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日本、英国、瑞士、泰国等17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来金平县考察、指导过扶贫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5个国际组织在金平开展过合作项目。外交部挂钩帮扶8年半,筹资引资共计3600多万;上海市长宁区3年多为金平投入扶贫资金约650万元。……外资外援(指省以外)为金平的扶贫攻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缩短了金平与世界的“距离”。
外资外援拉近金平与世界的距离
——“扶贫攻坚在金平”系列报道之二
本刊记者 李小林 通讯员 王志成 王连刚
云南省南部边陲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在许多人眼中,十分边远和贫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却离世界很近很近:有17个国家的专家曾来此考察、指导扶贫项目工作;有5个国际组织在此开展项目扶贫;外交部的许多外交官曾在这里参加过扶贫工作,并帮助引进了大量外资;上海市长宁区也与这里对口帮扶……。因此,外资外援的注入,是金平扶贫攻坚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动力。
(一)
早在1992年5月,外交部就成立了由当时的常务副部长唐家璇任组长的扶贫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那时起,在钱其琛副总理关于外交部扶贫要在“外”字上下功夫的精神指导下,外交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争取外资外援,为金平人民的脱贫致富作出了重大而特殊的贡献。到今年年初,外交部的部机关、驻外使领馆人员捐资,加上争取到国际组织、友好国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的援助,共筹资2061万元,捐赠物资15264吨,引进资金1598万元,引进援助物资1277吨。共援建中小学46所,实施综合扶贫项目53个、农村小额信贷4项、茶叶加工1项、卫生2项,还救助家庭困难的师生9402名,奖励师生836名。
在金平采访的日子里,年轻的苗族县长张睿,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还有苗寨瑶乡的乡亲们,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提起外交部,浓浓的感激之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金平人绝不止仅仅将得到的援助资金和物资记得一清二楚,更把外交官们的名字、事迹和精神风范铭刻于心。
钱其琛副总理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就曾与家人一起为金平的扶贫捐献过钱物。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亲自深入到金平的贫困山村,访贫问苦,要求“动真情、真扶贫、扶真贫”。沈国放、万永祥、王国章、王光亚等历任部领导,也深入金平考察和指导过扶贫工作。去年年底,外交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部扶贫领导小组组长武东和,又率考察组到金平调研,与金平县共商扶贫攻坚大计。在外交部,已有30名司、处级干部先后直接参加了扶贫工作,其中有3批3人次到金平挂职蹲点扶贫。
最早派到金平任县长助理的刘景荣,为素不相识的生病的农妇捐过钱,给崇冈村小学联系过援建款,帮金平做了一件又一件大大小小的实事,可他生怕给地方增添一点点麻烦。即使后来离开金平,被派到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他还牵挂着金平推广杂交玉米的事。张睿县长评价说,“刘景荣同志以其人格魅力,给金平人树立起了外交官良好的形象”。后来到金平挂职任副县长的李向阳和向雄两位同志,前者是大城市中生长的青年干部,金平的生活“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后者沉稳少言,默默地泡在乡下搞调研,全县92个村子他跑了84个,给金平留下了数份很有见地的调研报告,到了北京和国外他还举办金平摄影展,积极向外界推介金平。就在本文写作的这些天,外交部接替王永占同志出任扶贫办主任的张栋,正带着考察组在金平调研,探讨加大攻坚力度,加强双方深层次长期合作的途径。8年多来,外交部赴金平扶贫的同志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工作作风,极大地激励着金平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夺取扶贫攻坚的胜利!张睿县长曾在崇冈村修建公路的现场,拍过一张照片:一村民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最小的“劳动力”是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这条15公里的村级公路就是在国家少量的经费支持下,靠全村人用双手拼出来的。为修建这条路,村妇联主任还光荣地牺牲了;另有三位村民负伤。外交部在金平以巨大物质支援的同时,也留下来的一笔精神财富。
(二)
在外交部官员的联络、影响和带动下,许多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人也给予了金平无私的帮助。我在金平看到,全县在外援的帮助下建起的希望小学多达53所(其中外交部援建和牵线的46所,省外办援建和牵线的7所),这在全国恐怕都再无它例。许多还很贫困的乡村,都建有当地最好甚至与内地相比也相差不多的中小学校。这中间就有众多中外友人的心血和功劳。一位日籍华人先后三次捐款50多万元,援建了3所希望小学。他去世后,还特意委托家人来看望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加拿大籍华人邱才廉、杨爱芝夫妇家境并不富裕,退休后专程两次来金平考察,回去后到处化缘,募集14万元人民币援建了3所村小。瑞士的一位老人一次捐款19万元帮苦竹寨建起了小学校。他不远万里来金平苦竹寨看了之后,又捐出2万元帮学校解决师生吃水难的问题。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瑞士、挪威、爱尔兰、法国、英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荷兰、菲律宾、澳大利亚、孟加拉等17个国家,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欧洲联盟等5个国际组织的上百名专家,90年代以来都到金平考察、指导过扶贫项目的工作。年龄最大的一位是50多岁的老太太罕娜博士,她曾徒步考察过者米乡的大部分深山里的苦聪山寨。去的最远的地方单程要走4个小时。
同样,外国项目官员的工作态度也让金平人钦敬有加。县扶贫办副主任王连刚,一直负责外资外援项目方面的工作,对此感触极深。我们一起爬山到勐拉乡广东新村两个不通公路的自然村李子湾和大竹棚时,王连刚介绍说,中德合作在这里开展饮水项目时,德方派来的项目官员叫邵若泰,是个曾获得总统勋章的博士。为了按时按质完成好项目,让这两个苗寨的乡亲们早日饮上方便清洁的水,高度近视的邵博士在这条山路上摔了三十多次跤。中午常常吃不上饭,晚上还得开会谈项目。饮水工程建好后,为了管理好引水设施,项目官员在县乡村干部的配合下,无数次上门给村民做工作。项目官员的作风,深深地打动了这些苗族同胞。他们说政府甚至连外国朋友都这样真心帮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能不使劲出力呢?项目实施过程中,村民们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摸黑下山到勐拉河里背沙石,下山上山一趟就得四五个小时。项目完成后,村民按要求每月凑齐管理费,选出年轻人对设施进行管理。他们明白,“这是自己的事!”
说来也巧,联合国组织先后派到金平的三位项目执行官员,都是年轻能干的志愿者。这三位美国姑娘性格各异,但对工作都是同样的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劲头,连金平县扶贫办本地的男同志都佩服得很。第二任项目官员、那位美国的女大学生汤祝丽,在实施营盘乡的项目时下乡碰上雨天,崎岖的山路又陡又滑,她都数不清摔了多少次跤。刚开始,她摔倒后马上爬起来,越到后来摔得越历害,她终于忍不住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她又爬起来接着赶路。
来金平的外方项目官员,无论男女,对工作都特别认真,严格得近乎“苟刻”。一个项目从谈判到实施,再到验收、管理,不管哪一个环节,外国专家都不会马虎。所以,双方经常为项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互相领教过对方的“历害”。但工作之余,大家相处得又很融洽,许多人还成为好朋友。金平人从外方项目官员身上学到了许多项目管理的经验和知识,外国专家也无一不被金平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金平人淳朴善良的品德所打动,并从艰难拼搏的各族民众身上看到金平摆脱贫困的希望。可以说,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项目,他们互相深刻地影响了对方。许多外方项目官员工作期满回国或返回北京办事处以后,还依然关心着金平的扶贫事业,帮助联系援助项目。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一名大学生写信给金平县扶贫办,主动要求前来实习,帮助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工作。
(三)
除了希望工程,外资外援在金平主要集中实施人畜饮水工程和温饱工程。工程以解决人畜饮水、改土和科学养猪等为重要内容。我们在从1997年就开始实施温饱工程的营盘乡看到,曾经由于山大沟深和喀斯特地貌影响,“滴水贵如油”、“找酒喝容易找水喝难”的太阳寨、罗锅塘、牛滚塘三个村寨,已经建好了1048个小水窖,解决了1048户6267人、2100头牲畜的吃水问题。目前,乡里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尽快帮助剩下的452户人家修建水窖。
没搞温饱工程以前,这些村寨每家每户都要有专门的劳动力,去五六公里外的地方背水或用马驮水。县长张睿对修建水窖的前后进行对比,总结出了“水窖革命”:从人畜混饮的少数土水塘,到六七十年代石灰浆糊成的池塘,再到长途管道引水,最后到每家一口清洁的水窖。村民们不仅改善了卫生习惯,改变了村容村貌,更大的变化还在于解放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许多村民刚修水窖时,住的还是茅草房。从草房接水会有腐殖物和虫子等杂质,这就促使村民挣钱盖石棉瓦的新房。想挣钱,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便在温饱工程的帮助下养猪养鸡,搞多种经营。去年,仅营盘乡销往外地的土鸡就有12万只,肥猪6500头。而因此建起石棉瓦新房的村民已超过三分之二。过去必须说服动员村民才修水窖、参与温饱工程,现在大家都看到好处,得到实惠,剩下还没做的村民就自觉地积极要求参加了。我们在牛滚塘村便看到好几户农民正在挖水窖。从罗锅塘村小学旁边村民们自发树立的一块醒目的大“功德碑”上,我们也了解到,这里的饮水工程和温饱工程的部分启动资金,便来自外援外资(瑞士的丰太公司提供40多万元)。而据不完全统计,外交部这些年在金平实施的饮水工程和温饱工程,共投入资金近千万元,总共使6个乡、9个行政村、11个自然村的14967人和4742头牲畜从此告别吃水难的历史,使1676户46860人基本解决温饱。由于温饱工程使资金、技术和服务同时到户,效果明显,所以去年,云南在全省推广了金平的作法。
(四)
小额信贷扶贫,是外资外援在金平实施项目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根据贫困农户的特点,设计特殊的信贷扶贫体系,并通过正规、半正规或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小规模信贷服务,将资金和技术等基本生产要素直接送达。作为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扶贫方式,经过几年来中外双方项目管理人员和当地政府及老百姓共同不懈的努力,小额信贷扶贫也在金平结下了硕果。从1997年7月,外交部筹集73万元信贷资金,在金平最贫困最边远的老集寨乡发放第一笔贷款以来,仅利用外交部渠道资金发放的贷款户就有628户,放贷资金87.32万元,收回本金49.74万元,利息3.59万元,小组基金1.79万元,贷款回收率达100%。而金平全县,已有12个乡189个自然村333个中心1685个小组8260户农民加入到小额信贷的行列,累计放贷1360万元。这些资金来自外交部、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发源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上海市长宁区等方面。
铜厂乡乡长助理马勤和还清楚地记得,他是1993年底才听说小额信贷扶贫的,并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1995年外交部引进联合国粮食开发署15万美元的资金,用其中的5万美元在铜厂乡扶持2000户农民,开始搞小额信贷扶贫,那时叫“多功能小组”。这六七年,马勤和先后三次接受培训。一次是到文山州,学习菲律宾的乡村发展模式;第二次是到省社科院,培训农业经济知识;第三次是赴孟加拉国,实地考察小额信贷扶贫。他在本乡芭蕉坪村发展了金平县有史以来第一批小额信贷的农民58户(全村共90户人家),如今村里还有60多户一直参加。马勤和调任乡长助理后,接替他工作的是苗族退伍军人王金明。小王现在的职务叫“小额信贷工作站负责人”,他还有两个部下,掌握着152万元的资本金,共同负责全乡1600个参加小额信贷扶贫的农户。这1600个农户,每五户为一个小组,每五到八个小组为一个中心;每个农户接受的贷款也从早先的500元提高到1000元,第二轮还可贷到2000元。贷款每12天回收一次,每次还本金的1/30。王金明介绍说,小额信贷是针对那些贫穷但愿意靠干活脱贫的农民的,对好吃懒做和违法乱纪的人不贷。这些年来,全乡的呆帐死帐还不到1%。乡里前年做过效益分析,参加小额信贷的农户,三分之一以上年人均收入增加200元。芭蕉坪村村主任,同时又是小额信贷小组长的马小明告诉我们:这些钱对他家的用处很大,买种子买化肥买仔猪等;到还款时我会想尽办法还上,即使打短工去淘金或卖掉肥猪,都得及时还款。马小明家这几年在小额信贷的帮助下,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所在的中心,有户买了一辆农用汽车,有户装上了电话。村头靠近公路边的陶秀英家,也是最早的加入小额信贷的,不仅买了一辆农用车,还开起了录相厅。全村25户有23户盖了新瓦房,还修了500米的简易公路到村里。
勐拉乡蔓棚新寨的17户苗族农民,三年前多数人家也参加了小额信贷扶贫。我们在26岁的小额信贷社区工作队员杨福飞家里看到,正是靠小额信贷,他的大哥才供得起二个孩子读中专,二哥才买得起近万元一辆的摩托车跑小生意拉仔猪,三哥家才修得起沼气池。他们兄弟几个还合装了一部电话,好联系生意。杨福飞负责三个办事处325户人家。他说,贫困农家靠小额信贷种木薯养猪,现在的效益越来越好,并且大伙儿的脑瓜子越来越灵活,市场观念商品意识越来越强。
小额信贷扶贫使贫困户特别是贫困妇女得到发展的机会,加上技术咨询、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上门服务,最大程度地确保了贫困户的利益,使他们通过自主经营和成员互助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脱贫的信心。它在金平的成功,再一次说明其旺盛的生命力,是政府扶贫的有效补充。金平也为云南省提供了扶贫到村到户的成功模式,这两年全省投入贷款资金3.5亿元,在73个贫困县全面推广小额信贷扶贫。
(五)
在金平接受的外资外援中,有一部分来自上海市及其长宁区。
1996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确定上海市帮扶云南,其所属的长宁区对口扶持金平县。从第二年开始,上海方面先后投入650万元,在金平13个村实施温饱工程,在2个乡63个自然村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由于项目进村、资金入户、措施到位,扶贫的效果明显,达到了“示范性、效益性、形象性”的目标。实施温饱工程时,通过无偿资金的投入和有偿资金的滚动,带动全社会参与、各部门协同,激发贫困户自力更生的热情,为“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而更令金平人感动的是,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心系边疆各族人民的那份深情。1997年上海市长宁区的区长姜梁带队赴金平考察,1998年长宁区副区长潘介生来金平,1999年区委书记茅贵明又亲自率团到金平。今年4月,姜梁区长第二次踏上金平的土地,与金平县委县政府协商对口帮扶事宜,决心共同向贫困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发起总攻!
金平的扶贫攻坚,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还有许多值得总结的成绩与经验。但金平人丝毫不敢懈怠。基本解决7万贫困人口的温饱之后,巩固扶贫成果,真正使31万各族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金平县委县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力以赴的首要任务。
35岁的县长张睿希望通过本刊向一切关心和帮助金平扶贫攻坚、脱贫致富大业的海内外人士,转达金平各族人民深深的谢意!金平,这个多民族的家园,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好,成为祖国南疆繁荣安康的一颗耀眼明珠!(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