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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草原小提琴手——“我的城市我的家”系列报道之三
2016-07-29 02:28 作者:沈丽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敖嵘近影  满都拉摄.jpg

敖嵘:女,44岁,达斡尔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现居天津。


我俩约在天津市交响乐团排练厅见面。我反复检查自己的穿着,因为即将邂逅高雅的艺术家,心中不免有些许惶恐。一路上,我在脑海里不断勾勒着这位少数民族小提琴演奏家的轮廓:端庄知性的女性,穿着优雅的黑色拖地礼服,沉稳、有内涵,在人前嘴角总是保持着淡淡的自信的笑容⋯⋯

想象归想象,敖嵘的出现超乎我的想象——褪去了音乐艺术家的光环,“女神”从神坛上缓缓走下,展现出日常生活中可爱、可亲、真实——一身休闲的装扮,一双平底鞋,带着内蒙古族人豪爽大气,她与我聊开了。立刻,她的热情就深深感染了我。

敖嵘的祖籍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祖上是“敖”姓贵族,祖父曾在私塾里学习,英语、日语都达到一流水平。父母为女儿取名“敖嵘”,一则父姓为敖,二来她生于峥嵘年代,三是“敖嵘”一词恰好构成了达斡尔语中“巧”的意思。

“巧儿”敖嵘出生在呼和浩特市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内蒙古著名的小号演奏家特木其勒,母亲则是女高音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母亲娜仁其木格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最初学习钢琴,后来转入声乐专业,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和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等著名艺术家曾是她的老师。敖嵘与双胞胎姐姐敖峥自打有记忆开始便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父母超群的艺术造诣熏陶着姐俩。

音乐家的成功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后天的不懈努力。敖嵘觉得她与音乐的缘分是骨子里带来的。1982年,不满12岁的敖嵘与姐姐一同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了在北京6年漫长的求学之旅。姐姐学习大提琴,敖嵘则选择学习小提琴。12岁才开始接受正规的小提琴训练,敖嵘的起步相比同龄人而言是比较晚的。但学习乐器首先是看天赋,父母都是选拔音乐人才的内行,对于两个女儿也是尽心培养,并给出了最专业的建议。敖嵘幼年时就对电影音乐表现出极强的理解力,加之天生一双灵敏的耳朵与超常的记忆能力,父母建议她向“西洋乐器之后”小提琴发起挑战。

达斡尔人天生具备艺术家气质,这是民族性格使然,敖嵘的父母也正是如此。了解敖嵘父亲特木其勒的朋友都知道,1948年,年仅14岁的他加入了儿童团参加革命,后来又加入内蒙古文工团(即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前身),发掘出自己在小号方面的特长。那时正值文化部来了一批德国专家,特木其勒想要正规学习音乐的愿望非常强烈,便自己背着小号上北京找文化部的领导毛遂自荐。从德国专家班学成之后,他继承了非常正统的欧洲德系派的吹奏方式。特木其勒的代表作为小号协奏曲《草原颂》,此曲改编自著名蒙古族作曲家美利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载入了辉煌的一笔。

但是,敖嵘的父母特别眷恋、特别热爱自己的家乡——壮美的内蒙古大草原。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母亲放弃了总政歌舞团的工作,父亲则离开了北京,两人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呼和浩特,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

敖嵘12岁离家进京,刚开始连头发都不会梳。在她的记忆里,总有晚上蒙在被子里哭泣的回忆。我说,您年纪那么小,父母可舍不得了吧?她却说,父母思想很开放,能考到北京对深造音乐是一桩好事,所以家里人非常支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想要在音乐方面有所建树,必须得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求学,身为音乐家的父母自然深明其义。而且,在考学大军中,敖嵘并非孤军奋战,从内蒙古考到外地学习音乐的孩子也非常之多。

敖嵘考学的那年,全国只有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班。说来也巧,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一次到内蒙古招生,说是要为内蒙古培养一支单管乐队。一来附中的学费并不高昂,二来当时内蒙古地区的信息还比较闭塞,内蒙古教授西洋乐器的老师又很少,所以想学西洋乐器的适龄儿童都报考了附中。敖嵘班里大多数同学是少数民族,也就汇成了附中当时特殊的一个“民族班”。当然,独立自主的附中生活不但使敖嵘的小提琴学习走上正轨,更教会了她一生致用的生活技能。她说,到北京上学没过多久,就学会了自己缝被褥。

今年74岁的黄晓芝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她一生桃李满天下。出身于革命世家的她这些年来积极探究小提琴民族化的道路,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小提琴演奏家。黄教授曾教了敖嵘六年小提琴,也成为敖嵘的人生导师。在专业上,黄教授对学生非常严厉,但在生活中却悉心呵护,默默无闻地关心学生。那时敖嵘还小,黄教授怕她学不明白难度颇高的曲目,就每天陪着她练琴,逢年过节就招呼她到家里吃饭。上世纪80年代的老师是真正的园丁,耿直、善良、负责。

小提琴难学么?

敖嵘认为,有个好老师,比什么都珍贵。正是黄教授的耐心指导让她从未感到学习小提琴的艰难。所以,学习乐器起步稍晚的她却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并且小提琴就此与她的一生命运都辅车相依。

直到现在,黄晓芝教授与敖嵘还保持着忘年交的情谊,她们时常通过微信聊天。去年10月,黄教授特地来到天津看望自己的爱徒;今年4月又给敖嵘寄来了琴谱。师生二人的年岁都渐长,这份情谊也变得日久弥深——不一定非得见面才能增进感情,有时,简单的聊天也是至深至亲的心灵陪伴。黄教授也时常说:还是自己带出的老学生好。

六年中专毕业后,1988年敖嵘回到了心爱的家乡,在内蒙古歌舞团(即今内蒙古歌舞剧院)工作了四五年,期间担任小提琴手。可她并不希望这里是自己一生的归宿,或者说,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就此早早地敲定。她才20岁,多么美好的光阴,这样的年纪难道不应该在专业领域更加有所作为么?工作之余,敖嵘勤奋地练琴。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她考取了天津音乐学院本科,继续钻研小提琴演奏。

考虑来天津,既是向着敖嵘心目中的名师们慕名而来,也是因为天津距离北京、距离家乡呼和浩特都很近。恋家是无论什么年纪的女孩心底永远的情结,家乡的辽阔壮美,乡亲的善良豁达、热情好客都在心底激励着她。离家年龄小的好处是不谙世事,且能够很快适应环境的转变。在京津漫长的求学时代,除了完成学业,她还喜欢逛画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敖峥、敖嵘姐妹对人生和事业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敖峥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一心一意教授大提琴,培养下一代传人,现在成为了呼市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授。如今的自治区首府俨然是一座现代新城,越来越多受过正统音乐教育及留学归来的音乐教育家、演奏家都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敖嵘则选择留在天津,她喜欢这个城市,喜欢天津交响乐团的氛围。对于现代交响乐团而言,小提琴是必不可少的。每年,她所在的乐团都有好几百场的演出任务,有时一天能演上两场之多。然而,真正的挑战也来自于这份以乐器为生的工作。敖嵘当然遇到过瓶颈。每天长时间练习是必须的,她右手关节及颈椎都有劳损。然而,当技艺炉火纯青后如何再寻突破,对每一名职业演奏家而言都是不易的。但如果劝敖嵘放弃演奏小提琴,她不会那么做,所以她又咬咬牙挺了过来。小提琴已经与她相伴了32年,她又怎能放得下呢?

只身在津的敖嵘每年能休假两次,假期她都回家和父母家人团聚。敖嵘在天津23年了,她用心经营着23年的朋友圈。天津的城市发展有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带动了她及她身边的朋友们各自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然而,对敖嵘而言,眼前最大的挫败感竟是日日夜夜都要克服的那种思乡的孤独,这种向着内心深处席卷而来的孤独感有时却是莫名的。

  在天津,敖嵘有她的“民族大家庭”,达斡尔族敖包会给了她一处自我休憩的港湾,替她排解忧愁。在那里,她找回了达斡尔民族的记忆:与清代满族较为接近的民族服饰、严格的家规与长幼秩序。在达斡尔族家庭,小辈一定坐在下桌,喝水一定都是背对长者的。达斡尔族的受教育程度很高,上大学、留学海外都很普遍。天津有达斡尔族300多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并且不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很多达斡尔族家长都鼓励自己的孩子走出去,勇敢地去成就自己的人生。

不会说达斡尔语成为了敖嵘一生的遗憾。上学的时候,本来都决定报考蒙古语学校了,但父母又考虑到女儿们未来考大学会离开家乡,还是学习汉语更有利于女儿发展。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在清代达斡尔族知识分子中又普遍使用满文。由于语言上的亲属关系,达斡尔族没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但学生们通常能在蒙语授课的学校里学会达斡尔语。敖嵘的父母都会说达斡尔语,姐姐敖峥也能明白一些,可是敖嵘离家时间太长断断续续地也就没能学会。把母语当成“外语”来学,对敖嵘而言也有淡淡的悲伤。

进入城市生活的达斡尔族的确面临着内心的伤痕——忘却了母语的敖嵘们体验着席慕蓉的那句歌词:“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1999年,敖嵘参加了在广西举办的“孔雀杯”中国少数民族歌手大赛,凭借一曲达斡尔族民歌《映山红花满山坡》获得优秀奖。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整首歌曲敖嵘都是以汉语演唱的,那一次她深深感到不会说母语的难受。


天津“欧罗巴” 沈丽摄.jpg

天津海河之滨


海河两岸的霓虹灯越发璀璨,敖嵘适应了在大都市的生活,并为自己是天津的达斡尔族而倍感骄傲。其实,她与天津的结缘源自娘胎。敖嵘的母亲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天津葛沽农场劳动,在此期间怀上了峥嵘姐妹。所以,在敖嵘看来,天津大地在冥冥之中吸引着她再次回归——这,是她作为一个生命本体最初出现的地方。同时在她儿时的记忆中,天津知青到内蒙古的也特别多,好客的牧民们都善待这些知青,在那个年代的牧区吃喝不愁。

在敖嵘心中永远有个梦,她希望北方的少数民族音乐能够在未来的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敖嵘自己的力量有限,但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密友,好友格日乐、韩磊等著名音乐人已经在努力地为少数民族音乐争取荣耀。敖嵘认为民族乐器在国内乐坛并没有失位,反而为更多的大众所关注。比如最新的“马头琴交响乐”以及一些独奏曲目,正在不断地被推陈出新。民族乐器的演奏也有一定局限,当这些作品融入交响音乐中往往能夺人眼球,但作为独奏音乐的推广性却不尽如人意。所以,敖嵘在努力地革新,力求以新的思维和新的方式重新包装民族乐器。她的想法得到了天津交响乐团的支持。团里鼓励编排一些重奏的曲目,为此,敖嵘对一些蒙古族作曲家写的四重奏、五重奏的作品加以改编,以西洋乐器来演奏这些传统的民族音乐,让民族音乐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

就在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敖嵘就要启程回家了。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由于团里下一场演出规模较小,敖嵘得已抽身回到眷恋已久的故乡。天高任鸟飞。我想,无论敖嵘们身在何方,他们依然是草原的孩子,他们的心里依然有一首歌,“歌中有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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