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过我，是怎么走上语言研究这条道路的？

这还得从读高中那个时候说起。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不如说“个性决定人生”。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的个性基本上是高中时期形成的。

我当时就读的蒙藏学校是一所供给制寄宿中学，管理非常严格。衣、食、住、课本都由学校提供，每月还发一点津贴费，用来购买肥皂、牙膏、鞋袜之类生活用品。学校聘请的教师非常好，个个都是精通自己专业的教学能手，而且各具风格。像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胡玉芬（她还教物理），经常是踏着铃声走进课堂，下课铃响正好把课讲完。我们从她严谨的课堂教学中学到了分析问题抓住关键的方法和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像敦厚慈祥的历史老师王孝渔，我们从他发给大家传看的图片中形象地记住了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还教我们用制作年表的方法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像幽默诙谐的生物老师任小田，把各种生物都描述得滑稽可爱，让我们在快乐之中领会到适者生存的道理。像风度翩翩的语文老师王扶汉，一笔漂亮的瘦金书，不但板书写得好，而且口才也极佳，通过作文课的点评，教我们掌握运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基本功。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蒙藏学校读高中，不但学到了文理各科的系统知识，而且领会了不同学科的学习方法。我后来逐渐认识到，掌握知识固然重要，而掌握学习方法对一个人来说恐怕更为重要。老师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在高中这个阶段大有长进，使我终生受益。    

蒙藏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后不久到北京解放前夕，学校里一直有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著名的校友乌兰夫，就是在这里入党的。解放后，蒙藏学校的政治气氛十分活跃，同学们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入党入团，参军参干。同学们通过政治课，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商品的二重性，懂得了剩余价值，懂得了剥削是怎么回事，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懂得了五种社会形态，懂得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解放后第一任校长黄静涛是从内蒙古自治区来的老干部（其实他当时年龄并不大，不过30岁出头，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他已经是老资格了）。他也是这个学校的校友，抗战期间到延安参加革命。他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材，铅印出来，发给老师和同学们学习。总之，在高中阶段，我们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了基础。    

在蒙藏学校求学期间的课外活动，也值得说一说。这些课外活动，对塑造一个人的个性非常重要。学生会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组织歌咏队、舞蹈队及小乐队，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以外，学生会还跟学校的工会联合排演过曹禺的话剧《雷雨》。这场师生合作的演出轰动一时。当时参加演出的几位同学，有的后来考入艺术院校，当了演员，成为我们传诵一时的佳话。

学生会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个学期，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找我谈话，推荐我到北京市举办的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班去学习。每周六下午到天安门东边的太庙（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听课。记得老舍、艾青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有时候，下课以后班主任邀请我们到市文联去参加文学艺术家们的聚会，让我有机会目睹程砚秋、新凤霞、赵树理等名家的风采。学生会文艺部还给过我一张长期使用的证件，每周六晚上去南池子中苏友好协会礼堂听唱片音乐会，放的都是西洋古典音乐，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天方夜谭交响组曲》，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1812年序曲》和舞剧《天鹅湖》，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等等，都是那时候首次听到的。唱片音乐会把我引入了高雅艺术的殿堂，让我领略到交响乐的美妙意境、弘大气势和深邃思想。每次散场之后，当我沿着长安街的红墙，穿行在灯光树影之中，都会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

这些课外活动，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文化素养，陶冶了性情，培育了乐观向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