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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中华科学文明的世界符号
2021-07-13 16:01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了灿若星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有一项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举世瞩目,这就是永久性地灌溉了成都平原并使其成为“天府之国”,修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迄今,都江堰水利工程润泽天府,名满天下,荣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多项桂冠。它以其生态文明的巨大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充分展示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博大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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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远眺


天府之源


作为我国古代先民兴水利、避水患的千古杰作,都江堰不仅巧妙地利用河流走向和地势地形等自然条件,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成都平原行洪排涝的问题,基本消除水患威胁,而且满足了工程覆盖范围内广大城乡生产生活、交通运输以及生态景观用水之需。汉代以后,随着都江堰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体系的建成运转,成都平原以至周边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物产丰盈,持续至今。

岷江流域是传说中大禹治水,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地方。自大禹、李冰以来,蜀地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水利制度。在工程勘测方面,我国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就记载了大禹治水,“随山勘木,奠高山大川”。据研究,这是人类水利史上最早的科学勘测记录,对后世影响深远。古代蜀地文献《华阳国志》也说李冰为治水兴业,足迹遍于蜀地,曾亲自查勘岷江流域的水文、地理,并溯江而上,抵达江源地区。《水经•江水注》则记录李冰在岷江上游考察,直至“所谓发源滥觞者也”。

都江堰这一巨大的工程体系,分渠首和灌溉航运系统两大部分。渠首工程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由竹笼卵石砌成的鱼嘴分水堤位于堰首江心,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鱼嘴利用河道动力学原理,把江水一分为二,平水时六成江水入内江,以保证和满足成都平原舟楫灌溉之利、生产生活之需;洪水时则六成以上的江水泻入外江主流,以避免平原洪涝之灾。连接内江的宝瓶口使多余的江水无法流过,转而从紧接鱼嘴分水堤尾的飞沙堰溢入外江。飞沙堰高约两米,自动横向溢排沙石于外江。洪水愈大,沙石排出率愈高,可谓因仍自然,巧夺天工!

作为一项符合自然规律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集自然精华之大成。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没有改变河流的自然形态,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河流本身和流域自然生态,避免了因水利工程而导致泥沙淤积、改变水流流速和水质生态,引起地貌变化甚至诱发地震等诸多难以控制的灾难性后果,在造福人类的同时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做到了科学、自然与人类利益的完美统一,是极具可持续性发展的工程模式,对于当今世界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和世界水利史上,我国古代著名的郑国渠、白渠,古巴比伦、古罗马帝国的灌渠均早已废弃湮没,但都江堰迄今依然在造福蜀地各族百姓,创造了多项古代无坝水利工程史上的世界之最:历时最久、灌区面积最大、综合效益最高、生态环境保护最优,因而连续荣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多项桂冠。

都江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奥秘就在于博大精深的古蜀水文化制度,特别是古老的岁修制度之中。利用冬季农闲时候开展的岁修,一般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若洪水造成水利工程的严重损坏,则亦及时安排大修。明朝杨升庵文集收录的《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就记载了这种科学有效的岁修制度,即后世写成“深淘滩,低作堰”的著名六字要诀,以及“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八字格言。这都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成为世代恪守的治水原则,有力地保证了都江堰2000多年来的生机活力。

都江堰活力永葆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便是其整体贯穿始终的道法自然、大道若水的深遽理念。大禹时代,古人就认识到,“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这是对历代盛称的大禹治水技术和理念的高度评价。“以水为师”,其义通于老子《道德经》所谓“上善若水”和“道法自然”。这也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哲学理念,它源于先民对水性规律的切身体认和由衷尊重。位于长江上游的都江堰,因势利导、因水制宜,为这一中国古老、科学的水利理念作出了独特、精准的注解。


集我国农耕社会水利文明之大成


都江堰在材料技术、工程模式和文化理念上的卓越业绩,可谓集古蜀与华夏水文明之大成;都江堰在开发、建设和利用过程中,也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内涵,并最终成为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都江堰属于长江上游核心区的古蜀文明,其水利技术历史悠久,水文化积淀深厚。尤其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以来,历经传说中的大禹和古蜀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朝,蜀地先民以水兴利祛害,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水利技术和水文化。

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鲧禹治水最为著名。《山海经》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舜帝因禹治水成功,让帝位于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文献反映大禹和古蜀五朝中早期的蚕丛、柏灌二氏,均出自岷江上游地区。《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潜既道,蔡蒙旅平”。此即大禹族群在四川盆地开展治水活动留下的印迹,与古代文献关于大禹出生于川西羌人地区的传说相吻合。这可以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群考古成果中得到印证。古城均顺着古河道流向的水脉和地脉兴建,巧妙地因应了水资源等自然条件,以就水利、避水患。综合蜀地传说中鲧禹时期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知,大禹时代的先民合理继承了前辈筑城(或曰堤围)的传统经验,转以疏导为主、堵疏结合的方略治理水患,大获成功,并以此形成蜀地水利和水文化优良传统。

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古蜀水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来源,是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古蜀历史上略晚于大禹和蚕丛、柏灌两朝的,是蜀地著名的鱼凫王朝,而鱼凫氏与其后的开明氏均来自荆楚地区。其中早期的鱼凫王朝,在长江中游上溯川江和岷江流域的沿途,都留下了大量冠以鱼凫二字的津渡类古老地名,反映其溯江而上来到蜀地创建文明的历程遗迹。鱼凫氏源于早期的滨水渔猎族群,是夏商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共同体。同禹族一样,这个原本依水为生的族群也很擅长水利,其水文化成就从三星堆古城的规划选址和建造布局便能充分展现出来。

相传在古蜀国的第四个王朝杜宇时期,岷江时为水患,“望帝不能治”。荆人鳖灵通过疏导岷江上游而平息了水患,杜宇像尧让位于舜一样,把王朝交给了鳖灵,这个“开明”王朝存在了约350年。

这些治水故事有着明显的神话性质,而神话是人类早期历史记载的形态。鲧禹父子和鳖灵的足迹,表明长江上游的古蜀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中原有着广泛联系,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治理水患过程中获得文化的统一性,各族先民已经深刻认识到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基本的生存之道。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也促进了都江堰水文化的形成。早在李冰兴建都江堰之前,秦人就积极引入中原尤其是关中水文化的先进方法。四川青川县秦移民墓葬出土的木牍“为田律”揭示,秦人很快就把商鞅变法后实行的农田水利制度直接推广到了蜀地。与此同时,秦国派张仪等在成都仿秦都咸阳规划修筑蜀郡治所。该城位于今成都市区的开明氏王朝都城旧址,其大体沿袭了依古郫、检二江濒水筑城的基本格局,结束了成都无城垣的历史,表明新城的建成是蜀秦文化融合的结晶。

相较于前代,秦人治下的蜀地,水利和水文化的多样性有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城垣和人工水利设施更为精致,与水环境等自然条件更加和谐亲融,显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理念的传承和深化。而以集大成的内涵和形式凝聚上述水利技术精华和水文化杰出智慧的,无疑是李冰领导兴修的都江堰。秦昭王时期,李冰入蜀出任郡守,成为中华治水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秉承前人的治水理念和经验,创造了无坝引水的工程奇迹。都江堰虽然地处西南一隅,但却集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水利文明之大成。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建造,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和博大精深。

除了秦人挟强势带来的上述中原先进水文化因素外,前引文献和考古史料证明,从大禹到“开明”时期,以疏导为主、堵疏结合的传统治水方略,是都江堰无坝引水工程的主要模式源头。就地取材、竹笼络石、杩槎篱笆截水导流等水工技术,同样源自蜀地。上世纪80年代,在成都市区指挥街出土了东西向的一排6根柱桩和竹木编拦沙筐等遗迹遗物,时代不晚于春秋前期,与防洪有关,就已略具杩槎截流意趣。而在成都市区方池街及附近遗址的发掘中,更发现了“开明”王朝年代范围内的春秋战国之交的多条卵石埂堤坝,这些都是当时的治水工程遗迹,揭示了都江堰竹笼络石等材料技术的古老源头。

总之,作为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卓越典范,都江堰既有秦人直接引自中原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又以蜀地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深厚基础。然而细究起来,秦举巴蜀以前,蜀地自身的水文化也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来自岷江上游的禹羌、长江中游的鱼凫“开明”,乃至云贵高原水稻种植区杜宇族群等的水文化,不断融会贯通而成的。


各民族共同守护都江堰


无疑,都江堰反映了蜀地各民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团结协力共建天府之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演进的宏大格局。

先秦以降,是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亦是多个族群并存、杂居、互动、交流、迁徙以至融合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华文明多元汇聚的巨大共同体的一元,蜀地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史记》载,黄帝族群很早就与蜀地族群发生了联姻互动,“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说“江水、若水皆在蜀”,指的就是岷江、雅砻江。通过古老的传说,可知5000年前的蜀地就既有本地西陵氏、蜀山氏族群,又有从黄土高原南迁而来的青阳、昌意两个黄帝族群支系,就已经形成了多族群杂居的格局。据文献记载,其后相继来到成都平原和蜀地的族群,有禹羌、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鳖灵氏或曰“开明”氏等。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在蜀地建立王朝亦即成为区域性共主的族群,其间既有雄长蜀地的先后关系,也有在共主状态下长期并存互动之史实。

到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族的形成,蜀地居民可大致分为土著、华夏两大族群。后者主要是秦汉朝廷历次从巴蜀域外尤其是黄河流域迁徙而来的移民,为数应当颇众。但前者仍然在人口数量上占多数,并被后者称作戎狄蛮夷,支系众多。如《战国策》就称巴、蜀二国为“戎狄之长”,《汉书》则谓之为“南夷”。而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的诸多青铜人(神)头像,则可分为农耕的椎髻族群、畜牧的编发族群,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农半牧盘发族群,反映了古蜀疆域内更为完整真实的各族群并存状况。倘若仅就其中与水利关系密切的农耕族群仔细辨析,则又分别为来自岷江上游川西高原的大禹、蚕丛、柏灌等氐羌系,来自长江中游的鱼凫、“开明”等濮越系,还有来自川西南云贵高原的杜宇等夷系族群。当他们汇聚到土壤肥沃、气候温润的成都平原后,大力开展因地制宜的水利建设,并衍生出各具特色的水文化。

在同一地域长期的杂居相处、互动交往中,蜀地各族群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形成了更为宏大的族群共同体,融汇、培育出共同的水文化。历代蜀地先民滨水而居,依水而存,在与水相生相克、以水求发展的过程中,用水、治水、惜水、护水,留下的兴水利、避水患的遗存遗迹非常丰富,加上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大量记载,综合反映了古蜀水文化物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特点。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天府之国”的水文化,颇具民族交融特色,最终造就了伟大的都江堰。

都江堰的历史是一个千秋接力、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通过历代官方和民间的维修,都江堰的渠首工程和所有向成都平原延伸、展开的各级渠道都采用无坝引水,它们与天然河道一起在平原内构成了一个扇形的自流灌溉网,完善了自然环境。该工程覆盖地域的各族居民,既是工程的切身受益者,也是工程兴建维护的亲自承担者。历朝历代在都江堰维修工程中付出艰辛努力、作出重大贡献的各族工匠,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岷江上游的羌族水工,他们直至近代,仍然是每年岁修中的重要生力军。正是各族民众,以世世代代“天道酬勤”的岁修劳作,保障了都江堰的千载运转,也保障了“天府之国”活力永在。因此,都江堰的建造和持续发展,是蜀地各民族团结协作、勤劳智慧的光辉结晶。

自古以来,“治蜀先治水”是历代蜀地官员都深知的道理,蜀地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担负着治水护堰、兴修水利的重任,并以都江堰的管理为“根本之图”。久而久之,蜀地形成了尊崇都江堰及其创建者的深厚文化传统。

都江堰景区伏龙观前,有一条都江堰人为纪念历朝历代治水先贤而修建的堰功道。行走在堰功道,能够感受到12名治水先贤与秦蜀郡守李冰一起,为了让都江堰水利工程永葆活力而立下的不朽功勋。如清正廉洁、“以铁治堰”的元朝四川肃政廉访使吉当普,勤政爱民、世人称颂的清朝四川总督阿尔泰,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都江堰遭受兵燹,通渠壅淤,四川巡抚杭爱派人寻得离堆旧渠并疏通宝瓶口,终使都江堰的功能得以恢复。

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江堰屡经战乱、地震、洪水的破坏,但都能很快获得修复和重生。作为一直高效运转、甚至不断增效的活生生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自古以来就是见证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大地丰碑。

2200多年来,都江堰持续造福当地各族民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江堰渠首工程得到进一步完善,灌区渠系不断扩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特大型水利工程体系,干渠、支渠、斗渠、毛渠遍布成都平原以及川中丘陵地区,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80多万亩增加到1076万亩。此外,都江堰还承担着成都市1600多万人的生活供水以及城市工业用水、环境用水。而其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思想和技术规范,更是不断得到贯彻、融合、普及。

正因为如此,1998年,作为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锦江(或称“府南河工程”)荣获“联合国人居奖”;2000年,这一工程再获“联合国地方首创奖”和“联合国地方范例奖”。同年,作为天府之源的都江堰,与道教圣地青城山一起,双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都江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大道无言,岁月无声。都江堰所体现的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科学原则和审美观念的和谐互融,永远值得后人用心品读借鉴。上述这些世界性荣誉,充分显示了都江堰生态水利工程模式所蕴涵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邃哲理,已经成为中华科学文明的世界符号,并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杰出范例和深刻启示。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5期

文:彭邦本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责编:刘雅

流程·制作:谭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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