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斡尔语词典》（修订本）出版之际，作为主编，我们历经多年的辛劳理应有收获的喜悦，至少如释重负才是。然而，我等反而诚惶诚恐。因为，编撰一部语言词典，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编撰一部没有文字的达斡尔语释义性词典尤为艰难。

　　目前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修订本）虽历经30多年的编修过程，付诸众多人的心血和精力，还是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词条遗漏的问题和释义精准欠佳的问题，仍然在所难免。原因有二：一是达斡尔语研究滞后。近些年，达斡尔语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寥寥无几，尤其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更是少而又少。达斡尔语研究的专著除乌珠尔先生的《达斡尔语概论》以外，仅有几本类似词典和语言社会状况研究的专著。因此达斡尔语研究的空白点甚多，疑难课题也不少；二是编撰队伍的专业素质不太高，缺乏精通达斡尔语并具有较高的汉语文修养和语言学修养，以及编撰辞书基本技能的人才。尽管如此，面对达斡尔语令人堪忧的现状，挖掘抢救和保护整理工作迫在眉睫，既容不得懈怠也容不得等待专业队伍形成和科研成果的问世。时不我待，黑龙江省达斡尔族研究会和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只好担起历史的责任。由于编撰队伍的实际能力所限，编撰释义性的《达斡尔语词典》只能走阶段性修订和阶段性完善的道路，因此《达斡尔语词典》(修订本)的出版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而已。对此，我们只能期待下一次修订或另一部更加完善精准的达斡尔语词典问世。

　　为何要编撰出版《达斡尔语词典》？

　　达斡尔语作为“交际工具”，其功能由于使用空间的不断萎缩而急速消退。2008年，我们在齐齐哈尔市附近县区调查时发现，76名达斡尔族初中生中，只有3名学生会用达斡尔语进行简单交流，完全听不懂的就有30名。现今，达斡尔族地区的多数中小学已经开设了达斡尔语课。

　　达斡尔语“交际工具”功能的急速消退，必然导致达斡尔语“思维载体”的退位。事实上，目前能够用达斡尔语会话的群体中，完全用达斡尔语思维的人已经很少了。

　　那么，编撰《达斡尔语词典》的价值何在？意义又何在？

　　在达斡尔语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达斡尔语的文化价值凸显弥足珍贵。因为达斡尔族没有文字，更多的文化精髓存在于语言中。因此，达斡尔语的抢救与保护、挖掘与整理、研究与使用，不仅仅是语言自身价值的需要，也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整理、研究与解读。

　　就民族情感而言，我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母语。一个人口只有13万的民族，近些年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就有七八个版本，足见我们民族情结的深厚。而这种情感的表达，体现的是我们的历史担当精神。我们这代人不想亲手把本民族的母语送进博物馆，而是要完成我们的历史责任：赋予达斡尔语饱满的文化内涵，赋予它随时“复活”的基因。

　　语言的文化价值体现在词汇构成、会话功能和语言思维上。因此要保护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发挥其文化价值，就必须在收集整理大量单词的同时，对词汇的释义和使用功能加以研究和保存。只有达到这个程度，才不会失去这门语言的会话功能和解读功能，才可以窥见其语言思维，才可以比较完整地体现文化价值。

　　为了尽可能地把达斡尔语言以较为完整的文化形态留存于历史，避免达斡尔语成为无奈的“历史语言”，编撰一部释义性的达斡尔语词典，便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因此，编撰《达斡尔语词典》的首要目的除了以书面形式保存更多活态的达斡尔语言外，还兼具“工具”之功能。

　　《达斡尔语词典》是如何编撰的？

　　《达斡尔语词典》（修订本）的编撰经历了三个阶段：1982-1988年由胡和主编内部出版的《达斡尔语汉语对照词汇》（以下简称《对照词汇》）；1990-2011年编撰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试用本）（以下简称《试用本》）；2012-2017修订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前后历时35年。

　　达斡尔语的收集整理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其目的是创制达斡尔文字。后来，达斡尔文字的创制工作一度夭折，收集整理的语言资料基本散失，达斡尔语的研究也就此停止。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达斡尔族学会相继成立，达斡尔语的收集整理工作再次启动。省市学会在成立之初，以抢救达斡尔族的历史语言文学工作为己任，成立了三个研究小组，即历史组、语言组、文学组。自此，语言组开始了漫长的收集整理和语言保护工作。

　　搜集整理达斡尔语词汇。30多年前达斡尔语的使用状况与今天大不相同，那个年代五六十岁的达斡尔人还保留着完整的达斡尔语思维，因此词汇的收集比较容易。省市学会成立之初，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胡和、卜林、德玉海等老同志整理出词汇和词组17350条，为编撰《对照词汇》打下了基础。

　　确定“标音方案”。收集整理没有文字的达斡尔语，必须有一个规范的注音方案。因此，省市学会委托乌珠尔、德玉海、胡和等同志提出方案，根据齐齐哈尔达斡尔语的特点制定了《达斡尔语标音方案》。此后，断断续续开展了标音方案的培训和普及工作。在此期间举办了多期培训班，前后有100多人次参加培训，为以后的编撰词典培养了人才。同时编印出版了乌珠尔先生的《达斡尔语标音读本》。

　　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涉及很多方面，在青少年中进行普及至关重要。因此在省市学会成立后，举办了多期不同层次的语言比赛和达斡尔语讲演等活动。参加讲演和比赛的青少年约300人次。

　　编撰和出版《对照词汇》。在收集词汇和词组达到一定数量后，开始了数年的编辑工作。其间，省市学会组织30多人参加为期两周对汉语文释义的审议。乌珠尔先生自始至终参与了标音工作。1989年出版了胡和主编的《达斡尔语汉语对照词汇》。

　　《对照词汇》出版以后时隔一年，省市学会开始了《达斡尔语词典》的编撰工作。

　　自1990年开始，乌珠尔、胡和、德世岫、何继春、吴智等同志根据学会编撰词典的要求，开始了词条的整理和进一步探索新词术语的工作。1994年至1998年期间，由于涉及创制达斡尔文字事宜，省市学会暂停了此项工作。1999年再一次重新启动后，于2000年初召开历时10多天的词条审稿会。此后编撰工作时断时续，主要原因是主编成员乌珠尔、胡和、德世岫等老同志的身体欠佳，且相继去世。但乌珠尔先生在病重之前，已完成了主词条和副词条的标音和汉语文释义，以及词性的认定和部分例句的选译工作。德士岫先生病重之前，也组织20多人完成了卡片的誊写工作和部分编辑工作。

　　主持编撰工作的乌珠尔、胡和、德世岫几位老先生先后故去，省市学会为了不让已经有所进展的编修工作夭折，于2002年又重新组建了编撰小组。学会直接主持，参与人员有何继春、敖宝辰、多玉萍、吴英俊、何忠良等。

　　组建编撰小组以后，首先把已整理的词条与原始卡片再次核对，以免误注、误译，然后输入电脑并核对数遍，同时新增加了词条和例句。由于原有的词条是分类编排，调整为音序编排耗时较长。加之确定了编撰释义性词典后，几经体例结构调整，几易其稿，更是耗费了较多的精力和时间。2010年开始主编通稿，经过十几遍的审阅和技术性的调整以后，于2011年出版了《达斡尔语词典》（试用本）。

　　《试用本》的出版只是打了一个基础，提供一个全民族参与的“靶子”，为《修订本》的问世再造平台。当省市学会决定开始修订工作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区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提供了人力、财力和办公条件，并纳入了政府工作日程。由此修订工作成为省市学会和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政府的共同项目，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由省市学会和区政府共同组建编委会和编辑组；委托丁石庆教授和吴刚副研究员在北京召开了由国家级语言学专家和辞书专家参加的修订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塔城召开了《达斡尔语词典》修订工作（塔城）座谈会；到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莫旗、阿荣旗走访30多人，在齐齐哈尔市区、富拉尔基区、富裕县走访了近70人；将“试用本”与近几年出版的各类达斡尔语词典进行比对，补充“试用本”遗漏的词汇。

　　修订工作于2016年底结束，并交付民族出版社。此后又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做了几次较大的技术性修改。

　　《修订本》的第一位审阅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宏开先生。他的审阅意见是：“词典的编纂，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最难的一项工作。《达斡尔语词典》与我主持出版的20多部词典比较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成熟的一部词典了。主要体现在收词广泛，释义精当，体例规范等几个主要方面。”

　　《修订本》的第二位审阅专家，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达斡尔族语言专家丁石庆先生。他的审阅意见是：“从语言资源保护视角来审视该词典的整体水平，该词典已完全达到了一部现代工具书的所有功能和水平，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必将凸显其社会与文化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多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