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拖县迎着朝阳去上学的彝族孩子。远离毒品的他们，就是凉山的未来

一

曲木日火第一次见到海洛因时，并不曾想到毒品会那么深重地影响到他日后的生活。

那时，出生于大凉山某某县一个彝族山寨的曲木日火正在乡镇中学读初中；而自己最好的朋友则正蹲在学校狭小昏暗的厕所中，用打火机燎烤着锡箔纸上白色粉末。

1990年代中期，毒品开始进入彝族人聚集的大凉山腹地并呈蔓延趋势。毒品随着外来人员进入，少有人了解其危害，吸毒甚至在某些地方成为身份的象征——最早吸毒的是有钱人、拿工资的人，县城里的帅哥美女，因用海洛请客而表现出时尚、身份、财力，非普通彝人可涉及。及至90年代末20世纪初，毒品吸食者已经从最初的“有地位”之人向普通人转移。

看到曲木日火诧异的目光，好友招呼他：“来嘛，一起来，好东西。”说不上是讨厌还是害怕，但最后好奇占了上风。曲木日火凑近锡纸，一股白烟升起，苦涩味冲进口腔。他连吐口水，眼看着好友用手指把被自己打翻在地的海洛因粉末从臭气熏鼻的厕所地面蘸起，又放入口中。

既然窗户纸捅破，好友吸毒不再躲避他了。曲木日火则开始与他日渐疏远，并最终断绝往来。只是在很久后听说：此人因为吸毒不仅连累父母倾家荡产，自己也不知所踪、生死未卜。

如今，每当曲木日火走进办公室，都会被那种特殊的怪味唤醒最初记忆：“幸好当年我没有被好奇心驱使去第二次尝毒，否则想都不敢想！”这怪味，源自存放在办公室里收缴的海洛因。

曲木日火是县禁毒大队大队长，从事缉毒工作三年。我在昭觉街头坐进禁毒大队的汽车后，他没有直接将车开到宾馆，而是体贴地在昭觉县城各街道缓慢行驶，好让我熟悉这个彝人聚居地、曾经的凉山州州府。

离西昌100公里的昭觉彝语意为“山鹰的坝子”，彝族占总人口的97.1%，有“凉山彝族历史文化中心”、“彝族服饰之乡”的美誉。眼前的昭觉县城彝族建筑风格已然泯灭，甚至也没有汉族人占多数的西昌城区建筑刻意打造的彝族装饰图案与风格，和中国大多数县城一样，面目模糊。然而，生活其中的彝族人依然赋予了这个县城强烈的彝人气质。虽然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百褶裙难得一见，但县城里女子戴头帕、男子或女子身披察尔瓦（羊毛质地的披风）依然普遍。

我到来的初夏时节，昭觉街头除了摆摊贩卖土豆的女人，又多了些扎火把的女人、腰机织布的女人、纺锤纺羊毛的女人和擀毡、用木板压布的女人——在凉山，百褶裙和察尔瓦从出毛到成品，仍采取传统方式纯手工制作。距离彝族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不到一个月，家家都在为过节做准备。无论走多远，火把节期间外出彝人必然回乡团聚，和汉族人的春节一个意思。

经过火把广场，曲木日火开始切入正题：“吸毒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35至60岁之间，最早吸毒的那批人差不多已经都死了。这些年因为吸毒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见得多，政府对吸毒贩毒打击力度大，再加上禁毒防艾（艾滋病）宣传工作的开展，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毒品的危害，沾毒的人已经减少了许多，90后的人更少。”为配合“6.26世界禁毒日”的宣传，昭觉县政府将于明天在火把广场举行禁毒宣讲大会，整个县城的人都会参加。

火把广场大而空旷，主席台被斜坡环绕，斜坡上的白杨树尚幼，看着像一株株放大的草本植物。几个披察尔瓦的彝人静坐在这些草本植物中，如黑色蚁冢巍然。不远处的半山云蒸霞蔚，是雨季中难得一见的晴好黄昏。

曲木日火中午刚从云南办案现场赶回来，晚上还要加班。县里警备人员严重不足，要保证如此大型的活动顺利进行，不仅像他这样在外办案的缉毒警察要回来工作，县里的许多公职人员也分配了相应的任务。昭觉县委政法委书记、禁毒委主任尼莫拉哈告诉我：昭觉是全国贫困县，辖一镇46个乡，但只有150多名警察和150名协警；公路卡点只有两个，每卡6人，无警犬、无设备，检查全靠手工与办案人员的经验，对付配备设备先进的运贩毒人员不占优势。“现在武装押运贩毒的越来越多，不定因素更多。一旦与武装押运贩毒者正面相遇，我们的警员面临的危险会成倍提高。”

就拿曲木日火最近负责的一件抓捕案件来说，疑为武装押运毒，需要调集特警支援。他带领20来名办案人员，着便衣挤在40元一晚的招待所中，不准外出，三餐盒饭，随时待命。蹲点一周，毒贩却无动静。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不能总待着吧？谁知特警刚撤，毒贩就行动了。

两名毒贩乘坐的是西昌至成都的私人运营车，18座的商务车中，你不知道其中有谁、有几人是毒贩的接应者，是否带枪？此时曲木日火身边只有7人，其中两人为协警，不具备抓捕能力——但顾不得了。队员们开一辆车在高速路上一路追赶，始终没有合适的抓捕时机，直到通营高速休息处。曲木日火布置3人警戒、一人控制、两人抓捕、一人摄像，自己带头冲上车，对毒贩成功实行了抓捕。

此案曲木日火跟踪了一年多，抓捕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海洛因5公斤。主犯是个40多岁的女性，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仅电话卡就使用了16个。人犯被捕后很淡定，坚决不承认运毒事实。禁毒大队硬是收集出犯罪嫌疑人这一年来出入各涉案场合的录像及登记记录，在犯罪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证明了犯罪事实，最终犯罪人被判了死缓。

但这不是曲木日火遇到的最危险的经历。

在另一次抓捕过程中，一个吸毒人员张口就向曲木日火的手背咬下。他条件反射般掌变拳，迅速抽回，手背上留下了两排牙印与口水，幸而没有破皮。还有一次给贩毒人员抽血，那人挣扎之下，已抽过毒贩的针头扎在帮忙按手的曲木日火的手上。“我运气好，回来一查，那个毒贩还没有染上艾滋病。”通常，在凉山许多贩毒者同时是吸毒者，因吸返贫、以贩养吸，是艾滋病高危易感人群。

从乡间少年到小学老师，到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警察队伍，再到禁毒大队队长。做缉毒警改变了曲木日火许多：没有办案、审案经验，就大量查看笔录；从见人腼腆、说不出话，到迅速判断各类人员身份，选择相应交往方式；面对毒贩提出200万元收买费，自己笑着“讨价”要5000万——收了你的贿赂，你就得解决我一辈子的逃亡与生计费用呀；连续10多天无休无眠地抓捕毒贩，再盯守运毒人排毒，完成任务后累病住院打吊瓶：“也就是年轻，身体顶得住。”

“办案时高度紧张，对精神、体力要求高，缉毒警察属于高危职业中的高危。你想啊，一般犯罪都有明确的受害者，最起码他们会拥护、感激办案人员。但毒品的受害人——毒品吸食者不会感激我们，运毒、贩毒人更是恨我们。我们5年轮一次岗，不能在一个地方常待，否则容易被识破身份。也不能在家乡进行缉毒工作，有若亲戚朋友犯罪时能否秉公执法的顾虑，也有家人人身安全的问题。人不在家人身边也不能照顾家庭，虽然要对家人保密身份，但家人多少猜出来一些，总跟着担心，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

这天的曲木日火黑T恤、黑长裤，同色西装松垮地搭在胳膊上，下车时墨镜便上了鼻梁。一身黑的他看起来和行走在凉山街头的年轻人别无二样，笑起来竟有些少年人的天真。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他不会穿警服，但警服始终未曾从他心底脱去。

“警服，不穿时想穿，穿上了又想脱。以前没过多考虑过安全问题，被咬后自费买了特警专用手套，算是一层防护。做禁毒，会看到太多悲惨的事情和人——有人可怜，有人可恨，有人该死！”

除了禁毒办案，禁毒警也会经常走进学校，向学生介绍相关毒品知识，进行禁毒宣传教育。曲木日火给孩子们授课，用道具告诉他们冰毒、麻古、鸦片、海洛因、摇头丸是什么样，用图片及案例说明毒品对人类、彝族人的危害。看着孩子们，有时，曲木日火会想这样大范围的毒品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如果在孩子们中间、在乡村山寨之间开展地早十年二十年该有多好——如此，家乡人就不会把海洛因当作可治病的药物，少些好奇心，对诱惑多点警惕、多些免疫力。这样近乎天真的想法，却是一位缉毒警察的开始之路。

二

要从西昌一路走到昭觉、布拖、美姑、金阳、雷波，先得经过一长段多雾高地。

这段高地被密林包围，通往彝族腹心地带的凉山东五县的省道像条主动脉，在由密林构成的毛细血管中迂回。山路很烂，大大小小的坑等同血管的肿瘤，令人感受强烈。在清晨重重迷雾中开着雾灯、摸索着行驶，有时几个黑色察尔瓦会突然冲进你的视线，你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察尔瓦又被迅速抛到车后。“肿瘤”与迷雾，成为走近凉山腹心区域的一种隐喻。

凉山州政府所提供的资料显示：1995年毒品进入凉山，1997、1998两年最为严重。那时，仅昭觉某村寨因吸毒死亡人数就达100人以上，几乎每个家支都有人员染毒、涉毒。2008至2010年期间凉山被定为“全国禁毒重灾区”，各县县委书记亲自主抓禁毒，经过大力打击治理，到了2011年，凉山州降为“禁毒通报区”。

在凉山缉毒警口中，一切变得更为具体：2003年几乎是凉山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首批毒品吸食者大量死亡；政府开始严打。严打之下，贩毒转向高山，一人跑一个山头，从缅甸到大理、楚雄、昭通到金阳、布拖、昭觉一路接力过来，经西昌、成都再流向外省。运毒人员向特殊人员——妇女、孕妇、残疾人转移。这条运毒路线，正与彝人世代居住的大小凉山之崇山峻岭相重合。

毒贩将毒品分拆成小包，由运毒者吞入体内。这些处在贩毒链最底端的运毒者，承担着毒品包装破裂的危险，过老林、皴岩、峡谷、洪水、泥石流，穿越无人之地，冒被抓捕之险，以性命为代价，以期在动辄获取上百倍暴利的非法交易中得到千元收入。在曲木日火抓捕的案件中，体内藏毒最多的是一个即将为人母的女性：97包、600多克——足以判处无期徒刑。贫穷、愚昧、来钱快、以毒养吸，固然令部分乡人走上吸毒、贩毒、运毒的犯罪道路，但紧随其后的是家破人亡、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和法律制裁。

所幸的是，凉山作为中国最早的禁毒重灾区的历史，正在一点一滴地改变。

行过西昌到昭觉交界处的高寒草场，景色为之一变。四五月里的索玛花已经凋谢，七月的土豆花还来不及开放，河谷地带成片的土豆和苦荞苗绿意盎然。高压电线织成的大网笼罩着田地与远处山峦，装载着风车巨型涡轮叶片的车队正缓慢地在山路中爬行，提示着凉山作为中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所具有的丰富风力资源。进入昭觉地界，开始出现将日常生活的种种皆搬到公路两侧的彝族人，织布、聊天、梳头、烤火，几个披着察尔瓦的妇女一字排开，背着箩筐的身影像是张开翅膀的大鸟。

我们的车子在接近昭觉县城时拐上一条岔道，穿过一小片村子，在一道3米高的围墙外停住。敲开铁门，填表，打电话，等待，再次确认，领胸牌，再上车。弥漫了整个上午、中午的雾此时逐渐散开，一栋孤零零的建筑屹立在约500米荒地之外。

昭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现有强制戒毒人员735人， 29间戒毒间，平均30-40人一间，远超12人一间的标准。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发展、扶贫、禁毒、防艾每项资金都捉襟见肘，戒毒所也不例外。进入其中的戒毒人员首先要度过15天的生理脱毒期，然后再进行集体训练、培训。戒毒积极分子还可以进入零件加工车间，学习电子零件的加工与组装——这是昭觉戒毒所与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联合项目，表现优异者在戒毒期满后将直接进入该企业从事生产加工工作。对于这些已经毁掉自己全部生活的吸毒人员而言，这一机会不仅能使他们脱离旧有的毒品环境，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

在凉山的田野、街头，与面色焦黄而羸弱的路人交错之时，偶尔会暗自思量：怕不会是吸毒者吧……却不曾想第一次与确定无疑的吸毒者相遇在昭觉的戒毒所中。

在戒毒所所长陪同下，我从一张张工作台中穿过。每张工作台都配以台灯，戒毒人员就在灯下将成堆的红色、绿色零件分捡、组合、再按压成型。加工间内大约有200来人，男女各半，中年人占大多数，间或有些白发的老者，多少证实了“如今吸毒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5——60岁之间”的结论。这里的男子一律寸头，女性齐耳短发，看着与常人没有区别，也不见得多羸弱，都是农民的样子。吸食毒品久了的人，抵抗力弱，多少都带着病症，传染病、艾滋病——戒毒所里就有一间戒毒间，专门为患有艾滋病的强制戒毒人员所准备。隔着铁网从一间间的隔离房上方走过，每路过一间，房内便发出“领导好”的口号声，音量放到最大。这个世界，似乎只有两类人存在：“领导”和强制戒毒人员。

三

昭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什么人都缺，缺民警，缺协警，缺保安，缺医护卫生人员，长期缺失。200人标准的基础设施及工作人员配置，负责承担近800人的强制戒毒、基础医疗、日常管理工作。这几乎是整个凉山州禁毒资金不足的缩影。

所长霍刚长时间呆在所里，从被褥到食物到劳动工具，都是他要操心的范畴。“那些人就是你的儿子嘛。”有时，在电话里霍刚的妻子会以这样言语心疼丈夫。

“现在能吃饱了，好多了。以前伙食只有土豆，还都带着泥。挤还挤的，人太多，睡不好。”35岁的曲木阿牛对戒毒所的生活最熟悉不过。自持自制力过人的他并没有逃脱上瘾的命运，吸毒两年后改为静脉注射，一直很小心地避免共用针管令他避开了艾滋病威胁，但依然没有躲开肺结核。为得到每天200元毒资，他偷抢拐骗无所不做，也因此被劳教3年。即便在现今的彝人乡野，高中生依然难得与珍贵，而高中毕业的曲木阿牛10多年来一直在吸毒、戒毒、复吸中循环，光进戒毒所就进了6次，是戒毒所的老面孔。2013年11月17日，曲木阿牛买毒时再次被捕，接着又一次被送到这里。不过能作为采访对象，却因为他那天生的好歌喉。

抱着吉他的曲木阿牛被带进会客室，先是向我鞠一躬：“领导好。”然后坐到靠墙的木凳上，开始弹唱。那是一首类似1980年代风行一时的《铁窗泪》之类的歌曲，歌词内容很正面，表达出对往昔的悔恨和对监狱改造生活的赞美。曲毕，他转向我：“接下来，我给领导唱首彝族歌《山风一样自由》，希望领导喜欢。”

彝族风格的旋律一经曲木阿牛口中唱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务，将头转向他。他的声音很小，却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一下子就将现实从你身边抽离：“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风一样自由——”歌曲的原创、原唱者是彝族功勋级组合——山鹰组合之一的瓦其依合。曾经，彝族人传递史诗般传唱山鹰的每一首歌，曲木阿牛也不例外。吸食海洛因之余的曲木阿牛坐在火把广场上，弹唱起这首最心爱的歌曲，须臾，姑娘们小鸟一样环落于他的身边，不肯离去。这个消瘦与英俊同样惊人的年轻彝人，怀着山风般美好憧憬的同时，却也明白：翅膀，在自己高中毕业第一次接触毒品时，就已折断。

这天，曲木阿牛并没有将这首自由之歌唱完。在歌曲后半段，他的声音骤然转弱，亦无力按紧、拨动琴弦，汗水从他的每一个毛孔处渗出，汪出一小滩、一小滩水迹。为阻止曲木阿牛从凳子上跌下，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腕。他的手腕干枯、僵直、滑腻、冰冷，像是握住一条冬眠的蛇。海洛因毒瘾发作并不似影视作品表现的那样激烈，相反，那是一种无可说尽的“慌”：心慌，气慌，无力，大小便失禁。在这10余年中，曲木阿牛见证过20多个毒友的死亡，其中包括最好的朋友。他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在吸毒、戒毒、复吸、再戒中消耗殆尽。

这次戒毒出来，曲木阿牛打算永远离开昭觉去广东，学做变压器开关，给病危中的母亲一个交代：离开，终究是个好的开始。

在我听到的太多有关吸毒、戒毒的故事中，其中一例是戒毒者远赴南海，在几近隔绝人世的海上工作中成功戒毒之后，做锡矿，再婚，起楼房，赡养父母。这样的成功案例在毒品泛滥时期的凉山几乎成为传奇，激励戒毒人员的同时，也给亲人带来希望。对于吸毒者甚至运毒者，乡人多持可怜与同情态度，尤其是对待涉毒女性：贫穷，教育缺乏，地位低下，为家庭铤而走险。

蜂拥至火把广场观看昭觉县“6.26法制宣传警示教育大会”的人群中，十五六岁的初中女生们必须手挽手地靠在一处，才能坚持看完整个公审过程。“害怕那些人呢，也可怜他们。我们不会去碰……身心健康最重要。”姑娘们喃喃道。

严控，严打，大力宣传、防范，加之吸毒致死率，如今大凉山的吸毒人员减少了许多。而贫困、毒品、及因毒品而衍生出的艾滋病问题交杂一处，使凉山命运更为多舛。

四

连续几天在彝人聚居的乡野中采访，很容易就拉出一条线索：最先出去打工的村落，就是最早带回毒品、最早吸毒、最早感染艾滋病、最早发病、最早大批死亡的村。1995年凉山州发现首例因吸毒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后，当时官方统计是700多人感染。进入2000年代，感染艾滋病人数更呈上升趋势，某些彝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县城和乡镇，也是全国艾滋病问题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

被毒品与艾滋病侵袭的现状，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绕不过的毒瘤，但并非所有人都有直面它的勇气——或者说，直面需要时间。曾经，对某些官员而言，毒品等负面消息极有可能影响地方形象，进而影响地方发展与招商引资。

2011年，尼莫拉哈从雷波调入昭觉，任县政法委书记兼禁毒委主任，上任初始就遇到了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全县艾滋病人之多，禁毒、防艾任务之重；没想到防艾救助所需资金之巨大，政府财力之有限。与严峻禁毒形势相伴的，还有传统家支结构的渐次瓦解，彝族传统文化的快速消亡，彝人社会的现代转型滞后……

为此，政府特别采取了非常规的严格措施：办案不分管辖地，任务定人头，每抓获一名毒贩奖励办案人员500-800元；贩毒无论克数大小，都判刑；对吸毒人员强制隔离，公职人员吸毒开除公职；与外地缉毒机构联合，加大对外出人员、特殊人群监控力度；政府引导、联手民间力量开展禁毒、防艾工作；大力进行彝语宣传，对青少年进行法制课堂、禁毒、防艾教育；对艾滋病病患母亲送政府组织的“和谐家园”监视居住，满周岁婴儿实行母婴分离……

事实上，无论官方或民间，与毒品、艾滋病的战争始终在持续，包括民间禁毒、艾滋病干预培训、戏剧宣传、爱心学校以及计生项目等等。凉山彝族妇女儿童中心对失依儿童进行地毯式救助，云南宁蒗彝族发起“虎日禁毒”，巡回演出于凉山、云南的彝语禁毒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1999年，刚参加工作的乡村女医生吉木子石，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帮助下，走上街头宣讲“健康教育，安全套使用”及艾滋病传播途径等方面的知识，被路人骂哭、被家人强行带回家。如今，吉木子石已培训了上千名乡镇干部及老师，并担任了县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

在布拖县特木里镇日嘎村活动室门前，“村民禁毒公约”的公告牌上，日嘎村村委会与禁毒协会共同制定出村民“外出请假条”、“外出承诺书”及“跟踪帮教责任书”。承诺书中规定：外出期间承诺不吸毒、贩毒，若违反愿按村规民约及相关规定承担一切后果。画着彝族起源神话故事及火把节传说的宣传画，占据了日嘎村活动室庭院的整个围墙。骤雨初停，几个小学生在彝族英雄黑体拉巴画像的注视下，奔跑嬉闹。现在，学校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

在林林总总的禁毒、防艾“战役”中，最引起我关注的是源于民间的乡民自救。1999年，云南宁蒗彝族在家族内部发起“虎日禁毒”仪式——彝族这样重视家族观念的民族，以自然法——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民间调解纠纷的方式，由“德古（族内德高望重之人）”牵头，打狗杀鸡喝牛血，用传统伦理战胜毒瘾。那么，在凉山，谁是以彝族传统方式拉开民间禁毒战争的第一人呢？

五

昭觉群山环抱中的竹核坝子，童话般宁静的彝族稻作乡村。这里出产品质优良的大米，也养育出血性刚烈、团结且自尊心极强的阿都人。但这里却也是凉山最早出现毒品、艾滋病的地方。

马曲者算是竹核、尔古一带的“德古”。他头脑灵活，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通过开酒厂、做煤炭生意赚了钱。而此时，他所在的尔古乡吾合村正经历毒品入侵。到2000年底，全村已有73名青壮年沾染毒品，因吸毒死亡13人，劳改13人，劳教8人，7户人家因吸毒家破人亡。

马曲者的个头在黑彝中不算高，却自带威严之气。我听到关于他的许多说法：少言耿直，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下沙子，是个典型的阿都人。马家支在吾合村有20多户，全乡2500多户，在公共事务上是个“说得上话”的家支。尽管经历了时代变迁的冲击，如今的彝族传统家支、习惯法仍然保留了相当力量。出身、头脑、品行、财力、民族责任感，还有自己的心性加在一起，必然令马曲者无法对家乡毒品泛滥的问题视而不见，并促使他必须做些什么。

2001年3月，马曲者联合竹核乡、尔古两乡的乐伍、加巴、吉克、马海、尔几六大家支，成立民间禁毒协会。协会理事会成员由退休老干部、村社干部、家支头人组成，马曲者任会长并独自承担协会的全部费用。协会的任务只有两个字：禁毒。

农历三月二十日，禁毒协会按照彝族传统举行盟誓大会，竹核、尔古两乡2000多名群众参加了此次盟誓。请毕摩做仪式，宰牛打鸡，弄来100斤白酒，喝血酒发誓赌咒。盟誓的每个家支头人要负责自己家支中吸毒的人：看好门，管好人，吸毒者戒，贩毒者惩。两乡15～55岁的村民在“不外流、不涉毒”的倡议书上签字、按手印；5个村民之间签字联组，相互制约，制定分级负责制度。成立了禁毒巡逻队，走村串户巡逻，防止外来涉毒人员和毒品侵入。配合公安机关，提供吸毒、贩毒违法犯罪的线索。

彝族人认为血缘最重要，根最重要，在整个家族面前起誓产生的约束力是巨大的。彝族人烈性，荣誉比生命重要。利用家族伦理、誓言战胜生物本能，这是科学方法之外的选择，也是一种本土的、全新的可能。

六

如今站在竹核乡的坝子上，很难感知13年前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盟誓时的热血与沸腾。一条乡级公路经过乡政府所在地，遥遥消失于群山中。公路两边的一些房屋正在拆除，这里正在开展彝家新寨建设。七八个彝族男女老少围坐成一圈，在拆了一半的房子前烤火，看起来像是一家人。

当我多方打探并确定凉山“民间禁毒第一人”马曲者时，在竹核乡，我得到的却是他早于2007年身亡的消息，其生命以一种几近暴虐的方式结束。即便是尔古乡吾合村本村人，如今也很少提及马曲者，而我的脑海中一直回响着彝人圈对阿都彝人的评价：血性刚烈、自尊心极强。这样的生与死亡，给马曲者身上赋予了古希腊式悲剧英雄的色彩。但马曲者及他所做的一切，应该为人们所牢记。

以马曲者为首的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作为全国首家民间禁毒组织，开创了“支部+家支+协会”的禁毒模式，取得很好的成效。随后，此模式很快在大凉山推广开来。了解到竹核、尔古两乡民间禁毒情况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还曾做出重要批示：禁毒工作要打人民战争。

吉克土哈觉得自己幸运。1990年代，吉克土哈前往昆明，在建筑工地做工。做工太苦，也为了好睡觉，吸食了别人向他推荐的“好药”，稀里糊涂染上了毒。毒瘾发作，也以为自己只是感冒。1995年，竹核乡发现凉山州首例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患者。算起来同是竹核人的土哈，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染上了艾滋病。艾滋病有5--20年潜伏期，凉山首例艾滋病患者在发病的两年后死去，而土哈于2008年在全县一次筛查HIV检测中确诊。

回到家乡的吉克土哈赶上了禁毒协会的盟誓，喝了血酒后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3个月，虽然复吸两次，现今已好几年没复吸了。因为注射毒品导致的腿部残疾，使吉克土哈丧失劳动力，依靠国家低保生活；而艾滋病又使得他需要每周去县疾控中心取药，接受国家免费治疗。他的三个孩子已有五、六年不理他了。

独坐在路边、无人理睬的吉克土哈见到我很高兴，毕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愿意同他说话的人。在他的记忆里马曲者孤傲寡言，但有时候能听到醉酒后的马曲者在唱歌，翻来覆去唱同一首彝语歌：

“黑猪不过沼泽地，决不回头；山羊没到山顶上，决不回头。不能不走，不能不走……”

每个民族都会经历苦难，但一切苦难终将过去。（出于保护、尊重隐私，文中部分人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