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书法向来被视作有益身心的艺术，长期坚持临摹与创作、沉浸于静谧的书写状态，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书斋之中，人们凝神静气、调墨挥毫，“此时之手脑，只在点画方寸之间。紧张之心绪，为之松弛；疲劳之精神，借以调节”（陆维钊《中国书法》）。此种状态下，即便是一个初学爱好者，从书写过程中获得的快乐实则不比职业书法家少。也因此，中国书法拥有相当庞大的爱好者群体。他们享受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带来的曼妙之美，在一次次挥毫中体验笔毫、纸墨的奇妙变化，在书写过程中心绪得以调节、心灵得到陶冶、审美得以提升。

       楷书的书写在后世不仅有“尚法”一路，也有以韵见长者、以意抒怀者、以趣胜出者，展现出儒家审美的和谐、含蓄、规范，道家审美的自然、简约、超脱，佛教审美的平静、超越、解脱。在人文和自然的双重感悟中，高明的书家不仅塑造出悦目的字形、形成属于各自的书体，也折射出时代的审美高度，更展现出中国人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切体悟。

《多宝塔碑》 墨拓 颜真卿（宋）

由古而今 由技而道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酷爱书写、勤于记录的民族。《墨子·兼爱下》载：“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北京大学的董珊先生曾说，由于有“书于竹帛”，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简帛学；有“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产生了如今的战国文字学、金文学；再加上后世出土的甲骨文，古文字学的四个分支（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简帛学）就齐了。实际上，在隶书成熟并普遍使用之后，人们对此前广泛使用的古文字也逐渐感到陌生。汉字的发展也进入了今文字阶段，而由篆书发展到隶书的过程，是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

       如今，当我们无论拿起钢笔或者毛笔，在完成一个汉字的书写过程时，会不经意地表现出轻重、缓急，用轻重的力度来塑造粗细的不同，用缓急的节奏来产生轻快与敦厚的差异。我们会赋予每个汉字的最小组成单位以具体而优美的形态。实际上，这些规则、形态、审美在三国时期就已具有了“雏形”——尤其是楷书。当我们留意观察三国时期的楷书作品时，总觉似曾相识，但又感觉不够“完美”。当然，对于书家而言，却能从中感受到另一种美和趣味，大致可以用稚拙、幽深来描述。那个时期的楷书技法可以视作我们当今所使用楷书技法的滥觞，但直到隋唐时期才产生了大量适合广泛取法的杰作。启功先生评价这些作品“点画万态，骨体千姿，字字精工，丝丝入扣”，既被视作学书者的门径，更是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正如启功先生所言，“真书汉末已胚胎，钟（即书家钟繇）体婴儿尚未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启功《论书绝句百首·三十八》）。后世书家虽不乏精品之作，但从经典性上说，总是难以企及。

       汉字从古文字演变为今文字的变化过程，对于文字学家而言，结构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对于书家而言，笔画形态的复杂化反倒提供了可以塑造的素材和思路。尤其是楷书，毛笔在各个方向的运动上呈现出高度复杂的艺术性表达，复杂的笔画形态不同于以往（尤其是古文字阶段），却又高度契合于人手的生理习惯。更重要的是，楷书易写易识，这些基本笔画的用笔原理、审美追求被不断总结、明确，甚至形成理论被传播，如“永字八法”。

       但这种偏爱不单单出于实用的需要。设想，如果人们学习楷书都只是为了传播信息，那大可不必将笔画形态发展到如此复杂。即便是唐代以书取仕，书法要求“楷法遒美”，但就目前看到的文献来说，当时也存在诸多并行的风格。

南北合流 一脉多元

       了解楷书，除了前边提到的三国至东晋时期的楷书外，还必须关注魏碑与唐楷。

       魏碑，通常指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文字刻石，也统称“北碑”。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中原文化情有独钟，“善谈庄、老，尤精释义”（《魏书·高祖纪》）。不仅如此，他亲政之后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的举措，史称“太和改制”，其中就涉及文字改革。学者周睿认为，“一方面民族的融合统一与王朝的变革在推动文字和书法的变迁，另一方面文字和书法也在参与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北魏效仿汉、晋，亦以孝治天下，且北方多笃信佛教，因此当时碑志、摩崖、造像记大量出现。比如：造像记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其中又以《始平公》《孙秋生》《魏灵藏》《杨大眼》为最优，雄奇方劲，有龙威虎震之妙；墓志以皇族元氏墓志等为代表，如《元倪墓志》《元显儁墓志》；摩崖有《石门铭》《郑文公碑》等；碑刻则有《嵩高灵庙碑》等。对此，康有为总结出“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俊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来进行概括，可见其推崇备至。

       直到清代中晚期在一众碑学理论、实践先驱的推动下，这些魏碑作品方得以“王者归来”，并大行其道。

       南朝书法多受“二王”影响，名家辈出。其中，对唐人影响最大的要数智永。作为王羲之的七世孙，妙传家法的智永曾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赠送给浙东诸寺。从他的传世作品看，可谓尚韵之余绪、尚法之先声。得其衣钵者，即虞世南。

       南朝与北朝之间一直保持着往来交流，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王褒入关”。南朝的书家王褒到北周去，广受北周人士效慕，即便是当时在北周最具盛名的书法家赵文深“亦攻习褒书”（《周书·赵文深传》）。

       清人梁巘说“唐尚法”（《评书帖》），诚然，对法度的理解和表达在唐代达到极致，而隋和五代则可以看作是两个过渡期：在前者可以看到饶有异趣的南北书风逐渐弥合，书家逐步探寻新的书写规则；在后者所展现出的则是五代书家对“法”的反思和瓦解。

       隋朝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书风的融合。期间碑刻众多，虽以楷书为主，却也常常杂糅他体。风格或浑厚圆劲或峻严方饬，或平正和美或秀朗细挺。康有为认为，“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既是对南北朝遗风的继承，同时又深深影响着初唐的书法风貌。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如《龙藏寺碑》《苏慈墓志》等，颇为后人推崇。

       倘若说隋代书家寥若星辰，相比之下唐代书家则可谓星汉灿烂。初唐、盛唐、晚唐都涌现出了对中国书法影响重大的人物。初唐有奇险刚健的欧阳询、温润闲雅的虞世南、灵动精巧的褚遂良、精熟多变的孙过庭，盛唐有敦厚巍然的李北海、奔放恣肆的颠张醉素、伟岸遒婉的颜真卿、清婉瘦劲的李阳冰，晚唐则有严谨遒丽的柳公权等。这些书家凭借杰出的作品、鲜明的风格使唐代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极其辉煌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初唐书法既可视为隋代书风的延续，也可以看作是隋代书法顺其内在趋势、理路自然发展达到的顶峰。而对于唐代书法而言，它又像是华丽的第一乐章，开阔典雅，金声悠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法度森严、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温润圆融、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婉媚遒逸，可谓各自的得意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书法方面也有着颇为不俗的表现。他把王羲之书法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本人的书法作品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盛唐、晚唐书家中，颜真卿的存世碑刻甚多，数量上超过了欧、虞、褚、柳诸家。其主要作品有《郭虚己墓志》《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麻姑山仙坛记》《颜勤礼碑》《自书告身》《颜家庙碑》等。柳公权的作品主要有《回元观钟楼铭》《玄秘塔碑》《神策军碑》《蒙诏帖》等，书风刚健，铮铮铁骨，可与颜真卿雄浑雍容的书风相媲美，故二人被并称为“颜筋柳骨”。对比颜、柳楷书，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颜字茂密雄强，结体端方平正，用笔遒厚；柳字萧散清瘦，结体修长奇峭，用笔斩截。

       五代时期的传世经典作品较少，其书法成就也与有唐一代相去甚远。其中，可圈可点者有杨凝式、贯休、李煜等。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则是杨凝式一人。其作品风格或空灵（如《韭花帖》）或奇谲（如《神仙起居法》），或恣肆（如《夏热帖》）或雄浑（如《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对后代书家极具启发性。

       宋代最为著名的书家，要属“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这四家的楷书和唐人关联密切：苏、蔡学颜书，一得雄浑磅礴、一得端庄华丽；黄学柳书，稍加萧散；米兼学颜、柳并不断上溯魏晋。宋代人还编纂刻拓了许多刻帖，其中的精华部分主要是“二王”法书。

       元代书法很有意思，不仅汉族书家活跃，更有诸多少数民族共同参与书法学习与交流，还出现了一些有名的书家，且他们大多热衷于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不过，元代最著名的书家要数赵孟頫，他对“二王”法帖的临习可谓细致入微，潇洒中还多出几分平淡的气息，其代表作有《三门记》《胆巴碑》《赤壁赋》等。

       明代初期的书法大多追求精致而缺乏深刻性，但明中、晚期却涌现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行草书等书家群体。

       唐人楷书曾一度影响后世，直到清代中、晚期魏碑复兴，中国书法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书家们常常会不满足于临摹传统，各种各样的创新展示也时常会出现在网络上。当大众无法理解这些书家的创作时，经常会留言“写个楷书看看”。乍看，会让人觉得似乎楷书很容易书写和理解——实则不然。楷书因为平正、匀称，更容易被接受。那些被当作“入门教材”的典范，实则时看时新，内涵深厚。

       中国书法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它过去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未来也将如此。也惟有如此，方能书道久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期

文：刘光

作者为《中国书画》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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