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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研究的大视野
2019-05-07 06:49 作者:徐杰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我真切体会到了学术带来的困惑、新奇、激动和欣喜。如果说,高度决定视野,对一个以学术为业、为理想的人,则是“学术志向决定学术高度,学术高度决定学术视野,学术视野决定学术生涯”。


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我的民族研究之路从少数民族研究到汉民族研究进而到中华民族研究,无不伴随着学术高度与视野的转换。而其中的第一次转换,还要从1964年我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第一次从事田野考察谈起。


(一)


1964年9月,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大四的学生,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来到了广西柳州三江程阳公社平寨搞“社教”。这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


在自此至1965年7月的10个月里,我第一次以汉族学生的身份,感受了极富特色而又多彩的侗族文化。学校大礼堂悬挂的“中华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标语,此时化成了我眼前的真实场景。在被民族文化深深震撼的同时,这次经历还拓宽了我的视野,在现实中初步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多元”和“丰富”。也正是由此,让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开始有了粗略的、肤浅的认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武义县,一下子从民族地区跳到了汉族聚居区。我这个从小在武汉市中心长大的“都市”汉族,其实对本民族也基本上没有“民族”的概念和认识。刚来到唐朝诗人孟浩然在《夜宿武阳川》中所言“风物是秦余”的武义,看到满城都是“风俗”,似乎又回到了三江平寨。我非常惊奇:汉族怎么也像少数民族一样有那么多“风俗”啊?!古老的武义汉族文化,同样震撼了我。


无独有偶,平寨有一座程阳桥,武义有一座熟溪桥。两桥都是卯榫结构,整座桥梁不用一钉二铆,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丝不差,却集桥、廊、亭三者于—身,何其相似乃尔!


但熟溪桥始建于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程阳桥始建于1912年。两桥建造时间相差700多年,地理位置则相距1300多公里,分属汉族与侗族聚居地区。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只是猜想,大概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吧。后来,我才慢慢地感悟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从武汉到三江,从三江到武义,从汉族到侗族再到汉族,视野与场景的变化,使我对“民族”的认知有了感性的提升,也让我对汉民族研究萌发了强烈的兴趣。


(二)


一头扎进武义工作,竟然就是整整20年。从1965年到1985年,我的民族研究视野一直聚焦于汉民族。


我的汉民族研究,在初期可谓困难重重、步履维艰。那个时代做学术研究着实不易,尤其是文献资料相当匮乏。尽管我几乎看完了整个武义一中图书室的文史书籍,但感觉还是很不够。后来,我坐手扶拖拉机到相邻的永康一中、二中去借书。这些老牌中学的图书馆藏书颇丰,多少满足了我初期研究的需要。1980年2月,我写成了7万余字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概论》初稿。当时,我也真是不知学术研究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竟把这部拙稿寄给了四川民族出版社。


也许是机缘巧合,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民族研究界的注意力几乎大都聚焦在少数民族身上,所以有了《中国少数民族三套丛书》等学术成果,而人口多达10亿的汉民族,却罕见新的历史著述出版。当突然有一本关于汉民族的历史书稿出现,人们就会以“物以稀为贵”的心态抓住不放。或许是这样的原因,我的书稿被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李峰铭先生关注到了。


1981年12月,我完成了此书的第二稿,约6万字,书名更改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1982年7月,李峰铭先生仔细审阅二稿后,提出了70多条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我放手修改,写出水平来。当时我明白一点,要想突破自己必须扩大视野。于是我怀揣李峰铭先生的来信,坐着从武义运鸡蛋到上海的货车,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以及港台出版的学术著作。后来,又到浙江省图书馆查阅资料。经过3个月的“恶补”,我抄写了3000多张卡片,心中才总算有了一点底。从那年9月到12月底,我又集中精力写出约20万字的第三稿,并再改名为《汉民族概论》。


当时本人的理论基础薄弱,虽然查阅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但没有获取学术期刊的途径,不太了解相关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从而大大影响了自觉的理论高度和学术视野。因此,李峰铭先生对《汉民族概论》还是不满意。1985年7月,他把我约到成都,又一同到重庆,在招待所里促膝长谈,详细讨论了进一步修改书稿的意见。他说出版社对书稿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写出更高的水平。而我却为自己的才疏学浅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恐怕担负不起如此的重任。李峰铭先生建议我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学院(1985年我调到该院工作,后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的期刊,更广泛地吸取学术营养。尽管压力还是很大,但这次交流使我增强了信心,明确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和路径。


从1985年10月开始,我把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的学术期刊差不多翻了个底朝天。每一本相关的学术期刊都是一扇窗,从不同角度拓宽了我的视野。我的汉民族研究,也从仅仅关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扩展到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文化等五个方面。历经10个月,1986年,我终于完成了约50万字的《汉民族发展史》书稿。


从1981年到1986年,从《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到《汉民族发展史》,从约6万字到约50万字,我的汉民族研究终于有了成果。


(三)


好事多磨。《汉民族发展史》1986年交稿,直到1992年才出版。若从1979年开题算起,这12年里我全身心都投入到汉民族研究上了。


在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我长年累月与各民族师生在一起。1987年,我开始给历史系的学生讲授中国民族史课程。当时没有教材,我便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了更多关注。这次无意中的“跨界”,让我的研究视野从汉民族研究,转向了中华民族研究。


首先,我打破当时的“常规”,把汉民族列入中国民族史的格局。为打通历史和现实,我将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分为东北内蒙古、西北新疆、西南西藏、中南东南等四个地区,每个地区又分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当代的少数民族两章。把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古今民族基本上串起来,以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在同一地区的古代民族与当代民族有何联系?古代民族的历史去向如何?当代民族的族源和发展在本地区是怎样与古代民族结合起来的……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基于上述理念的梳理和探究,使我对民族的研究有了新拓展。1989年,我的《中国民族史新编》正式出版。


这一次在中国民族史领域的“跨界”,虽然还不是对中华民族正式深入的研究,但却使我的研究视野从汉民族的“一棵树”扩展到了中华民族的“一片林”。


(四)


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15年间,我一方面深掘着汉民族研究这口井,继1992年出版《汉民族发展史》之后,我带着学术团队相继撰写出版了《汉族民间风俗》《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汉族风俗文化史纲》《汉族风俗史(5卷本)》等著作;另一方面,我不断在试图实现新的突破——中国民族政策的研究。


历史学家严昌洪说过:“民族政策是随民族和民族问题俱生的一个历史范畴,它有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源远流长,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或者对一些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没有提到民族政策的高度来论述,或者对复杂多变的民族政策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或者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面对众多的民族,如何协调民族关系?这就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政治问题。为此,把民族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中国民族政策的范围,既要关注中国民族政策史的研究,更要注重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研究。


于是,我和学术团队开始在浩繁的史籍中爬梳发掘,把从夏商周到晚清的民族政策史料汇集起来,进行学术分析和评价。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既注意展示历朝历代民族政策的内容、实质,又注意把握民族政策的时代性、阶级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努力探寻中国古代内容庞杂的民族政策发展史中的规律性。最终,我们于1992年出版了《中国民族政策史鉴》。


与此同时,在现代民族的语境下,我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比较研究,初步呈现了现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全貌,并由此得出结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正确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政策,制定和执行了民族识别、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少数民族经济、人口、教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政策。沿着这个思路探索下去,成果体现在我和张有隽主编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政策通论》一书中。


民族理论与政策视角的引入,不仅有助于我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然性,认识“三个离不开”民族关系确立的必然性,更使我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到民族政策在缔造、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一研究对我继续攀登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高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台阶。


(五)


2000年,我开始专注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


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范畴概念,是民族之间在互动中认同的整合关系。其内涵是互动、整合与和谐,即民族与民族在互动中整合,从而达到和谐的境界。它涉及到民族与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这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后,我和学术团队在全国不同地区选择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考察点,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云南、青海两个民族省份,以及湖南省和上海、深圳两个城市。各考察点关注的内容,一般都包括民族团结的历史、现状、特点、作用和影响等。


这一研究历时5年。期间,我们相继赴新疆、广西和青海等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这个经历,使我对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认识的广度、深度达到了新“境界”。经过近30年的学术积累,在课题调研和理论思考过程中,我深刻而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是一个既承认历史又事关全局性质的认知。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就是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强化中华民族意识。


2004年,我主编的《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出版。同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最终成果《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以专家鉴定“优秀”结项。2007年,我主持的《磐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出版。


从1979年到2007年,28年坚持不懈的学术攀登,我也完成了从汉民族研究向中华民族研究的转身。


(六)


在攀登中扩大视野,在更大视野和背景中继续攀登。


2003年10月,我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进行“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论证基础上,我认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9·11”事件后世界民族关系尤其错综复杂的态势,中国各民族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必须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必须把民族认同提升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008年5月,我的新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是: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民族或族群,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互动整合,但总体上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使得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成为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为更深入地讨论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2008年10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学者们以“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为题举行了一场海峡两岸圆桌论坛。这次专题讨论会后,参会论文以及圆桌论坛纪实于2009年结集出版为《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一书。此后,我又与学者刘冰清、罗树杰合作撰写了《中华民族认同论》,从理论与分析、历史与走向、文化与认同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学术研究是一个综合体。尤其是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课题,不仅需要仰俯天地,还要贯通古今;不仅需要理论的阐述,也需要历史的建构。


为更深入地开展中华民族研究,从2006年6月开始,我们启动了《中华民族史记》的编撰。为中华民族写“史记”绝非易事。经过8年努力,六易其稿,2014年《中华民族史记》付梓。其585篇主文,涵盖约640个古今民族或族群,配以2000余张彩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华民族从古代无数的族群,经过不断分化、重组、融合、演变,逐渐从“多元”走向“一体”,发展成为今天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重要论述,给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根本遵循。


抚今追昔。从54年前开始关于中国民族的研究,直至如今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不断笃定学术志向,不断攀登新的学术高峰,其过程艰辛漫长却又意义非凡。由此,我也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回声和时代强音。



(感谢西南大学何月华、南京大学韦小鹏对本文的建议    责编 刘雅)


制作:李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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