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在府、州、县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各级书院，形成了完整的地方书院体系。宁夏书院与其他地区的书院一样，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对本地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宁夏书院兴起于明代，这一时期共创建、重建书院4所。

      养正书院（揆文书院）是宁夏第一所书院，嘉靖十七年（1538年）由宁夏巡抚吴铠创建。嘉靖四十年（1561年），地震致书院倾圯。三年后，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王崇古（1515—1588年）重建书院，并将其改名为“揆文书院”，用意“揆文奋武”“文事武备”。

      朔方书院位于宁夏后卫（今盐池县城关），由户部郎中蔡国熙创建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有“朔方之白鹿”之称。书院中作堂三楹，曰“体仁堂”，语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堂内东壁录写有《白鹿洞教规》和《君子小人义利之说》，西壁录写有张载的《西铭》和王阳明的《立志说》，两翼为号房12楹。

      万历三年（1575年），三边总督石茂华在固原城内创建城南书院，置学田，但具体情况不详。

      到了清代，宁夏书院有了空前发展，全境各府州县几乎都有书院，共创建、重建书院29所，其中以乾隆朝和光绪朝最多。

      银川书院建在银川府，是宁夏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由知府赵本植于府城光化门（光华门）内创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府顾光旭怀着“为对银川思锡麓，欲从西夏续东林”的想法，重建银川书院。落成之后，当地文人甚为欣喜，纷纷以诗赋贺之。同治二年（1863年），书院毁于战乱。同治八年（1869年），绅士王琇等人联合申请重建银川书院，宁夏嵩武军首领张曜命湘舫太守督办。光绪十年（1884年），知府李藻移建书院于文庙偏西。是年，学使来宁视察，将银川书院改作试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府赵维熙又将试院修葺改为府中学堂。

      银川府还有一座专供八旗子弟肄业的满城维新书院，位于宁朔城东大街，是雍正三年（1725年）随宁夏满营建立而筹建，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改为驻防满营两等小学堂（清末所设小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合并设立者称为两等小学堂）。

      钟灵书院，又称奎文书院或灵文书院，位于灵州城（今灵武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由署知州周人杰创立。可贵的是，其建设所用“一椽之布，一瓦之植，悉购于官，不以累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仲夏，士民主动捐资申请重建，知州广玉认为原址易被水淹，将书院移至学署东，规划中设讲堂，复建山长、书房。同治二年（1863年），书院毁于战乱。光绪二年（1876年），知州孙承弼感慨于灵州“人才不振”“学校不兴”，主动捐廉、号召集资重建书院，名曰“灵文”，意为“灵佑斯文化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改为学堂。

      平罗书院，又称“又新书院”或“兴平书院”，位于平罗县西南角，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知县宋维孜创建，后因宋维孜罢官而停顿。乾隆三十年（1765年），李鸣埙建朗润堂一椽并集诸生开课。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县王世治添葺房舍，始名“兴平书院”。嘉庆十三年（1808年），知县王楚堂捐廉俸，营房宇、置器具，改名“又新书院”，亦为勉励学生日新不已、以精其业。同治二年（1863年），书院毁于战乱。光绪三年（1877年），知县任懋修主持重修，至民国四年（1915年）被改设为学堂。

      宁灵厅（今吴忠市利通区）也有一所钟灵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同知赵兴隽在城东南隅创建，拨学田240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同知洪翼重修，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改为高等小学堂。

      蠡山书院在豫旺县（今同心县），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知县王宝镛建于城东文昌宫侧。

      凤池书院位于惠安堡（今盐池县惠农镇），为光绪初年惠农盐捕通判喻长铭创办。

      固原城王字街有五原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提督雷正绾捐资创修，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改为中学堂。

      固原城还有建于嘉庆二年（1797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文光书院和文昌书院，但具体情况不详。

      隆德县城东门外有峰台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年），知县卢世坤意在兴学，恰有乡民愿捐资修建书院，遂择地于保障门外里许，阅年完竣，时任陕甘总督的陶模为捐资的杜李氏亲书“提壶赡士”匾额。宣统年间，书院改为学堂。

      化平厅（今泾源县）有归儒书院，提督喻胜荣捐资创建，左宗棠命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改为两等小学堂。

      中卫县南门内有应理书院，康熙年间由西路同知高世铎创建，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咸丰二年（1852年），书院毁于地震。咸丰四年（1854年），知县封景岷筹款在原址重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行新学，但应理书院仍沿旧制。是年秋末，宁夏知府赵维熙饬令知县王秉章于书院址草创高等小学堂、武备学堂各一座。

      明清时期，地处西北的宁夏书院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颇具特色。

      一是浓重的官办色彩。宁夏书院基本上为官办，有京官有督抚，更多的是地方官，他们成为推动本地书院发展的核心力量。尤其是左宗棠对宁夏书院的发展贡献突出。他年轻时曾肄业于城南、岳麓这两所湖南省城书院，后又曾任教醴陵渌江书院，深得书院之益，因而出仕之后对书院建设十分关心。在陕甘总督任上，除经营兰山、关中等省城书院外，他还在西北地区新建、修复书院37所，其中就包括宁夏的几所书院。左宗棠主导从浙江刊印四书五经，运至陕甘各州县，大力推行书院、义学教育。

      二是文武兼备的特色。明代宁夏书院在全国书院中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以朔方书院为例，书院“战斗之俗”浓厚，教学任务是双重的，既向“习乎兵矢，不知有学”的宁夏地区诸生推行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又召集父老讲读《乡约》，以传统乡规民约向民众施以道德教化，以期边民戍卒能“感发兴起于善”，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还在朔方书院的最后方起土为台，高若千尺，诸生别号为“春台”，可登台远眺。而在土台之右为射圃，诸生学文之余，“习射其中，以示不忘御侮之意”。这种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的书院教学模式将传统文化知识学习与军事体能锻炼并举，具有显著的边疆特色。

      三是重视儒学的教化功能。正如固原书院讲堂楹联所书：“奉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作斯民忠孝节义之完人”，所有学生在官学机构之中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宁夏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共生共荣之地，官办色彩浓厚的宁夏书院教育除了担负开启民智、普及文教的使命，还有“以儒者之说”宣示和归化之目的。这客观上对提高宁夏地区的文教水平，特别是进一步增进各民族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李小凤

作者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讲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方法策略研究” （2022ZLGTTYS17）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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