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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机遇 促发展 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
2015-11-11 03:26 作者:郑长德 来源:

郑长德(1962年—),男,汉族,现任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和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成果有《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等。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深刻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重要部署、重点任务。这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性机遇,民族地区迎来新一轮的政策红利。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战略机遇期的新阶段

目前,中国的发展仍处在战略机遇期内,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我们认为是处于战略机遇期的新阶段。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情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经济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同志先后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考察、调研,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关怀少数民族干部,对事关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重要论述、做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做好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结合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民族地区的禀赋特征,表明民族地区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仅是我国战略资源的基地、国土安全的前沿,更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关键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面对这样的禀赋特征,会议提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而且把“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明确为民族工作的关键任务。会议指出,民族地区“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更加坚定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当然,面对民族地区特殊的禀赋特征,“关键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长期以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因此以为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就发展了。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经济增长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大、生产能力的增长,经济发展除了要有经济增长外,重要的还在于参与经济增长的主体要与其贡献成比例分享增长的成果,还在于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反映社会进步的结构变迁。此次会议明确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为此,“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既要坚持不懈抓发展,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为民生改善提供坚实基础,也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

“一路一带”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与民族地区的开发开放。民族地区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和重要依托,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的核心地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为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民族地区发展要抓紧解决当前急需、事关长远的突出问题。同时要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结合起来。”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由沿海向内陆梯度推进阶段。目前,我们正在规划建设的由沿海向内陆、向民族地区延伸的几个经济支撑带,包括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的西南中南经济支撑带,以亚欧大陆桥为依托、涉及西北东北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要把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这些大战略通盘谋划。通过这些大战略的实施,带动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要为这些大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这是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科学发展的难得机遇,要积极作为,不要坐失良机。

发挥资源优势,重点抓好惠及当地和保护生态。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富集地,不仅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等重要矿产资源丰裕,而且草原、森林、湿地、河流重要生态资源,以及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等新型能源资源更是具有储量大,开发条件优越。长期以来,由于对自然资源的经济金融属性认识不足,加之在资源产权体制上的问题,片面强调全国一盘棋,忽视了资源开发对所在地的惠及,结果出现西气东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却用不到天然气,煤电并入全国电网、当地牧民却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现象。资源所在地居民无法分享资源开发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地区发挥资源优势,要重点抓好惠及当地和保护生态。如何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惠及资源所在地的各族人民,让他们参与资源开发,分享资源开发的红利,预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措施。

加强边疆建设,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我国陆地边疆地区和部分海上边疆地区均属民族地区,边界线长,邻国多。“治国先治边”。沿边地区是我国陆路开放的前沿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对于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稳定边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沿边建设,不断加大沿边对外开放开发力度,在沿边地区大力开展交通、电力、教育、文化、边境口岸等建设,改善了沿边地区基础设施以及通道贸易软硬环境,边境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2014年7月,又印发了《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4年-2020年)》,对进一步提升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水平、促进沿边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边疆建设,同时指出,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解决路和水的问题。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建设一批重大饮水调水工程、大型水库和骨干渠网,同时支持地方搞好水利设施建设,全部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抓住战略性机遇,紧握发展“总钥匙”

在战略机遇期的新阶段,民族地区经济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正在迎来新的一轮大发展机遇。民族地区要抓住用好这些战略性机遇,握紧发展“总钥匙”,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禀赋升级战略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民族地区禀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实现禀赋升级。首先是人力资本升级。会议强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做好“四个方面、八个重点”的工作,其中重点之一就是“教育”。民族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技能型人力资本短缺,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人力资本升级。既要加强基础教育,稳定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更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快速提高技能劳动力比重,满足民族地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正如会议要求的,“教育投入要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办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搞好双语教育”。

其次是社会先行资本升级。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内容。实现互联互通,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滞后,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不足,区域内连接“大通道”的“毛细血管”(通县、通乡、通村道路)更是落后。因此,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最后一公里”。社会先行资本升级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外,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农村水利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也应放在重要位置。

第三,除了社会先行资本的硬件外,更需要相应的软件——制度资本。“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最终还是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民族地区应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要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市场制度安排符合国际惯例,通过改革,厘清政府职责,降低市场交易的阻碍和成本。

开放战略

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完善沿边开发开放空间布局,将沿边地区建设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之地、畅通之地、兴旺之地。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临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和现有的合作基础,把中心地区建设成为我国沿边开放的高地。以跨境通道和口岸建设为重点,加快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对接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内联国内腹地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功能配套、衔接紧密、快速便捷的国际大通道。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建设自由贸易区,促进沿边地区对外贸易从边境小额贸易向综合性多元化贸易转变,实现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协调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互促进。最终,使一些沿边地区成为我国沿边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

另外,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从睦邻、安邻、富邻出发,充分考虑周边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创新合作方式,扩展合作领域,完善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水平。

产业升级战略

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一方面将极大地改善民族地区的禀赋,提高禀赋的价值,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改进;另一方面,将极大地扩大民族地区的市场范围,各族人民收入的增加和福利的改进将会深化本地市场,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将会极大地扩大民族地区的外地市场和国际市场。禀赋的提升和市场的扩大,将大大提高这些地区的向心力,从而吸引国际国内的企业,并带来产业的转移,提高民族地区的非农产业份额。这一过程会循环累进,进而提高民族地区报酬递增的程度,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保持住制造业份额。首先,通过升级禀赋和市场,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加工工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附加值;其次,实施投资补贴,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部迁移到民族地区,建立资源加工企业,实现资源型产业升级;第三,加强与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建立(飞地)工业园区;第四,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国际国内产业分工与合作,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构筑外向型产业体系,把民族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绿色食品加工、重大装备制造和能源资源保障供应基地,特别重视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及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第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创造的市场机会,承接产业转移,特别要把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目前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经过禀赋结构升级,未来就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该认真研究,找出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制定政策促进其发展。

空间结构优化战略

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交通网络的建设,在民族地区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发展轴线,这将重塑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而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向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让各族人民享有基本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首先,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要与我国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与“一带一路”的交通干线网络相结合,同时加强巨型建制镇建设,深化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要素和产业的集聚,为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创造最大动力。其次,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利用现有发展基础,将行政或经济中心建成产业特色鲜明、经济实力强劲、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产业支撑。通过交通网络建设,降低产品和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力;通过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发展工业,特别是与区域比较优势相关联的资源型加工工业;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提高对减贫的产业支撑能力,扩大本地市场范围。第三,按照现代城市发展要求,把一批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县城培育成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中小城市,支持有条件的中心镇加快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第四,紧扣民生抓发展,大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特别加强乡村道路建设,改善乡村教育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待遇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人群和空间的均等化。

绿色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确保环境质量的稳定和提升,实现绿色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要走绿色发展之路。绿色发展,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主要内容和途径。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首先,加强森林、草原、河湖、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加大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力度,加快界河治理和黑土地整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障生态安全。其次,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划定生态红线、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保护环境。再次,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共同治理和维护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第四,实施绿色工业化战略。民族地区的发展,涉及到结构变迁、生产能力提升、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传统农业的改造、经济多样化发展等,这就要求走绿色工业化之路。一方面,是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升级改造。加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技术的研发和引进消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及重点工艺流程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是发展新兴的绿色工业,如节能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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