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新貌

　　阅读即是一种相遇。我相信，读者与羌族同胞相互凝视的目光，能将折叠在影像中的时间重新在书中展开，并会穿越远古与我们民族的历史相连。在2018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羌族影像志：从叠溪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中，庄学本与徐献拍摄的羌地影像和记录文字交错并置，让有心的读者能去缝合近一个世纪的时差，在时间中去重构一个民族的前世今生。

　　1933年8月25日的下午，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的茂县叠溪发生了7.5 级大地震，震感远至加拿大的多伦多。14天后，南京国民政府收到四川省政府的灾情电文，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30余里、东西约50里，松平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松城情形尚不明了，人民伤亡财产损失为数极巨，全屯均受波及，房屋墙垣道路桥梁破坏甚多，实空前未有之奇祸，请转电恳发款赈济等由……

　　75年后，2008 年5月12日的下午，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的汶川县发生里氏8.0 级大地震,一时山崩地裂，房屋山体倒塌。10小时后，新华社发出电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四川成都，赶往地震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工作。晚上10时许，微微细雨中，温家宝前往都江堰市灾情严重的中医院和聚源镇中学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当了解到学校有上百学生被埋在废墟下，总理痛心地说，我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来了，人命关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难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

　　两次大地震，不同的时代，面对的是国家不同的态度。

　　两次大地震，震中都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藏羌之地。

　　“羌”这个民族，也因后一场大地震而举世瞩目。

　　如果把时间回溯到汶川大地震前，羌族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一定是比较陌生的；如果再把时间回溯到叠溪大地震前，羌族在大多国人的心目中就不仅仅是陌生，而几乎是一块“白地”。

　　但是，在前一个世纪末上一个世纪初，中国正经历世纪之交的阵痛。此时，一批沿长江溯流进入岷江上游的西方探险家与传教士，用他们的见闻和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术，把“羌”这一民族曝光于世界。这是这一族群与外部世界最初的相遇。

　　现在我们能看见最早的羌地照片，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伊莎贝拉·伯德·毕肖普拍摄的。1898 年她从灌县经汶川、理县、米亚罗到达马尔康的梭磨。她的照片《汶川的竹索吊桥》《古朴的碉楼》及《远观梭磨的景致》像一幅幅英国的石版画，大概这位浪漫的探险家是把中国西部的景观移情于英伦了。某美国作家写了一篇《毕肖普女士长江之旅：西方人从未到达的地方》，刊发在1900 年第9期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是西方人文地理主流媒体第一次介绍涉及四川羌区的文字与影像。有意思的是，伊莎贝拉·伯德·毕肖普在她回国后出版的《1898 ：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有描述她在汶川县城等待衙门官吏抄写护照时的情景：“围观的人群开始争执说，这个女人穿着贫民的棉布衣装，身上又没有配戴珠宝，她到底应是个什么官呢？”这位年近七旬的西方女人，就是这样以“被看”的方式与东方相遇的。

　　另一位要说到的英国人是托马斯·陶然士牧师。1895 年，24岁的陶然士受内地会的派遣到成都，开始在四川教区传教。1916 年他在边地传教时遇见了居住在岷江上游河谷与山地的羌人，陶然士对他们的信仰和用石头砌成的羌房与碉楼深为着迷。随后每年的夏季，陶然士就会进入羌地传教，还在龙溪乡东门外修建了羌区的第一座教堂。他为羌民提供优质公牛和公鸡来改善家畜品种，赢得羌民的好感和尊重。陶然士认为羌人崇尚白石，在高山的树丛中搭建祭坛摆放白石来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古代闪米特人的高地崇拜。他试图改写羌人的历史，认为羌人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公元前2700 年亚述人攻占了以色列，有10个部落被亚述征服者流放。他们穿过伊拉克、阿富汗和中国的南方，羌人即是其中一支的遗族。陶然士还写有《中国最早的传教者：古代“以色列人”》在伦敦出版。无疑，这种并不太准确的论断更多的始于陶然士的宗教情结。每到冬季，陶牧师都要邀请羌人信众到他成都的家中读《圣经》，讨论他们和旧约类似的祭祀如何在新约中得到解释。陶牧师不仅把羌民带出了岷江河谷的山寨，还把他们的历史带向了更为遥远的西亚。这种心灵的相遇虽然始于信仰，但也为羌民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门。

　　1934 年4月23 日，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餐桌上，邂逅了陶然士老人。

　　这位来访的年轻人叫庄学本，命运注定了他用萌动的青春与执着的生命去开启国人认识“羌”这块“白地”的另一种例外。

　　庄学本原打算随国民政府组织的专使行署去西藏，专使却以其身份来路不明拒绝他随行。他在呈情无望孤身滞留旅社时写道：“乌云笼罩着，听着雷声的震怒，听着雨点打在树叶上肃隆隆，檐头上的水潺潺的流下；同时联想起本身处境的孤零，一切的思潮多涌起来了，念想着环境的困难，国事的绝望，愈觉非努力奋斗不可。”一周后，庄学本与他的嘉戎向导索朗仁青和两位随行返乡的喇嘛离开成都，开始了他个人的西部边地考察之旅。他由灌县经理县、马尔康、阿坝进青海的果洛，又由松潘、茂县、汶川返回成都，历时6个月。这位年仅24岁的沙龙摄影爱好者，在边疆危机与科学主义的驱策下，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这段考察经历，无疑是他人生的一次洗礼。

　　庄学本与羌族人的相遇，和西方探险家的猎奇以及传教士的布道显然是不一样的。庄学本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我们如以20世纪的新眼光，去观察尚未开化的旧同胞，以其‘披发衣皮’‘膻食幕居’，自觉其野蛮可怕。然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属大谬。”庄学本就是以这种自觉，把他相遇的“他者”看成“隔离较远的兄弟”。

　　1917 年，一个叫西德尼·戴维·甘博的美国社会学家进入羌地考察，其路线与庄学本差不多重叠。他拍摄的照片《坐在桌前的两个包头帕的羌族男人》，那种陌生与警惕的目光，在庄学本的镜头里是看不见的。如果说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面孔能够显现出这一群体的精神表征，那么庄学本镜头里的一幅幅面带微笑秉持尊严的羌人肖像，透露的正是这些被称为化外之地的民族最为纯真本色的一面。这种真性的显露也源于庄学本对羌人的态度，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吾就利用着机位用侧摄法将他们很自然的装入了镜相。”相机在庄学本手中不是“侵犯的枪械”，而是“收纳灵魂的盒子”，此时镜头前后相遇的目光，触发的是埋藏在生命中千年的DNA。 庄学本与他拍摄的对象在相互凝视中，早已心灵相通。

　　庄学本从“他者”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相也成了被照，我们看见庄学本身着民族服装的照片与边地民族的相貌已无二致。1935 年，回到南京的庄学本举办个人影展并刊出《羌戎考察记》。或许庄学本无意成为人类学家，但他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或许庄学本无意成为摄影家，但他是中国肖像摄影的大师，至今无人超越。

徐献与羌族同胞

　　67年后的21世纪初，又一位摄影人因偶然的机会，带着相机走进了大山深处的理县蒲溪乡，“不经意间叩开了那片古老土地的大门”。这位摄影人叫徐献，他与羌族的这种偶然相遇随后变成一个自觉的目的：“我试图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羌区的影像记录,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通过一个个朴实的羌民形象, 展现现实场景中羌人质朴勤劳的风采。”但此时徐献面对的早已不是化外之地的边民，上世纪50年代，国家通过民族识别，过去被称为“羌”的族群有了“羌族”这一正式的称谓。当时间越过新世纪，在徐献的镜头中我们已经很难看见他最初的“原生态”想象，镜头中更多呈现的是一个变化中的羌地与羌族。徐献这十几年对羌族的拍摄，实际上是一种“追逐”——用自己的时间去追逐羌地的时间。他在羌地的朋友不时会打电话：“来，徐老师，明天我们寨子上有场葬礼。”第二天，徐献一定会开着他的吉普车去到羌寨，用相机截留住这场羌族葬礼。徐献就是用这种速度去追赶那些即将消失的历史瞬间。

2007年4月，汶川夕格寨羌民全家福。2009年5月，他们迁徙到邛崃定居

　　如今，高速公路已经通向汶川，移动通信的铁塔已经耸立在龙溪乡直台村的古塔旁。汶川大地震后，举一国之力对震区的抢救与援建，在短短几年内，使羌地跨进了原本需要数十年的现代化，让羌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2009年5月8日, 汶川县龙溪乡直台村与夕格村的羌民被整体迁移到成都邛崃的南宝山，住进了政府为他们修建的居民小区。几个月后，只有“释比”杨水生带着自己的羊皮鼓和妻子返回夕格村，在祖居的石屋里重新过上了没有电灯的日子。有清明回乡祭祖的羌民讲，不时会听见杨水生的羊皮鼓声在山谷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