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雍和宫

“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

踏秋时节，香山红叶烂漫，揽尽京城秋色。位于香山公园内的宗镜大昭之庙，将古寺之静与古都之秋完美融合。昭庙内矗立的《昭庙六韵碑》刻印着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的碑文，乾隆帝御笔“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见证着这位帝王与六世班禅的深厚情谊，更宣示了藏传佛教在安定西藏和蒙古诸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北京作为五朝古都，与藏传佛教因缘殊胜、历久弥深。自元代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很快便成为举足轻重的传播中心，一时间寺院棋布、高僧云集，香火兴盛。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至清末北京计有藏传佛教寺院大小近百座，目前尚存遗迹的近30座。尤其以雍和宫、西黄寺、香山昭庙等为代表的清代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其兴建、繁盛本身就是见证西藏自古以来与祖国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史实，体现着中华民族无远弗届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正如乾隆帝在昭庙碑文注释中写道：“既建须弥福寿寺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釐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历史上，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传佛教寺院和文化遗存的前世今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如何通过挖掘阐释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近日，围绕上述话题，本刊记者对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青年学者李泽慧。

记者：藏传佛教与北京的深厚因缘，深刻反映出北京广纳博收的胸怀以及政通人和的感召力。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李泽慧：1267年，元朝迁都中都（今北京），后改名大都。忽必烈迁都时，帝师八思巴将藏传佛教带入北京，得以迅速传播。当时，宫廷内外广行佛事，官府建寺蔚然成风，如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大圣寿万安寺等，并且逐步进入京城民间。这一现象，无疑与元朝统治者采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德的策略密切相关。

如今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正是忽必烈在都城内原辽寿昌年间所建的永安寺基础上建造的大圣寿万安寺，这是北京最早建造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古文等文字佛经之处。

到了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约有10座，较为著名的有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大慈恩寺、真觉寺、兴教寺等。这些寺院成为举行大规模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为藏传佛教传入民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是藏传佛教在北京发展的高峰期。1644年，清顺治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国力强盛，佛教兴隆，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之多、规模之大、僧人之众均超过了元、明两代。据史载，最盛时合计任职喇嘛、各寺喇嘛达2366名，此外还有未任僧职的驻京呼图克图。留存至今的普度寺、北海公园内的阐福寺等均为清代所建，而以雍和宫、西黄寺为代表的皇家寺院更是集大成者。

记者：在北京北二环东北角，坐落着一组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辉煌庄严、气势非凡，这就是曾经的清代朝廷首寺——雍和宫。清代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方面实行的金瓶掣签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有效治理。那么，雍和宫珍藏的金钵巴瓶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藏传佛教寺院又是如何成为清代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重要纽带的？

李泽慧：雍和宫是清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理藩院直属的重要皇家寺院之一。始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雍和宫，最初为清世宗胤禛作贝勒和亲王时期的府邸、清高宗弘历降生和成长之地，乃雍、乾两代帝王的“在潜之居”；雍正三年（1725年）“府晋为宫”；大清定都北京百年之际的乾隆九年（1744年）“改宫为寺”。

1792年，清廷确立了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钵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日姓名缮写签上，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陋习，永行禁止。”乾隆帝亲自主持设计制作两尊金瓶，一尊颁于西藏大昭寺、一尊颁于雍和宫，专用于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掣签。

至今仍然在雍和宫中路耸立的乾隆帝御制碑文《喇嘛说》，称其是“辑藏安边，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并申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将中央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国策昭示天下。自此，自藏以东的大活佛转世均在雍和宫以金瓶掣签方式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呼图克图的转世更是如此。于是，雍和宫京都“首位皇家御用寺院”以及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中心”的地位得以奠定。

其实，除了《喇嘛说》石碑之外，在北京的藏传佛教遗存中还有不少类似石碑。作家舒乙先生就曾对此进行深入考察，并撰文谈及这些石碑的重要意义。他说，看了这些石碑就会明白 :藏传佛教为何在北京有如此的历史影响 ;历世班禅等何以坚定不移地心向祖国并拥护中央政府 ;为什么说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要不然，皇帝的一篇篇重要文章或题词怎么会有藏文译文，怎么会郑重其事地刻凿在北京的石碑上？

特殊的“出身”和地位，使得雍和宫一改建成为藏传佛教寺院就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驻锡高僧众多，多位高僧大德亦在此担任要职。乾隆帝更是多次颁发谕旨，敕令雍和宫不得改作他用。

雍和宫法轮殿的东西两侧，是乾隆帝为迎接六世班禅进京而修建的班禅楼、戒台楼。如今，这里常年展出“法慧耀星汉 功业驻长河——雍和宫改庙270周年历史回顾展”等，成了许多参观者的“打卡地”。

记者：说到清代皇家藏传佛教寺院，不可不提声名远播的西黄寺，因为这里留下了乾隆帝与六世班禅的交往故事。那么，西黄寺当初又是怎样建起来的呢？为什么说六世班禅的到来使其再度辉煌？

李泽慧：西黄寺是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藏传佛教皇家寺院，在清代皇家寺院中具有显赫的地位。最早，它是辽萧太后的燕京行宫。1652年，为迎接进京觐见的五世达赖喇嘛，顺治帝敕建西黄寺供其驻锡。期间，五世达赖喇嘛多次觐见顺治皇帝，汇报西藏地方政教大事，还在这里度过农历新年和藏历新年，开启了西黄寺的正月祈愿法会制度。自此，西黄寺成为清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进京的驻锡地。

1780年，为表明拥护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和反对外敌入侵西藏的坚决立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班丹益西起程东行，率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等2000多人从扎什伦布寺出发，在驻藏大臣和官兵的护送下，东行朝觐，庆贺乾隆七十寿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修葺一新的西黄寺再度辉煌。

六世班禅在承德拜见乾隆帝时，二人之间曾用藏语交流。问曰：“我佛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答曰：“远叨圣恩，一路平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祝寿结束，六世班禅于同年九月初抵达西黄寺。自此，每天来西黄寺会见六世班禅的王公大臣、达官要人，以及请求班禅大师传法、灌顶、授戒、赐福的僧人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仅九月初六一天就接受3000余人的朝拜。九月初九，在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第一站德寿寺内，乾隆帝接受六世班禅觐见时称赞其“后先辉映，实为国家盛事”。

驻锡西黄寺期间，六世班禅多次觐见乾隆帝，并在寺内讲经说法。乾隆帝还在香山静宜园内鹿苑为其修建了藏式夏季驻锡地，并命名“宗镜大昭之庙”。

“班禅笃诚远来，并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十一月初二，六世班禅因病圆寂于西黄寺。六世班禅患病期间，乾隆帝亲临西黄寺探视，并命皇六子永瑢照顾，作“祈寿长椿图”为其祈祷。为纪念六世班禅爱国爱教的无量功德，乾隆帝下旨拨内帑于西黄寺西侧建了清净化成塔及清净化成塔院（内葬六世班禅大师衣冠经咒等物），并御笔亲书“清净化成塔记”以志胜因。

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是西黄寺留存至今的唯一历史遗迹，成为西黄寺的传世标志。2001年，清净化成塔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西黄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1987年，经十世班禅大师与赵朴初先生建议，由中央批准，在西黄寺建立了我国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30多年来，这里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高素质僧才。

雍和宫珍藏的和合四喜图

记者：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众多，建筑风格多元荟萃，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您如何看待这种融合之美？

李泽慧：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精粹。比如妙应寺（白塔寺）内的灵通万寿宝塔，曾经是元大都的地标，如今则代表着“老北京”的古香古色。

白塔寺初建于辽代，元代重建为大圣寿万安寺，建筑规模宏大、意义非凡。与藏传佛教寺院以主殿为中心布局的传统建筑形式类似，大圣寿万安寺以白塔为中心建设。元末该寺毁于雷火，但白塔幸存至今，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元代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明代重修后，其建筑规模小于元代，形制也发生变化。由于改为汉传佛教寺院，故采取汉传传统的“伽蓝七堂”的布局形式，白塔不再是寺院的建筑中心，而是在中轴线上前后依次出现山门殿、天门殿、大雄宝殿、三大士殿等。可以说，白塔寺是典型的汉藏融合建筑。

香山公园宗镜大昭之庙的琉璃万寿塔、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等，都具汉藏建筑融合之美。它们不仅见证着北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成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记者：回望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和文化遗存的前世今生，北海公园的白塔下游人如织，雍和宫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名片”，以探讨佛教中国化为主题的黄寺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宗教与所处社会相适应，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然要求。您怎样看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李泽慧：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充实时代内涵。纵观历史，中国宗教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始终与我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宗教。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宗教始终坚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已成为我国宗教传承弘扬的根本方向。

圣洁的雪山之水融入奔腾不息的永定河，藏传佛教寺院和文化遗存为北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藏传佛教与北京的渊源，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我们要深入发掘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刘雅 李泽慧 张昀竹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02期

编辑：金向德  流程制作：韩东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