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音乐自古以来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与天地同和，且与礼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的第一份世界记忆遗产恰恰就是音乐。

199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该名录的音响档案。这份珍贵的音乐档案让世界震惊，令国人骄傲。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几代前辈学者满怀对传统音乐的热忱和使命感，秉承坚定卓绝的学术信念，历经半余世纪，走遍祖国山川大地，坚持不懈寸积铢累而成，其中大量珍贵的录音都可以称为“绝响”。

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是1950年由杨荫浏、曹安和等人录音整理的民间音乐家阿炳仅存于世的6首乐曲。其中，《二泉映月》早已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张名片。

新疆著名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资料，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万桐书、刘炽等人组成的木卡姆整理工作组在新疆抢救性保护录制而来。这是对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首次完整记录，也是“十二木卡姆”传承于世的珍稀文本和音响史料。

1500多首河曲民歌，是1953年由晓星、李佺民等8人经历3个多月的考察、采集，之后又费时近9个月研究、整理而来。从此，流传于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河曲民歌被世人所认识，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资料。

1956年由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的古琴采访小组，遍访全国80多位琴家，录制200多首琴曲，抢救了一批极其珍贵的琴学遗产。

这批录音档案中具有同等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传统音乐“绝响”，不胜枚举。上世纪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尚未于全社会普及时，这批档案就已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遗产之林并散发出熠熠光彩。

中国丰富的自然环境、丰厚的人文底蕴和丰饶的文化生态孕育了多种音乐形态，也造就了多元的传统音乐。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不仅上承下续，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记录了大量各民族音乐音响，以及许多蕴涵丰富古代音乐要素的传统音乐音响，直观地展现出中华音乐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精神内核。

在东汉出现双音节词之前，汉字多是一字一义。某种程度上说，从乐器名称的字数大体可以推断是源自中原地区的，还是后来从其他地区传入。钟、磬、埙、琴、瑟、笙、箫等单字名称乐器，多为中原固有；琵琶、唢呐、二胡、扬琴、箜篌等多字名称乐器，则来自周边地区或其他国家。以琵琶为例，其沿古丝绸之路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原以后，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器乐中的一种重要主奏乐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收录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琵琶名家演奏录音，仅上世纪50年代的琵琶录音，就涉及曹东扶、李廷松、孙裕德、曹安和、卫仲乐、杨大钧、陈永禄、林石城、谢一尘、樊少云等10多位南北琵琶名家。

从音乐的发展史来看，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足以证明，早在八九千年前，音乐已经成为中华先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中国传统音乐要素以及以“和”“天人合一”等为核心的音乐文化精神以多种方式、不同载体传承至今，赓续未断。

譬如，甲骨文中有乐器意义的“龢”，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有音级意义的“龢”，传世文献中还有音乐美学乃至哲学涵义的“和”。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还收录有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出土后被音乐学家敲击演奏的音乐。时而雄浑铿锵、时而悠扬空灵的编钟音乐，仿佛是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华音乐文化“和”之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回响。

又如，琴因历史久远而被冠以古琴之名，是最具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中国传统乐器。古琴的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哲学认知。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有自唐代到民国时期的92件古琴器，在目前公藏机构古琴收藏中首屈一指，其中包括著名的唐琴“枯木龙吟”、宋琴“鸣凤”。上世纪70年代，两架美国太空探测器携带“星际唱片”飞向浩瀚无垠的太空，上面刻录着人类音响和相关信息。这两张唱片筛选收录了世界范围内的27段极具代表性的伟大音乐，其中就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琴家管平湖先生演奏的琴曲《流水》。此曲的推荐者、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周文中先生认为，此曲体现了“德”的精神力量，能够感召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融入大自然。当然，这首乐曲也收录于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

一项文献遗产能够被举世关注并被列入重要保护名录，首要的价值衡量标准无疑是它的世界意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世界意义，便凝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入选理由当中——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数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系统地进行田野录音的成果，涵盖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的，这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

这段评语体现出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内容和来源。这批音乐档案大多来源于田野采访，多是最纯粹、最民间的内容，其原始性、广泛性都极为突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可取代的。

其二，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搜集整理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这批音乐音响的采录工作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中国的音乐学者们希望构建涵盖声、图、谱、文的中国传统音乐图景。同时期横向比较，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采集整理了大量音乐音响资料，但是像中国这样持续半个多世纪并且有计划地通过如此大规模的普查、专题考察采集整理传统音乐音响资料的，几乎没有。

其三，传统音乐文化和对音乐文化传统的保护意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表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抢救和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之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辈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前瞻性和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超前性，开展了一项历时久、覆盖广、程度深的音乐考察和记录，这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极为难得。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历史、文化由各民族共同书写和创造，中国的音乐历史和音乐文化亦概莫能外。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汇集了来自我国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资源，所涵盖和展现的正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音乐文化特质。作为中国人的音乐文化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被列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足以体现出世界对中华音乐文化的认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

作者：邵晓洁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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