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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人”说 ——“我的城市我的家”系列之七
发布日期:2015-09-19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上海的许多院校就相继开始了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摸索实践。进入90年代后,少数民族从边疆地区以考学、应届毕业生就业、人才引进等方式进入上海学习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今天的“新上海人”。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少数民族人口中,31.3%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这个数字,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了8.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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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梅

上海市民宗委副主任金梅是朝鲜族,她就是从外地考学进入上海的。

如今,金梅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自18岁始,她的青春、热情、才能和智慧都奉献给这座城市。

金梅是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989级学生。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她感触良多:“朝鲜族传统观念中很注重教育。我考大学时,高校招生比例较低,而且我老家黑龙江那边对朝鲜族是没有高考加分的,但我依旧希望能走出东北,去东部沿海城市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一个女孩子考到上海挺不容易的,城市生活对我而言很陌生也很新奇。当时我父亲不放心,亲自把我送到上海才离开。”

1993年,金梅从交通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学校团委工作。

“上海魅力太大了!交通大学老校区位于上海人口中‘上只角’(发展人类学对上海繁华地区的称谓)的徐家汇,周边环境很好。”金梅说,“毕业时我就在想,这下可好,回不去了。因为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一转眼便过了20多年。

金梅先是在交通大学工作了11年,后又调入共青团上海市委,2009年又调入上海市民宗委担任副主任,分管民族工作。

“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有些顾虑,因为那时国家在上海大力投资开发浦东,整个上海的发展规划在下一大盘棋。我毕业那阵特别能感受到社会变革带来的竞争和机遇,同样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此期间,作为一个城市的外来少数民族成员,我一直在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上海能否给我提供平等、包容的就业环境呢?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事实是,朝鲜族在上海人口较多,像闵行区虹桥镇、龙柏地区等街道,韩资企业和朝鲜族都比较密集。所以我不是一个人,我的上海生活一点也不孤单。在上海,我觉得身为少数民族是件很自豪、很幸福的事情,这种自豪感比我小时候更深、更浓。”金梅说,“我在上海成家立业,组成了典型的‘新上海人’家庭,我们也努力学习上海传统家庭的平等、和睦。因为工作原因,我很少顾家,丈夫对家庭付出更多,他很包容我。公公、婆婆待我特别好,很尊重我的个人选择。他们很理解我工作繁忙,也一直鼓励我在事业上有更高的追求。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能专心事业,与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金梅从团委系统到民族宗教系统工作,看似跨度很大,但做学生工作和做民族工作有共通之处,其核心是做“人心”的工作。这让金梅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在民宗委的工作给了金梅全面了解、观察来沪少数民族的机会,同时也能使她在工作中不断思考少数民族如何能够更好地在上海这座沿海开放城市得到融入发展。她总结到:“上海开放、平等、民主、讲求契约精神——这是吸引年轻人来沪的动因。在上海,相比诸如民族、地区的差异,我想更看重的是个人能力。我相信年轻人只要肯努力,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的人,都一定能在上海找到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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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彬

在上海有与金梅相同经历的少数民族同胞还有很多,比如来自青海的撒拉族老板韩彬。

“韩”,是撒拉族的根子姓。2015年,是38岁的韩彬在上海生活的第17个年头——他是撒拉族同龄人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相传,大约在元朝后期,撒马尔罕撒拉尔族部落尕勒莽、阿合莽两兄弟不堪忍受部落贵族的欺压,带领一些族人牵着白骆驼离开故乡东行来到青海循化地区。夜色初上时分,白骆驼走失了。第二天,兄弟俩在街子东面的沙子坡下发现一汪清泉,白骆驼静卧水中,早已化为白石。他们测量了此地的水土,惊讶地发现竟与家乡的水土比重一样,于是将泉水命名为‘骆驼泉’,在此地定居。来时,白骆驼还驮着了一本手抄本《古兰经》,至今保存在循化的街子清真寺内⋯⋯”

韩彬给我讲撒拉族的历史故事,以及他为什么在上海开的餐厅叫“骆驼泉西域清真餐厅”的缘由。

这让我回想起2013年,我第一次听说撒拉族的故事时是在青藏高原采访时偶遇的藏族小伙南卡那里。撒拉族于我亲近而陌生,就如同这个人口十万的民族于全国人的印象一样。有学者认为,撒拉族是古代西突厥乌古斯部撒拉尔的后裔。韩彬脸上,遗传了中亚人深邃明亮的眼眸。

1997年,20岁的韩彬独自离家来到上海。对于大部分男人而言,20岁,意味着青春年少,意味着稚嫩和青涩。

韩彬毕业于青海湟川中学。父母非常重视三个儿子的教育问题,为此母亲像孟母三迁一般把孩子们送到省城西宁上学。他们的大学梦想是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接受国内一流的高等教育。

韩彬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学系。毕业时恰好赶上了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生命科学专业的就业环境相当好。“很快我就收到了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香港基因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寄来的Offer,从事与生物医药研究有关的工作,收入颇高。我很欣喜,没想到上海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那么平等、开放。我认识的少数民族同学大多都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稳定工作,有些同学现在已经小有成就了。”

可是韩彬并没有安于高枕无忧的日子,工作了11年后他下海了。让他决心放弃高薪港资企业工作转而投入艰苦创业的动力,不是眼馋别人成功,而是为解决穆斯林切实需求的饮食难题。

韩彬原先工作的单位地处漕河泾地区,新兴技术产业企业云集。韩彬了解到,开发区内穆斯林群众并不少,却没有一家正规的清真饭店,吃清真餐成了大问题。于是,他决心在漕河泾地区开一家正规的清真饭店。

什么是正规?韩彬说,大多数西北穆斯林群众在上海选择开家庭作坊式的清真面馆,规模小不说,有些还没有营业执照,更别说挂清真餐饮标志牌了。上海房租高,人们为减低成本就选择这样的经营方式,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给城市管理带来诸多麻烦。他要做的是有规模、科学化管理的清真饭店,也就是正规的清真饭店。

如今,骆驼泉餐厅在漕河泾地区小有名气,店里雇佣了30来个“小伙伴”,其中三分之一是穆斯林青年。韩彬坚持亲自挑选可靠的清真肉食供货商和清真调味料,精益求精,并在徐汇区民宗办的协助下成功申请到了清真餐饮标志牌。

韩彬还加入了徐汇区青联,成为徐汇区优秀青年的代表。他笑着说,不觉得上海是“他乡”,“就像自己祖先拉着白骆驼四处传经,撒拉族骨子里有一种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发展的冲动。上海是个多元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很好。我每周五都会到沪西清真寺参加聚礼,宗教信仰能得到充分尊重。我希望撒拉族的孩子们都能接受优质教育,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近撒拉族、了解撒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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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苗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29岁的和苗与我相约徐家汇。她居住在上海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集中的浦东新区,现在是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一名普通公务员。然而,她的纳西族身份在上海的公务员群体中显得有些“惹眼”。她的“和”姓是丽江纳西族的大姓之一呢。

在明代著作《徐霞客游记》中,能找到关于“和”姓的记载:“七和者,丽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诸称。”可见,以前“和”在丽江表示某些地名,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黎民百姓也多以“和”为姓。

和苗没有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姓氏。她有一半纳西族血统,从记事起纳西语—汉语的双语生活于她习以为常。

和苗说:“我父母鼓励我往大城市考,云南学生喜欢去北京,于是我就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

万千学子认为,知识改变命运。和苗想要在大城市学习生活的梦想很快就成为现实。中央民族大学地处北京西北三环内的海淀区,周边交通便捷,生活便利。遥远的大城市,就这样在和苗面前一点点展现。

和苗说:“命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四年一晃而过,大学毕业后,她曾想去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深造。但命运一番弄人,最后她与梦想擦肩而过,一场考试咫尺千里,她在北京考上了上海的公务员。

相比金梅与韩彬,和苗更为年轻、稚嫩,但却不失干劲。

“我是个做事风风火火的姑娘,既然命运将我安排到了上海,我还有啥可以犹豫的呢?上海对我来说,是个陌生又令人憧憬的地方,太多的文学作品都介绍过这里,当时的我迫不及待想要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

于是和苗便怀着好奇,开始了在上海的崭新生活。刚来时她住了几天宾馆,没过几天这个做事“风风火火”的女孩便迅速在单位附近租下了房子。她告诉我,她觉得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上海要比北京好适应也好融入。特别是湿润、温暖的气候,总是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很快,她就在上海张江地区买下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小窝。

和苗每天的工作是审核报关资料。刚工作时的那些热情和憧憬渐渐消退,她开始觉得公务员的生活很单调,内心也渐渐感到疲倦。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和苗面对未来有些迷茫。

“2013年,我的内心很挣扎,觉得社会生活真不精彩,与我上学时想象的那种生活落差很大。”和苗说,“幸好我不太容易有悲观情绪。后来,我觉得不能无病呻吟、消沉下去,必须要在心理上寻找出路。我就和周围的朋友们交流,也和父母交流,大家都特别鼓励我。一个人在上海奋斗确实很辛苦,所以我要努力让自己的业余时间丰富起来。看书、看演出、与朋友聚会⋯⋯上海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要尽快融入这个城市的精彩生活中。”

应该说,在浦东新区工作的和苗很幸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入户浦东,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给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带来了不断更新的服务内容。经过三年多的磨合适应,和苗已经能在上海安安心心的生活、工作了。

“成为‘新上海人’幸福感很高。”和苗说,“年轻人在上海挺容易找到归属感。上海的很多观念比较先进,特别是人人都遵守秩序、讲求公平诚信,这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我不信社会上鼓吹的所谓‘成功学’案例,能获得平等竞争的机会就令我很满足了。商业化虽然是大势所趋,但我不希望像家乡丽江这样的人间仙境过度商业化。如今,我依然眷恋丽江,但我更眷恋我记忆中那个有纳西族淳朴风貌的大研古镇。”

金梅、韩彬、和苗,40岁、30岁、20岁⋯⋯他们从众多的来沪少数民族学子中走来。在上海改革开放、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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