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间，不少从事影视人类学的朋友们和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村民一起，开展了“乡村影像”的参与式行动。我们每次搞活动，总会有两个人端着摄像机跟踪拍摄，其中一个是苗族人王中荣。

2007年，在香港社区伙伴云南办公室工作的全海燕和普路平把王中荣介绍给我，他所属的族群叫做大花苗。认识王中荣简直就是老天爷安排好的，因为早在1986年，我就开始在昆明附近的大花苗村子做调查。他们聚居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乌蒙山区，历史上受汉族地主和彝族土司的压榨，生活极度贫困。上个世纪初，英国传教士伯格里等人把基督教传进大花苗社区，短短二三十年间，大花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他们建起了自己的教堂和小学、中学、医院，有了自己的博士，但他们也因信仰的不同而陷入纷争，纠缠在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困惑中。

头脑聪明的王中荣想做点事情，也想借此解决生活的困难。于是在2007 年，他买了一台二手家用摄像机，开始在村里拍婚礼录像。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第一部片子《嫁女送亲》。这部本该是喜庆的纪录片，却弥漫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男人用高亢的嗓音唱着赞美诗，女人则伤感地唱着苗族的出嫁歌。送亲的乡亲陪伴着新人从女方家到男方家，人们肩扛着柜子、箱子和诸多陪嫁物品走在山路上，让我想起大花苗漂泊迁徙的历史。苗族古歌唱道，大花苗与别的族群打仗失败，一路翻山过河，向南迁徙，到了贵州，其中一些人因生活贫困，又迁入云南。我早年调查的小村子，不久前被化工厂占据，村民进入城镇，村子完全消失了。王中荣的影像，仿佛就在重述迁徙的故事，几乎没有固定镜头，景物和人都在山路上流动着。他想拍的很多，我们能给予的资助却很少，可他停不下手，拍婚礼，拍垃圾，拍修路，我们到上海巡展的全过程也被他拍了，过几天就刻个光碟送来，同时送来的还有自家产的土豆、青菜和柿子。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个历史上曾被排斥到地理边缘和社会底层的民族，是如何不甘心沉沦，一直摸索寻找出路的。

来自云南文山的小贵（侯文涛）则属于苗族的另一个群体，因数百年来的坎坷命运，他们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族群迁徙得更远，许多人迁到了东南亚，有些人还到了欧美定居。介绍小贵参加我们项目的是云南省社科院的苗族学者颜恩泉，他是小贵的同乡。看小贵的《麻与苗族》，我才知道有些专家对民族工艺的理解有多么肤浅。麻不仅联系着生者，为他们编织遮体避寒的衣服，也联系着死者，保佑着他们的灵魂。所以，麻的种植与否不仅与经济、政治和生态有关，更与苗族人的自我认同和生存有关。小贵拍纪录片很有天赋，镜头感极好，却赚不了钱，这让他始终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小贵到昆明做过保安，后来又想种三七改善生活，即使拿着摄像机，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

文山州的苗族芦笙队

相比起小贵，生活在泸沽湖畔的尔青要幸运得多。落水村因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而富裕起来，从中受益的尔青建立起了自己的摩梭文化博物馆。络绎不绝到来的电视拍摄者影响了他，促使他早早拿起了摄像机，既记录着传统的仪式，也期望以摄像的手艺赚钱。眼看着故乡变得面目全非，他跟在当地做调查的美国研究生卢敏商量，在2006年举办了第一届摩梭电影节。

这个电影节的特别之处，是用村民的眼光来审视影像对当地社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那次电影节期间，我看到了一系列外人制作的摩梭风情电影，也看到了摩梭人尤其是妇女们因这些电影故事发生的激烈讨论。她们谈论这些影片如何侵蚀了当地人的“害羞文化”，谈论旅游的好处和坏处，表达对民族前途的担忧。正是这次经历，促成了尔青参加我们的项目，也激发了我们开展一个新的实验：让一位村民作者和一位学者结伴，用影像的方式开展调查。之后，尔青和云南民族博物馆的谢春波合作，完成了一部延续摩梭电影节讨论的纪录片《我们怎么办——落水村的变化》。虽然是本地人，尔青依然要面对因摄像机的介入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他拍摄的纪录片《远去的祖母屋》，讲述了川滇边界上一个村民的老房子被卖到北京做展览的故事，其深刻的反思得到学术界的赞誉，却不得不担忧着村民们的误解；他编辑一个宗教仪式的片子，照顾到乡亲们的需要，学者看了却不满意。他拍纪录片的行为，也被现实的考虑干扰着。

从尔青的经历我们认识到，拿起摄像机的村民很可能会陷入从未有过的处境：被传统和现代两头拉扯。既做村民又做纪录片作者，如何兼有这两种身份？对他们不仅是一种新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考验。其实，这样的问题对我们自己也同样存在。影像改变了我们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却依然得在艰难的现实中寻找出路。

泸沽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