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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当下:少数民族史诗电影的新探索
发布日期:201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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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阶段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现状来看,以轻松娱乐为主要风格、主打青年人爱情与理想的“轻电影”盛行。而中国电影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新的突围,就必须体现出厚重的人文质量与中国精神,需要以一些制作精良、内涵深刻的强类型“重电影”来坐镇市场格局。因此,《迁徙》那样的走艺术路线的当代史诗片值得我们推崇,《支格阿鲁》那样厚重大气的神话史诗更需要我们鼓励。

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无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与资本符号,又天生地带有神秘、浪漫的商业片卖相,在消费主义时代不乏吸引观众眼球的娱乐元素。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若辅以适当的艺术手法与技术手段,不难预见其商业效益与社会效应的名利双收。但到目前为止,这片矿藏显然没有得到充分开掘,少数民族题材甚至是商业类型片的处女地,在主流电影市场并不占有生存空间。它们只能通过电影节、研讨会等方式与少量国内外观众见面,难以摆脱边缘化、小众化的尴尬境地。民族史诗的当代诠释属于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既需要相关文化部门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支持,也要求各民族的电影从业者寻求到符合本民族精神气质与艺术风格的商业元素和类型经验。电影,永远兼具艺术、技术与产业属性。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有在市场化的浪潮下积极应战、突破自我,才能守住进而实现将少数民族文化跨媒介、跨文化传播的初衷,而不至于在商业的碾压下败退落伍。

在电影研究领域,“少数民族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指认与命名是有所区别的。一种传统的看法是,理想化的“少数民族电影”是由少数民族作者主创并反映少数民族文化内核的电影,需要符合文化原则、作者原则和题材原则。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题材论”界定,不对导演、编剧、演员等主创的血统身份和文化身份做严格要求,范畴就相应地扩大了。纯粹的少数民族电影基于民族本位与民族立场,以“内视角”展现本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历史积淀与精神跋涉,以及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与生活原貌,带有文化省思的意味。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符合“三原则”的少数民族电影少之又少,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像传播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

以学理来衡量,《支格阿鲁》与《迁徙》两部影片属于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电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支格阿鲁》由彝族编剧执笔、彝族导演执导、彝族演员演绎,并实地取景于彝族人聚居地。影片以人性化视角讲述彝族最崇敬的祖先支格阿鲁青年时期为拯救民众与天神的对峙,骑着飞马一路斩妖除魔,为民除害,保护彝族部落的故事。《迁徙》由羌族作家谷运龙同名小说改编、非职业羌族演员出演。影片主创通过长达两年的采访调查、资料搜集以及艺术加工,真实地再现了汶川受灾羌族民众异地重建家园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人类面对天灾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一部使用了本民族语言的母语电影。两部电影因内容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共通之处在于诗史化的叙事规格与文化内涵,这对于少数民族史诗片的创作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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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海报.jpg


英雄神话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产物,它的呈现面貌是民族性的,深层模式却是世界性的。神话的叙事框架、构成元素及人物关系经过岁月的淬炼而固结成型,蕴含着普适而通俗的沟通力与感染力。就创世神话《支格阿鲁》而言,英雄主人公用计斩蛇、降服天公、射落日月等情节本身就足够引人入胜。从文本到角色,都是一个相当适合商业化改编的题材。电影版《支格阿鲁》能否成功,关键看编导如何进行英雄神话的当代演绎,如何使世代传颂的古老传说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焕发出新生命、延伸出新境界。

从剧作模式来看,这部电影运用了典型的三幕式结构,这三幕也是阿鲁为民除害的三次冒险经历,磨难一次较一次更为凶险。在影片的开场段落中,妖魔在人间作乱,连年饥荒,寸草不生。天神又作恶于彝族鹰部落,更使民不聊生。只有龙年龙月出生之人才能夺取神龙守护的神弓,射杀妖魔。这既交代了故事背景,营造出紧张、神秘的戏剧氛围,也构成了支格阿鲁斩妖除魔、保卫部落的叙事动因。在序幕之后、阿鲁进入第一幕冒险之前,闪回了他被天神弑父、被老毕摩收养的曲折身世。在第一幕历险中,已得到神弓的阿鲁帮助一个部落的村民斩杀了凶猛的巨蛇。之后他得知村民们因女妖的诅咒而身材短小,又展开了第二轮冒险。阿鲁第二轮冒险的对手是女妖及手下众妖猿,他依据妖猿喜欢效仿人类的习性,巧设一计,靠智取获胜,又战胜了女妖,缴获掌控人类生死的经书。第三幕冒险最为坎坷艰辛。阿鲁找到了被天神囚禁于洞穴中的母亲,深明大义的母亲为了让阿鲁逃生、拯救部落,含泪自沉火海。阿鲁乘着飞马及时赶回鹰部落,与天神的决斗将影片推向高潮。经过一番鏖战,阿鲁用神弓射死日神,部落将阿鲁封为鹰神——支格阿鲁。

总的来看,电影《支格阿鲁》通俗易懂,结构紧凑,强化了故事的戏剧冲突,比较流畅地讲述了青年支格阿鲁对抗神魔、保卫家园的神话故事。在服装、造型、道具上,本片力求保持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格,堪称一场彝族民俗民风的精彩展示。但不得不指出,影片也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如场面调度与画面质感表现平平,神话故事与当代叙事的结合点还不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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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支格阿鲁》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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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支格阿鲁》演员


以上几点,究其实,暴露的是导演在运用现代化电影语言能力上的欠缺。此外,影片也有许多表演生硬、剪辑突兀之处。台词的设置只能勉强道出剧中的主要信息,没有在艺术美感上下功夫,缺乏史诗片应有的文化蕴涵。对主要人物的塑造也过于粗线条、脸谱化,缺少有张力的心理戏和细致的情绪铺垫,没有凸显出民族英雄立体而丰满的人格特质。但无论如何,导演贾萨杨万意图传播彝族传统文化的初衷是好的,体现着一种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到的:“我是一名导演,我有责任和义务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展示我们民族的神话故事,宣传彝族的文化。拍这部电影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影片中有大量内容需用高难度特效技术做支撑,在1000余万元的总投资下,完成起来确实有难度。以低投资、小成本运转大型史诗题材,操作过程注定力不从心,最终结果也难免不尽如人意。面对主创人员的一片苦心与一腔赤诚,观众不忍苛责,只能感叹于作者理想与作品呈现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

万事开头难。《支格阿鲁》作为彝族首部大型神话题材电影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这也是在电影史与民族文化传播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步。在对影片的冷静审视后,我们也要为他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鼓掌喝彩。据闻,贾萨杨万已获得中国青年导演扶持计划资格,将赴美国好莱坞进修电影专业。希望理念的更新与技术的支撑能为民族文化的影像传播插上翅膀,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有情怀、有气质、有深度的彝族影视作品。

与彝族影片《支格阿鲁》回溯古老而神秘的神话传说不同,羌族影片《迁徙》是一部立足当下、放眼当下的写实主义作品,是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的影像民族志。它用平实、质朴的纪实手法描摹了羌族人民生活的原生态图景,将镜头推进至整个民族的文化深处、情感深处,而非一味地展示自然风光与民俗奇观,为少数民族当代史诗片的创作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电影文本经验。

《迁徙》讲述的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受灾同胞异地安置到成都邛崃市南宝山生产生活的故事。在羌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这是最温暖的一次迁徙。听起来,这完全是个主旋律题材,不免让人担心影片会因负载了太多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涵而僵化、刻板,担心它走上歌功颂德的形式化之路难以与观众产生直接关联与情感共鸣。但观影过后,悬着的心稳稳落下,片中不乏值得回味与品咂之处。羌族作家谷运龙在创作《迁徙》小说时就下足了案头工夫,又四处调查采风,从自我族群的视角记录了这次“温暖的迁徙”,既不俯下也不仰高,赋予了作品淳朴、沉静、亲和、真诚的气质。原作的人物形象与故事细节刻画出浓郁的生活质感,从非职业演员的表现来看,本片也较《支格阿鲁》更为生动、自然。这都使得导演在二度创作过程中避免了让作品陷入机械的说教化表达,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迁徙》的剧本创作过程提醒着广大电影从业者:好的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得起推敲和打磨,要注入生命的活力和切身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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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迁徙》剧照


影片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多重矛盾错落交织,构建起戏剧张力与宽广的思想空间。而主创又没有将各种矛盾的双极简化成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更没有粗率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诗意细腻地提示着种种矛盾的存在,再将这种延伸的思考抛给观众,达到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

影片的表层矛盾是人与自然,天灾给羌族某聚居村落以毁灭性打击,房屋坍塌、山路受阻,水源也被污染,村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以地震带来的影响为契机,其他戏剧性冲突在剧中一一铺展开来。长期在外打工闯荡的青年布登甲在地震后第一时间赶回家乡,协助救援。另一位同村青年岷山主张放弃现居地,积极寻找合适的居住地,带领全村百姓迁徙,而布登甲由于了解外界房价贵的现状,反而表现出死守村寨的态度。二人的矛盾集中揭示出少数民族内部对于走出深山、融入外界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矛盾之外,布登甲与岷山之间兄弟情,再加上二人同戈弋花的三角恋情,多条感情线从不同侧面对主要人物进行了情感剖析与心灵展示。亲情也是本片的重要感情线之一。布登甲的父亲一直对于妻子的离世感到内疚,父子二人也因此落下心结。经历了大地震以及共同寻找移居地的险峻旅程,父子俩终于互相理解,前嫌尽释,父亲也由此实现了自我救赎。在村中老人离世的一段情节中,村民环绕一周,庄重肃穆地唱起了羌族哀伤悠扬的送魂曲,似是老者将生命融入到世世代代生存栖息的群山当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敬重展现出少数民族原始而素朴的“天人合一”观念,使影片深入到对人类共同文化主题的阐释,拓展了影片的深度。

面对自然界的天灾与文化上现代性的冲击,羌族人民经历着形而上层面的彷徨与求索。迁徙,亦是一次精神跋涉,是一个民族在世代更迭的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协调与合理变通。它既饱含着对故土的缱绻情意与深切留恋,又满怀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期待与展望。在影片结尾的民族歌舞中,“传统”与“现代”达成对话,“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实现沟通。在保持民族独特性前提下的多元共荣,是本片的和解策略与终极旨归。(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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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迁徙》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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