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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上的红飘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梁艳菊 2017-01-17 07:08

摄影:闫珉20160817文艺会演-天桥艺术中心《彝红》760D-0108.jpg

歌剧《彝红》剧照    闫珉/摄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语重心长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壮举,是一部气吞山河的民族史诗。她是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脚步和鲜血镌刻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座丰碑,她就像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飘带为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后代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在二万五千里的漫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经过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宁夏、河南、湖北、甘肃、新疆、陕西等15个省区的彝、苗、瑶、壮、布依、水、仡佬、土家、侗、纳西、白、藏、羌、裕固、回、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战胜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完成了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长征极大地深化了党对民族问题基本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为党更加自觉地制定和实施促进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少数民族群众在红军长征这一永垂史册的壮举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们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将作为长征中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给人以启迪、鼓舞和鞭策。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的胜利凝聚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心血,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更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34年10月10日,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共计8.6万人从福建省长汀、宁化和江西省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开始不久,红军便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为躲避自然灾害和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见的高山顶上,几乎与世隔绝,加之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缺乏了解,因此对红军产生了恐惧、戒备甚至敌视的心理。面对民族隔阂、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党充分相信和依靠各民族群众,创造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正确民族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诽谤造成的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误解,少数民族对红军从惧怕躲避、物资封锁甚至武力袭扰,转变为无私无畏、倾其所有地支援帮助,纷纷加入红军、跟党走,确保了长征伟大胜利,使其成为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

长征时期,是党和少数民族接触最广泛、了解最深入的时期,也是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时期。

“举起结盟酒,豪气冲牛斗。

危难担大义,生死誓同仇。

丹心照日月,碧血写春秋。

敢为英雄事,彝人自风流。”

这是刘伯承元帅回想当年“彝海结盟”一幕的诗作。 1935年5月22日,在四川凉山美丽的彝海边,红军长征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为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痴梦,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璀璨的一页,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民族团结之歌。“彝海结盟”在凉山建立了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留下了一面“中国工农红军沽基彝民支队”的旗帜。红军北上离开凉山后,果基小叶丹被谋害。为实现丈夫对红军的承诺,果基夫人将这面浸染着彝汉人民鲜血的旗帜缝在自己的百褶裙里,四处躲避国民党的追杀。1950年,她亲手将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这面凝聚着红军和彝族人民深厚情谊,记载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实践,见证凉山彝族对中国革命重大贡献的旗帜,一直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彝海结盟”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形成开创了成功的范例,是党史、军史、革命史和民族团结史上的辉煌篇章。


凉山纪念红军长征暨“彝海结盟”80周年.jpg

凉山彝族自治州纪念红军长征暨“彝海结盟”80周年


“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陆续北上。7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与著名藏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分别前,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并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的话,将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活佛还掩护和安置了红军在甘孜一带留下的200多名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多月后,绝大部分伤病员得到恢复,格达活佛又通过自己的关系,将他们陆续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北上抗日。

少数民族群众为红军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救伤员,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做出了宝贵贡献。在贵州,中央红军在渡乌江时,当地苗族群众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使红军全部人马在7天7夜里顺利渡过乌江;红军准备西渡北盘江时,镇宁布依族老人王风昌带领20多个布依族青年前来帮助搭桥,使红军顺利渡江;红军强渡金沙江时,在波涛翻滚的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仅仅依靠36名汉、彝、傣族船工和6只木船,经过9天9夜,未伤一人一马,几万将士迅速渡过天堑;在云南,红军攻打会泽时,少数民族群众帮助喊话劝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红军当向导的纳西族群众,仅丽江就有70多人;在四川,甘孜县就有100多人为红四方面军当向导和翻译;道孚县有近50人长期为红军当向导和翻译,其中许多人在北上途中牺牲。红军在撤离康北藏区时,仅在甘孜、道孚、炉霍就有伤病员3000多人,被托付给当地群众照顾。

红军在行军途中,所经地区往往人烟稀少、粮食奇缺。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许多地区的各族群众纷纷为红军筹粮。据有关资料统计,当年红军途经阿坝地区的16个月中,各族群众帮助红军共筹粮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约20万头,还为红军筹集了一大批畜皮、牛羊毛及盐巴等物资。甘南地区进步藏族土司杨积庆,为红军提供了粮仓内的几百石粮食。在甘孜藏区,红军先后有10多万人在这里得到了休整,损耗的兵员得以补充。仅有100名喇嘛的白利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达7000余斤。当时仅有3万人的丹巴县,在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就为红军筹粮34万斤。丹巴县巴底乡藏族农民格达一先,把家中仅有的玉米馍和留作种子的1.5公斤二季豆毫无保留地送给红军,又用自家种植的麻为红军织了15双草鞋。博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了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共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

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踊跃参军,浴血奋战。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中补充的兵源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出现了“苗族排”“彝族连”“回民连”。各地涌现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夫妻、弟兄甚至全家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

红二、六军团是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的,由于这里聚居着许多土家、苗、白、回等少数民族群众,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毅然随军长征。据不完全统计,仅湘西的龙山、宝靖、慈利三县就有1.09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在大凉山的冕宁县、越西县有1400多名各族青年加入红军;在阿坝地区茂县和金川县参军的各族青年达1000多人。在长征途中,仅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三省就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在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群众参加红军的达5000多人。据黔西县党史办1985年对红军活动情况进行普查统计,全县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男女达2000人;毕节县也有1004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四川至少有4.5万人参加了红军,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如现属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就在5000名以上,只有2万多人的茂县就有1000多羌族群众参加了红军,茂汶县甘堡区参军的藏、汉族青年有200多人;丹巴县巴底乡随红军北上的也有270人。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也是人心向背的较量。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下,红军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巧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历史奇迹。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军民团结的胜利,也是民族团结的伟大胜利。各民族团结在党和红军的周围,汇集起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强大合力,昭示民族团结之力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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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海结盟纪念碑


长征是宣传队,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打开地图我们看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这里正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的时间占了整个长征路途的三分之一,红四方面军则有近五分之四的时间在这些地区走过。红军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传播和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可谓历时最长、区域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思想在民族地区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和广泛的传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从此深植各民族心中。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白面瑶寨山坡上有一块指向天空、形似龙舌的岩石,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军岩”。这块岩石上,留有“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的标语。这条80年前红军长征经过此地留下的标语,再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历史。

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多将士在湘江战役后,分三路翻越老山界进入龙胜。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红三军团四师首长在白面瑶寨与曾参加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瑶族群众开了一个座谈会,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民族政策。为鼓励瑶胞继续革命,红军还送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并在这块岩石上留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的标语。

龙胜是红军长征较早进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我党民族政策较早实践的地区。1934年11月,红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瑶苗民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制定了《对苗瑶族民的口号》共13条。这是红军长征中关于民族工作的第一个文件。文件强调“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要求官兵们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努力“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这些主张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充分准备。进入龙胜后,红军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民族友谊。这是我党民族政策初期的成功实践。

红军每经过一处少数民族地区,都会根据当地不同的民族特点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比如,在贵州时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在藏区宣告,境内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回族聚居区宣告,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对回族的压迫剥削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坚持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宣布回族的事由回族群众自己管理。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建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占领四川西部的冕宁县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以他的名义签发的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这份只有156个字的布告中,不仅首次出现了“万里长征”的提法,更重要的是,它以六字一句、押韵上口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红军的宗旨纪律,既便于彝族群众正确了解共产党和红军,也有助于这些内容的广泛传播和扩大影响。

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强调,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内蒙古区域内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的自由。”

为尽快消除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红军还郑重主张废除过去官方文告中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歧视性称呼,一律改用平等的称谓,如将“猺”“狪”“獞”等改为“瑶”“侗”“僮”(壮)”,体现了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尊重。

在红军长征途中,党还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 《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 《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回区十要十不要》等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和文告。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足以说明党和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体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长征中,各路红军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前,都有针对性地对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要求红军将士严格遵守纪律,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1935年5月,红军进入云南、四川藏族聚居区,首先派人调查当地藏民的风俗、语言、宗教、禁忌、人口、经济等情况,整理编成《情况通报》供各部队参考。同时规定,部队要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不得进入喇嘛寺院,不动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龛、香炉等,不准毁坏藏族群众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插在房顶、寨边、山上的经幡。1936年4月17日,红军途经西康甘孜县时以总政治部名义布告:“中国抗日红军为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贺龙、关向应等将领叮嘱部队尊重藏族群众的信教自由。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甘孜特颁发布告说:“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 红一方面军在进入回族聚居区前,尽管当时红军的食品非常匮乏,但出于对回族风俗习惯的尊重,要求部队把非清真的食品一律处理掉了。这些政策纪律的颁布实施,在妥善处理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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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


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是尊重少数民族群众。1935年5月,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发布《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明确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授。”同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提高康藏民众的文化,运用康藏自己的语言文字设立学校”的要求。在回族聚居区,红军提出“尊重回文,发展回民教育”等口号,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内容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通俗的歌谣来唱。这与国民党政府歧视少数民族语文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团结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1935年4月,中央红军第三军团长征经过镇宁县弄染村。当地布依族首领名叫陆瑞光,由于当年国民党军阀争权夺利,拉夫抓兵,派款要粮,抢牛夺马,民不聊生,怨声四起,他组织各族群众起来反抗,深得族人们的拥戴。红军到达弄染时,陆瑞光不知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带着弟兄们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得知红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陆瑞光十分佩服。他迎接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到家中,并杀猪、煮饭招待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省的炉霍、甘孜等县,与甘南的德格土司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优待国民党政府派赴甘孜等地活动的所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诺那呼克图,并礼送出境,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影响很大。红30军在西康绒坝岔地区战斗中俘虏了叶巴(土司头人下面管军事的官员)夏格刀登,对他耐心作争取工作,同他签订了“和约”,还请他到“波巴依得瓦”政府工作。所有这些,都大大改善了红军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民族政策身体力行,亲自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各族人民留下了许多美好动人的回忆。1934年底,毛泽东在贵州剑河县遇到一位因饥寒交迫倒在路旁的苗族老人,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毛线衣和有限的粮食送给了老人。中共中央纵队进驻黎平草坪村时,朱德住在侗族老人石大爷家中。他亲切地向老人嘘寒问暖,像摆家常一样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介绍红军是各族人民的队伍,和侗族是一家人。老人逢人便说:“红军这样看得起我们侗家,真是侗家的知心人”。1936年5月,贺龙亲临云南省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向藏族僧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赠送“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红绸锦幛一幅,还与藏民一起参加了“跳神”活动。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经过红军的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深入人心,不断被各族同胞所接受,打破了反动统治者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与衷心拥护,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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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群众欢送红军北上抗日


长征是播种机,点燃了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号召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和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此融入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

红军采取贴布告和标语、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和座谈会、文艺演出等形式,播撒革命的种子,宣传红军的主张,讲解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根源以及翻身求解放的途径,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认识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他们的救星。

1934年12月9日深夜,广西龙胜县龙坪大寨的一间木楼突然起火,火借风势,大半个侗寨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迅速来到寨子中央,亲自指挥红军战士救火,保护了寨中清朝嘉庆年间建成的鼓楼和100多户民房。当晚,红军保卫人员抓获了3名国民党纵火分子。第二天,红军在寨上的一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纵火分子,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宣传红军及我党的政策,并发放救济款接济受损失的群众。群众明白了事情真相,了解了红军,认识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的不同。于是,群众开始积极帮助红军,当向导、做挑夫,许多青壮年还加入了红军。为纪念这段历史,后来当地群众就把“杨氏鼓楼”改称为“红军楼”,审判国民党纵火特务的祠堂也被称为“审敌堂”。

党在《告康藏民众革命的斗争纲领》中明确指出,“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游击队、自卫队、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为此,红军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大量物品送给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立自卫组织,如各种游击队、民族自卫队、独立团及各种抗捐军、农民协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红军离开后,少数民族武装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配合了红军北上,并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广西龙胜县庖田寨的侗族聚居区,开展了土地革命。侗族人民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红军为民除害,打倒土豪劣绅,枪毙恶霸地主石安玉,开仓救济穷苦老百姓,苦难的侗家扬眉吐气庆翻身,像鱼仔找到了宝葫芦,又像鸡仔找到了母亲,不怕老鹰来欺凌”。

在贵州,1935年1月,中央红军帮助苗族群众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还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红三军团在黔东收编了当地土家族、苗族武装“神兵”,建立了5个独立团、10个游击队约5000多人的武装。

在四川,红军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比如大凉山地区的彝汉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羌族工农兵苏维埃等。同时成立少数民族武装,在四川冕宁帮助建立了彝族人民红军沽基大队和抗捐军。1935年夏,红军帮助四川地区的羌族群众成立了由贫苦农民、妇女、自卫武装组织的“临时土地委员会”或“分田委员会”,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归贫苦农民”。同时宣布彻底废除反动统治者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和高利贷剥削,烧毁租佃契约。

在川康地区,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一年里,红军在藏区建立的民族自治政权主要有:1935年在川西北小金、阿坝 、卓斯甲(壤塘)等地区建立的藏民苏维埃,以及在丹巴县崇化县建立了苏维埃;1936年春又在康北甘孜、泰宁(乾宁)、道孚县等地区建立了博巴自治政府。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还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红军大金省军区还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多人的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和番民骑兵连、回族独立连。

在陕甘宁地区,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帮助建立了一支由回汉群众参加的游击队。红四方面军在临潭组织了由各族民众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甘肃第二路军”等地方武装。1936年5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迎接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开始“西征”,占领甘宁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的回族聚居区。在此过程中,红一军团在宁夏成立了回族工作团,红十五军团建立了回族独立师。红军在甘南撒下的革命火种,引发了当地民族人士的革命斗争,1943年爆发了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时至今日在甘南民间仍不断流传着有关这段时期的红色历史故事。

1936年8月,党中央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赴豫旺堡、同心城,负责豫海回族自治政府成立筹备工作。同年10月20日,豫海县回族自治政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尝试,该地区的回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红二方面军进入宁夏后,回民兄弟给红军送水、送茶、送菜,积极筹粮,把黄米、土豆、牛肉送给红军。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红军到宁夏,如同到了家。”

红军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的革命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还家”的愿望,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众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红军帮助建立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是一支保卫红军政权、维护地方治安、打击地方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这些武装有的跟随主力红军北上,成为红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深入西部边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近距离与少数民族发生直接而广泛的联系,通过与长征沿线少数民族的频繁接触和广泛联系,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及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并在长征期间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续写新的长征篇章。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中华民族才能拥有强大民族凝聚力,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坚定信心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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