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近年来涉藏纪录片在数量增多的同时，制作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近日，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纪录片《极地》之后，又播放了《香巴拉深处》。与更早前播放过的如《第三极》等纪录片相比，我们会发现这类片子一些共通的特征：作品的制作公司都有海外市场的抱负和预期，都追求一种全球共享的“文化多样性”表述与国内“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或“文化自觉”的文化建设方案的耦合。此外，这类作品的主创都参与过全国热播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制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都经历了制作观念和市场的洗礼，找到了一条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纪录片生产流程。

《香巴拉深处》聚焦中国四川西部地区——这里是中国第二大藏区、康巴文化的核心区，也是连接内地和西藏的重要通道。作品选取“香巴拉”这一藏文化符号作为题目，对川西独特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进行了精细刻画，韵味绵长。这里有多个世居民族生活，森林、雪山、冰川、峡谷、草原多种景观并存，动植物种类丰富，属于国内自驾游的黄金路线。本片取法于《舌尖上的中国》，通过故事化的叙述方式，记录了这块土地上各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涉及人与自然、文化传承、宗教信仰、民族交往等不同的主题。

“香巴拉”的文化资本来自藏族文化，《香巴拉深处》的影像语言很像是某种西藏影像的翻版，尤其是在《第三极》《极地》等播放之后，更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所以，在观看《香巴拉深处》这部纪录片时，那些超凡脱俗的影像会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比如，制藏香、绘坛城的故事和细节，在诸如《第三极》等其他纪录片中也可以看到。通常，这些纪录片都拥有精英团队和充足资金，其创作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流程，多个调研小组、多个摄制小组协同作战。作品的每集都由几个小故事按照一定的主题排列，从结构上可以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影子。这些作品都是跨年大制作，加上是在高海拔地区拍摄，创下了数个全国或全球之最。关键还在于，此类影像在观众群里从来没有遭遇过“审美疲劳”，说明这种集约化制作方式仍旧有效。因此，从创作者的角度看，如何彰显与其他作品的“异质性”，反倒成了突出的难题。《香巴拉深处》的主创闫大众和颜占领，曾分别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执行总导演和《第三极》的总制片人。过往的成功制作难免会带来路径依赖，对他们来说，如何避免题材、叙事方式和结构、画面故事甚至情感结构的雷同或重复，是很大的挑战。

首先，片子需在四川藏区内寻找全国通晓并能接受的“象征资本”，用以提挈全篇。而目前这块土地上最大的IP就是“香巴拉”。“香巴拉”是藏语词，更加通俗流行的是英文译词“香格里拉”。这个词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世界对藏文化长期“他者化”想象的结果。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上世纪初于川、滇、康等地考察，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文介绍此地，向当时的西方人打开了眺望“香格里拉”的窗口，激发从未到过此地的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创作了《消失的地平线》，一举成就“香格里拉”的美名，更令“香格里拉”一词在西方家喻户晓。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南民族地区从发展旅游业出发，把“香格里拉”以及洛克本人在西南的行迹作为文化资本大加挖掘，引发川、滇各地纷纷抢注“香格里拉”的命名权。2002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拔得头筹，首先宣布改名为“香格里拉县（市）”。随即四川把稻城日瓦乡改名为“香格里拉乡（镇）”，2005年四川乡城县桑披镇也更名为“香巴拉镇”。

“香格里拉”（香巴拉）这一文化资本符号被钩沉并经营，顺应了转型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赋予这块土地上原本堙没无闻的景观和历史文化以新能量，激起全球游客的极大热情。本纪录片以此为名，是整个社会文化生产的需要。“香巴拉”的本义是用宗教精神追求和寻找的一片净土，在当代世界的文化语境里，无疑具有东方主义色彩。国内争抢“香巴拉”（香格里拉）的命名权，本身就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文化景观。

需要提出的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藏族文化在当代东西方人精神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如何摒弃“东方主义”，恐怕只能在对“香巴拉”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对症下药才可以实现。而从《香巴拉深处》中可以看出，影片很是下了一番功夫，让“香巴拉”最后呈现出了别样的内涵和意义。

为挖掘与发现“香巴拉”的惊人之美，这部片子采用4K超高清的拍摄设备、无人机拍摄以及远程控制拍摄等多种组合拍摄方式，目的是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这种4K级别的分辨率实现了电影级的画质。当然，技术领先并没有解决“香巴拉”这一文化符号自带的西方视角，反而，先进技术背后更容易隐藏作品的文化意识，尤其对于“香巴拉”这一题材。人们可以利用此技术设备将“香巴拉”展现得更纤毫毕现，但这种技术升级反而有可能使人忽略文化表述的升级。如果“香巴拉”的形象本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建构，那么，我们在新时代如何改造它的先天缺陷，使它成为更具有实践性的文化生产？这考验着创作者的胆识，也考验着观众的解读能力。

《香巴拉深处》首先确立了散文化的叙述方法，这种不疾不徐的叙事形散神不散，通过散点透视，最后描绘出“香巴拉”超凡脱俗的和谐自然美景，也揭示出“香巴拉”的自然美景与文化遗存对于当代中国甚至世界的启示。如第三集《秘境》中，年轻的昆虫专家王正阳讲述了香巴拉的生态多样性，这种生态多样性成为本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匹配，两者相得益彰。而文化多样性的外部体制依托，也在不经意间娓娓道来。影片并没有屏蔽外在的社会约束与规定，把“香巴拉”刻画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外界与本地人士交叉作为叙事的聚焦者或讲述者，人类学的客位与主位叙说也交替进行，这一点和其他同类题材纪录片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生活在“香巴拉”的古老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复数。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文化生产的意义上非同小可，因为它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彻底摆脱了历史上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桎梏。除了藏、彝、傈僳、羌等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生长，更有汉族和国际人士的频繁出现。如此，“香巴拉”也挣脱藏文化的原本属性，而指向了一种新的含义。川西历来是各民族交融的地区，在近代史上更是各民族交汇的热点地区。《香巴拉深处》虽然没有将此地域文化作为讲述的重点，但叙事中仍然时有点缀，少数民族群众说汉语或四川方言的比率不低，即是明证。第四集《相遇》中那个汉藏婚配的男主角的家族寻根故事背后，其实就隐约折射出了川西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的光影。

《香巴拉深处》在每集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既明确了人与自然、文化传承、宗教信仰、民族相处等大主题，如大美的风光、奇异的民俗、简单的生活等，又没有被藏区刻板印象所束缚。纪录片不断传递的科普、国情教育、生态环保、社会治理、考古、非遗等社会知识和信息，使得“香巴拉”成为具有时代性的多维时空概念。“香巴拉”的奇人奇事在被展示时，常常不露痕迹地带出相关人、事的现实文化背景，尤其是政策背景，破除了“香巴拉”作为世外桃源的虚无。散文化的旁白冲淡着影片的外宣动机，但谁都能看出来，影片已经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纪录片的叙事方式。

当然，在《香巴拉深处》还会发现其文化表述的模糊性。如果没有清醒的文化自觉，“香巴拉”的符号便会显露出暧昧。如第一集《乐园》里，藏族女孩泽仁拉姆被媒体看中，担任摄影作品的模特。这个故事在所属序列中，原来是为了讲述人物与家园间扯不断的醇厚亲情。因此，泽仁拉姆反复被问到如果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发展，会不会回来等问题。因此，在泽仁拉姆作为模特被拍摄的过程中，还透露出陈旧的东方主义式的“看”与“被看”关系。泽仁拉姆的形象常被选出作为本片的宣传广告，也体现出这种根深蒂固的表现视野和美学观。

第五集《心愿》中，讲述了一位景区规划师的故事。她随乡干部一起调研，在尊重藏民意愿和自己的规划理念之间徘徊，最后惊诧地发现有些藏民对保存自己文化传统并不在意，甚至还向往汉族民居样式，以图尽快致富。所以她的规划理念开始并没有得到藏民的认同，她的工作伦理受到了现实的挑战。这是一个两难，但这正是这个时代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新问题。如何改变现实并创造未来？影片中女规划师的规划思路并没有明确说明，似乎只是表达了对现有开发无序和无目标的不满，但在商业与政策的交汇点上，又找不到可参照的先例。在反对景区民居千篇一律的前提下，是保持景区建筑的协调统一，还是严守传统？在这块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景区女规划师的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被凸显了出来——她个人更需要获得面向未来的文化方案的启迪。

当代的“香巴拉”，确实需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去重新“规划”。

当然，在纪录片里的一些故事中，有时仍让人感觉到挥之不去的“东方主义”的影子。比如那位推广蔓越莓的奈特博士的形象就有点被莫名其妙地拔高，而民歌搜集者热西才让旦的事迹则有着明显的摆拍痕迹，这都与“香巴拉”一词自身携带的文化表述积习有关。当地理上的遥不可及被不断延伸的公路铁路和互联网所打破，借由这份现代都市人群对于“香巴拉”的向往和敬畏，“香巴拉”的文化想象也越来越需要寻找新的方向和形式。“香巴拉”这个含义复杂的文化符号的确可以利用，但前提是文化生产者必须具有“文化自觉”。从《香巴拉深处》看来，其社会文化效益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只要未来的规划师们不断提高文化自觉，久久为功，驰而不息，一定会助力这片土地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责编  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