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民族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袁同凯寄语母校：民大是我步入学术殿堂的第一步，我对它充满了深深的眷念。我十分自豪母校不仅成为了西北学术重地，而且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希望未来母校能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名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让在校青年教师和学生有机会接收和吸纳更多学术前沿知识，拓展研究视域，丰富知识体系，使他们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袁同凯就职于南开大学社会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教育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民间信仰等，出版和参编过《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蓝靛瑶人及其学校教育——一个老挝北部山地族群的民族志研究》《文化人类学简论》等10余部专著、教材、译著，在《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Asian Anthropology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教育部社科重点及一般项目多项，曾获亚洲学者基金、福布莱特基金资助，赴老挝文化部和美国杜克大学访学和进行考查。

袁同凯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深爱着的教育人类学事业。作为一位人类学者，他敏学致用、厚德笃行，将视野扩展到西方与中国的跨文化教育人类学比较研究，致力于促进中国教育人类学与世界人类学的对话。

不懈奋斗 不负韶华

衣着低调，皮肤黝黑，留着胡须，挎着背包——南开大学著名教授袁同凯目光深邃。

袁同凯出生在新疆阿勒泰市汗德嘎特乡，这是一个坐落于中蒙边界的蒙古族民族乡，也是全市唯一的蒙古族乡，距市中心30多公里。这里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尤其冬季大雪封山之后，简直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冰雪世界。袁同凯儿时最先接触到的语言是哈萨克语，那时候，当地学校的条件十分艰苦，露天教室连课桌和板凳都没有。

由于家境困难，初中毕业时袁同凯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报考高中，而是报考了当地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因为成绩优秀，还被推荐到县里的一所中学教英语。一年后，袁同凯回校参加毕业考试，取得中专文凭。那一年，他留在县中学任教，成为一名正式教师。

袁同凯从小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求促使他自学了高中数理化及英语课程。三年后，他顺利考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所教育学院。毕业后，他报考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师从著名民俗学家郝苏民教授，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9年，他又成功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马来西亚籍人类学家陈志明先生，专攻教育人类学。

“授之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之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袁同凯很庆幸在他求学历程中能遇到两位优秀的导师，他们不仅向他传授了专业知识，而且教给了他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扎根田野 厚积薄发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根和魂”，袁同凯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一只硕大的登山背囊，一双耐磨的牛皮靴，从苍茫群山到辽阔草原再到扎着竹篱笆的偏远村落，他以一位人类学家的学术理性和无限热忱，长期扎根田野，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老一辈人类学者不畏艰辛、一心为学的严谨治学精神，在袁同凯身上得到充分继承和体现。

袁同凯早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与信仰方面。1995年，他深入新疆，历时4个月调查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化与信仰；1996年，他深入云南勐腊县，考察傣族与瑶族的民间信仰，并到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调查仫佬族的民间文化与信仰。其后，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教育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2000至2002年期间，有9个月时间他是在广西金秀大瑶山区的坳瑶山寨和贺州大贵山脉深处的土瑶山寨里，进行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考察。2006年，他又用了9个月的时间一头扎进老挝北部山区的Lanten山寨，从事Lanten学校教育的民族志考察。

“田野调查是每一个人类学从业者的‘活水源头’和‘成丁礼’”。袁同凯总是这样提醒自己，“传统上讲，人类学学者至少要在调查点生活1年以上，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从而深入地了解其社会与文化。这种长期的参与和观察，需要耐心、毅力和崇高的职业感。”袁同凯当初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寨，大都分布在群山峻岭之中，山路崎岖，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有时甚至连稻米都要从几十里的山外才能买到。面对完全陌生闭塞的环境，再加上不通晓当地语言，不习惯当地习俗，其艰辛可见一斑。但是，袁同凯却能够走进这些村寨，学习当地语言，参与村民日常生活，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甘之如饴。

正是以这种扎根田野、厚积薄发的精神，袁同凯用异于常人的艰辛换来了具体详尽、珍贵非凡的一手资料。他在《亚洲人类学》杂志发表的《蓝靛瑶人及其学校教育——一个老挝北部山地族群的民族志研究》，被誉为“不可多得的‘蓝靛人’教育民族志研究”；他的专著《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被称为是“国内第一本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报告”。

袁同凯在治学之路上所践行的精神，正如2015年他在给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生态人类学名著汉译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人类学家要胸怀天下，做一种‘有担当的人类学’，人类学家的责任不仅要思考这个世界，还要站在这个世界的角度去思考。”

文：本刊综合报道

责编：刘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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