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带着一台数码摄像机到云南藏区的卡瓦格博雪山做田野调查。说起这个机器的来历，还得追溯到一次聚会。

1996年8月的某一天，《光明日报》社云南记者站的徐冶打电话来，要我去他家一趟，说有件东西要展示。进门，拍纪录片的谭乐水已经先到了。他招呼我们快看电视机。奇怪，我们几个都出现在屏幕上，这里怎么说怎么动，屏幕上也怎么说怎么动，完全是实时的。谭乐水见众人一脸惊诧，才让大家看用一根线连接着电视的黑色小机器，说那是一台DV。它不仅体积小重量轻，可以直接连上电视实时播放，拍摄质量也比普通的模拟摄像机好多了。这款小机器叫松下EZ1，是1996年7月云南电视台与日本松下公司合作搞产品展示会时谭乐水买下来的，是云南第一台私人拥有的数字摄像机。这小盒子只要3万多元人民币，而传统的达到广播级质量的模拟摄像机价钱都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用它可以做后期编辑，只需一台带采集卡的电脑便解决问题。

去的几个朋友都兴奋不已，尤其被谭乐水的那句话所感动：DV就像一支钢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写自己的笔记。终于，老婆被我念叨得没办法，找上海开公司的朋友借了3万块钱。台湾的朋友秀兰则寄来一堆资料，由我选定索尼公司VX1000的新机型，她直接从日本订购，亲自带来昆明。从此，我开始了自己DV写作的时代。

那是2000年10月11日黎明前，在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海拔约3000米的冰川山庄。

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各自走出房间，聚到旅馆二楼的走廊上。他们穿着厚厚的羽绒夹克，依着木栏杆，耐心地朝西面仰望着。山谷中没有风，只有寒冷刺激着神经。此刻，我的指尖麻木，神经却瑟瑟发抖，变得如同摄像机镜头一样清醒和敏锐。我小心地把镜头推上去，用特写从左到右慢慢摇过走廊上的每张脸。

最左边穿蓝色滑雪衫、戴着头灯的男子是小林尚礼，30来岁，原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登山队员，山岳摄影家，他是此行的领队。右边穿蓝色滑雪衫、戴眼镜的一男一女，是60来岁的广赖容治和他的妻子。他们旁边一位略微秃顶的男子和两个女人，是工藤秀雄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两家人来自日本不同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理由，促使他们参加了由小林尚礼带队的旅行团：他们两个家庭，都有一个年轻的孩子被埋葬在卡瓦格博的冰雪下面。工藤秀雄的儿子叫工藤俊二，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学生及该校山岳会会员，遇难时22岁；广赖容治的儿子叫广赖显，京都大学大学院农学科研究生及山岳会会员，遇难时27岁。

日出的帷幕以缓慢的节奏徐徐拉开。家属们看的是正像，而我看的是镜像，那是从一块玻璃上映出的卡瓦格博。在特定挑选的机位，我恰好可以同时观察到两幅图画：家属们的表情，以及他们身后的窗户。窗户的玻璃反射出雪山的影子。随着晨曦吐露，那影子逐渐清晰。藏青色的卡瓦格博主峰先被阳光从顶端点破一处，然后自上而下，像水彩颜色一般渐渐晕化为曙红，再过渡到越来越强烈的黄，由橘黄、金黄到耀眼的明黄。在颜色层层叠化的过程中，雪山始终寂静无声。仿佛冰湖里浮现的倒影，既变化莫测，又毫无声息。

日出持续了大约20分钟，几个日本人安静地呆在原来的位置，始终抬着头，注视着雪山分分秒秒的变化，仅偶尔耳语几句，或作个手势。特写镜头让我能看清每个人的眼神。此刻，他们的眼神正穿越时间的冰河，和自己的孩子分享着同一幅美景。我看见工藤俊二的姐姐用手指轻轻抹去落在脸颊上的一滴泪珠，然后，对着雪山双手合十。是因寒冷做的下意识动作？是感动时的祈祷？或另有其他含义？图像没有给我答案。

日本家属的观看和我的观看，都以同一段历史作为背景，那就是著名的“梅里山难事件”。那次中国和日本登山史上最惨痛的事件，导致了17位中日登山队员的死亡。登山超越了看山的静观状态，因而具有冒险的性质。在追求新鲜和刺激的当今时代，无论冒险出于何种动机，也不论冒险成功或失败，都会引来更多的观看。梅里山难事件中的死亡，既是登山活动的结果，也成为一个焦点，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汇聚到一座以前并不太为外人关注的雪山上。很多人都因为“看了”山难的消息才亲临现场，也因此制造了更多“看”和“被看”的机会。在此后的六年间，我以梅里山难事件为起点，默默地观察着雪山和人心的变化。借助一个由3CCD感应芯片、组合变焦透镜、旋转磁头和立体声话筒等视频和音频记录系统构成的电子眼，我的观看，渐渐超越了外来者的局限，延伸到了雪山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