝光回忆,民族出版社的汉编室主任梁瓯弟在一次逛故宫的时候,发现了《五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又称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清代官修的满、藏、蒙古、维吾尔、汉5种文字合璧的分类辞书,系我国少数民族辞书史上的巨著,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为出版此书,萨空了直接请示周总理,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出吧,经费你们先垫支,然后向我们报,我批。”经努力,该书很快影印出版,由萨一佛担任设计。1959年,该书获得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金奖。这是新中国民族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国际金奖。萨空了感叹:“我们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没做到的事情。”

曾在藏文室长期从事藏文辞书工作的高炳辰回忆,20世纪50年代民族出版社曾出版藏文辞书7部,除《五体清文鉴》外,1956年出版的《格西曲扎藏文辞典》也非常有影响。民族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了长期的整理与编修,使之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藏文辞书。该书先后重印十余次,印数达到5万余册。

改革开放后,民族出版社出现了辞书出版的繁荣局面。仅藏文室,就先后出版《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四部医典名词解释》、《藏汉大辞典》等辞书。《汉蒙词典》、《朝中词典》、《中朝词典》还实现了民文辞书“走出去”。60年间,民族出版社出版近200种辞书。

民族古籍及民族文化图书。各民族出版人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超前的文化远见,倾注心血,抢救和出版了大量的民族古籍与民族文化类图书。

1950年,民族出版社参与了被维吾尔族人民誉为“照亮人心的月亮”的 《十二木卡姆》的整理出版工作。当时,唯一能够最完整、精确地掌握木卡姆音乐的新疆音乐家吐尔地·阿洪已经年迈,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及以后的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在民族出版社、音乐出版社的积极参与下,他被邀请参加了《十二木卡姆》的录制工作,在录制工作完成仅两个月后,他就含笑离开人间。《十二木卡姆》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厥语大辞典》被世界突厥学界公认为11世纪突厥人的百科全书,该书仅有一部抄本珍藏于伊斯坦布尔图书馆。穆铁义回忆:“1956年,我为出版《突厥语大辞典》一事向社领导写出报告。当时出版社对出版此书也意见纷纭,萨社长在一次会上又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指示一定要出。于是我们将它列入了选题计划。当时正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苏联专家艾德海姆·铁列雪夫闻知此事后表示,‘如果你们要出此书,我可以将我整理的《突厥语大辞典》中语法附加成分的索引供给你们。’我向萨空了同志汇报后,经过他的同意与铁列雪夫签了约稿合同,并预付了他2000元稿费。后来‘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突厥语大辞典》的出版被搁置起来。铁列雪夫准备给我们的索引196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古代突厥语辞典》上刊布了。如果我们1957年出版的话,这一科研成果我们就可以比俄罗斯早10多年刊布!”

1984年,《福乐智慧》拉丁字母转写原文暨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本出版,接着又推出了汉文全译本。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大真说,该书汉文全译本“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维吾尔民族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为我国《福乐智慧》研究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汉文版《福乐智慧》首次印数达13000册,1993年荣获“国家图书奖” ;维吾尔文版首印21000多册,此后多次重印。

1980年以前,《古兰经》均以阿拉伯语出版,后来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及汉文版的《古兰经》,改变了伊斯兰教教义在中国长期以来由阿訇口传身教的状况,受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读者的欢迎,很多地区出现了民族读者以羊换书的情景。

《中国朝鲜族文化史大系》曾因出版资金筹集困难,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时任朝文室主任的李钟万与李哲俊等力主上这一选题。该书出版后,在“东北三省(北京)优秀朝鲜文图书”评选中屡次折桂;2007年,《中国朝鲜族文化史大系》(5种)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民族出版社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格萨尔》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2008年初李长春同志专门就民族出版社承担的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作了批示,2010年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部大型史诗的整理出版,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同时对所谓“毁灭藏族传统文化”的无耻谰言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科普图书。1979年,民族出版社加强了在科普读物方面的选题策划和出版工作。1980年至1981年底,以多种民族文字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简介》、《太阳元素的发现》、《电子计算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科普读物图书。1982年,策划编辑第一套专为民族地区编辑的自然科学普及常识丛书,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亲自将其命名为《自然科学常识丛书》。翌年,该丛书编委会成立。作者包括卞德培、陈天昌、石墨庄、高庄、张清、蔡景峰等著名科学家。1985年,这套丛书隆重推出,对于在各民族地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少数民族的科学进步功不可没。

民族理论与政策图书。改革开放之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多文种《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民族政策讲话》、《李维汉: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等图书多次重印,其中《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印数达20万册。这些书对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影响。民族出版社还以各种民族文字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民族知识读本》、《不断发展我国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进步之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民族政策文献汇编》、、《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等图书。

2009年,民族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民族工作学习文库》(包括《中国边疆民族史简论》、《当代伊斯兰问题》、《新疆历史知识读本》、《新疆民族知识读本》、《新疆文化知识读本》、《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新疆宗教问题读本》),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2009年,《民族工作学习文库》被中宣部评为“促进民族团结重点出版物”60种图书之一。同年,这套文库被翻译成英文、维吾尔文版,在国外读者和我国维吾尔族读者中发行。截至2011年,这套文库已再版5次,累计发行数十万册,成为新疆本地干部和内地援疆干部必读的“枕边书”。

民族学术研究图书。1958年,白寿彝、丁毅民等编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此后,诸多的民族学术研究图书相继出版,形成了品牌规模和优势。代表性的图书如:《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史》、《蒙古族通史》、《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壮族通史》、《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等。

《中国民族史》责任编辑马淑珍在回忆文章中说:“1986年底,当我听到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历史系江应樑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将要定稿付梓,立刻联系作者商定此书出版事宜……我付出全部心血,无论是在工作时间,还是闲暇时间,都在不停地思考,有时从梦中惊醒……在室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全部工作,于1990年10月正式出版。”1991年,该书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西藏历史地位辨》,引用大量翔实的藏、汉文史料和图片, 深入论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紧密关系,有力地批驳了西方反华势力种种不实之词。该书出版后在民族学界影响很大,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2009年7月,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本)364种图书集中在大会上亮相,引起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瞩目,反映了作为东道国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标志着民族问题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

多文种整合图书。21世纪初期,少数民族对民文图书需求增多,而民文图书出版却一度出现品种不足、结构失衡的状况。经过在民族地区的深入调研,社党委提出了“多文种整合出版”的公共文化出版理念,即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少数民族文字同步翻译出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需要的图书,并要求民文翻译图书与汉文蓝本同一版式、同一质量、同一价格,让少数民族读者与汉族读者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于是,数套堪称“拳头产品”的大型丛书相继问世。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是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总印数近70余万册,维吾尔文版再版5次,蒙古文版居蒙古文图书销量排行榜前列。该丛书受到民族小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蒙古族著名化学家博日吉汗·格日勒图手捧该书激动地说:“如果在我小的时候能有这本书读,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托起明天的太阳·民族文版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是我国民文版青少年读物首个系统、成规模的多文种整合出版项目,共207种图书。《民族文版普法丛书》,包括8个系列,522种,并配有音像制品。两个项目2009年获得国家出版资金资助,出版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民委、教育部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举行了“5种民族文字500种图书进千村千校”——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族文版普法书系》、《民族文版青少年素质教育译丛》赠书仪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评价这两个项目说:“民族出版社这次向民族地区1000个乡村和1000所中小学校赠书,充分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服务大众的宗旨,也体现了民族出版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公共服务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代表性。”

《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党史人物传记丛书,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2011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在党史读物出版史上实现了几个“突破”:由民族出版单位与党史人物研究的权威组织机构共同合作进行党史读物的策划、组织及出版;将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记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汉六种文版结集出版;出版前在少数民族读者和专家中进行试读和评审;在出版纸介图书的同时,推出在线电子书、APP应用,还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中心合作,以图书内容为蓝本录制有声读物——《民族先锋》,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广播台及互联网进行发布推广。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结项验收专家组的专家评价,该项目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宣传党史,以图书、数字出版、广播等多媒体传播,更加贴近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更能满足少数民族的视听需求,更易引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群雁高飞头雁领

无疑,民族出版社是民族出版行业的“国家队”和“领头雁”。

民族出版社制定的《翻译汉文图书免付版税办法》、《民文图书计价办法》等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制度、办法被推广到全国民族出版单位;民族出版社提议并筹建了中国版协民族工作委员会,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民族出版社多次组织全国性的民族出版培训班、研讨会,为地方民族新闻出版单位代培人员;总结民族出版经验及规律,为民族出版政策的制定提出意见和建议;还在20世纪50年代创制了民族文字排版、印刷字模,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字排版和印刷的技术升级。

1955年1月,萨空了提议,在《人民画报》民族文版副刊的基础上,成立了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汉6种文字编辑出版的《民族画报》。对外以“民族画报社”的名义联系业务,对内仍为民族出版社的画报编辑室。萨空了在画报社内部会上说:“在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本国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你们要很好地学习,努力工作,要办好画报,为少数民族服务。”

自建社伊始,民族出版社一直承担党和国家重要活动、重要会议和人民来信、来访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特别是翻译少数民族群众来信,出版社的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及时把少数民族群众的诉求向中央领导传递。1955年12月1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与民族出版社合署办公并筹建单独机构。1978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单设办公。

1957年10月,民族出版社创办《民族团结》 (后更名《中国民族》)杂志,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汉六种文字独立编辑内容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并从1958年起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文字翻译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88年,出版民文版《求是文选》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民族文化研究及传播领域的很多期刊的发端或初创都与民族出版社有关,如至今仍在发行的有《中国西藏》、《民族研究》、《民族语文》、《民族文学》、《中国穆斯林》(维吾尔、汉文两种文版)等。

 

向世界展示

我国有30多个民族属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充分发挥跨界民族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优势,积极与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韩国等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扩大中国文化在周边国家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民族出版社用汉、阿拉伯、印尼、英、法等多种文字出版的《中国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前进中的中国穆斯林》等图书,相继发行至39个国家和地区。退休干部马鼐辉回忆说,当时和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建交,为了宣传我国当时穆斯林的生活情况,有针对性地出版了这些图书。这些书以清新的内容和形式让国外读者了解了新中国的宗教状况,了解了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时期,民族出版社还参与接待了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访问活动。1958至1961年间,民族出版社赠送苏联国家图书馆《十年民族工作成就》、《毛泽东选集》 (哈萨克文)等22种书籍。1961年,民族出版社与苏联、越南、朝鲜等国家的相关机构直接交换部分书刊。《人民画报》朝鲜文版在朝鲜发行量最多时达1万多册。

多年来,民族出版社发挥多文种出版的优势加强与国外,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朝词典》、《汉蒙词典》等多种权威工具书的版权分别转让至朝鲜和蒙古国。为庆祝中巴建交55周年,与巴基斯坦合作出版大型画册《秘境之旅·巴基斯坦》,受到中巴两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誉。《中国读本》、《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及《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丛书》等反映中华文化的图书先后实现哈萨克文版(西里尔文)及英文版版权的输出,其中《当代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被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该书首发式于国际宗教社会学第32届会议期间在芬兰图尔库举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卡贝斯女士高度评价民族出版社:通过图书出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所作的努力,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事业与家园

很多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对民族出版社都有类似的描述:“领导与职工之间,亲如兄弟姐妹,一律平等。社领导无特殊化,广大职工或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不例外,都亲切地叫名字‘伯理同志’、‘鸿范同志’、‘德林同志’、‘任英同志’等,很少称呼他们为‘社长’、‘总编辑’、‘局长’、‘处长’。因而,上下级关系很融洽,和睦相爱、尊重可亲,领导平易近人,下级愿意亲近领导,愿意与领导谈心说实话。”

民族出版社从建社之初起,各民族专家、学者、普通职工,甚至邻里之间,不分民族,不管来自五湖四海,团结亲密如同一家。老干部崔龙星回忆说: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忠于职守,富有奉献精神,为了赶出书任务,把办公室,把印刷厂当成自己的家,熬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

参与过我国《元史》的蒙古文版翻译工作的阿拉坦·巴根,新中国成立后,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对工作过于投入,他患上心脏病而自己毫无所知,一天工作时突感不适,住院后就永远告别了他所热爱的民族出版事业。他提交入党申请书多年,去世后经国家民委党组批准,民族出版社社党委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族出版社虽然按民族语言分为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汉文室,但在工作中各族员工却丝毫没有民族、语言的界限,每个民文室也都有过不同民族的同志一起共事的经历。藏文室主任达多常常自豪地说,藏文室的发展是藏汉民族一家亲的最好历史见证。从参事室藏文组时期开始,就有汉族藏学家黄明信的加入,后来又有刘立千、温存智、郭和卿、王承昆、高炳辰、孔宪岳、张诗昆、杨迦森等一大批汉族同志,还有纳西族学者喜饶朗达,他们不仅为藏文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人还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成为一代大家。藏学名家刘立千,退休后将他在成都的三居室住房及其所有的著作、译著、文集的著作权及其稿费无偿捐赠给民族出版社。郭和卿,汉族,20世纪60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退职”在家,仍毫无抱怨地翻译、审读稿件。尽管他的家庭生活困难,临终之际,他将自己长期保存的10余两黄金用以装饰其恩师的塑像,以及节省下来的一点钱捐赠给民族出版社藏文室,用作藏族文化发展基金。张诗昆,汉族,临终前,亲人们用汉语唤他不醒,而藏文室的同志用藏语问候他,他竟点头示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老一代民族出版人已步入晚年。他们在新中国民族出版事业开创之初所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当时告别家乡来到北京,有的在为民族出版事业的开创做出贡献后因对家乡的眷恋调回民族地区。在北京安家落户的老一代民族出版人,因工作繁忙、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多种原因,很少有机会再回家。

辉煌事业有接力,绵延薪火再相传。通过老编辑传、帮、带,民族出版社的一代代年轻人不断进步成长。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在民族出版人的努力与坚守中,民族出版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宣传阵地、民族文字国家出版基地、民族出版研究中心和中国多元文化对外展示窗口。

60年翻译出版路,每一代民族出版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担当。纵然历经艰辛,他们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在困难与挑战面前,新一代民族出版人将坚守民族出版阵地,将老一代民族出版人勇于开拓、忘我奉献、团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新的智慧与动力。

民族翻译出版事业一定会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 (责编 梁黎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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