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打年糕的朝鲜族同胞      吴俊吉/摄

　　外婆家的百年老宅，历经岁月的风雨沧桑依旧屹立不倒，却没能经受住家人四处奔波的凄凉。那座八间草房（八间房为朝鲜族传统民居形式之一，“间”指两个柱子之间的距离）无奈被出售后，连地基推倒盖上了一座教堂。乍听到这个消息，我好一阵子唏嘘不已，因为我童年的美好回忆也一并被推倒了。

　　记得儿时每逢过年，因为父亲那边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我们一家人通常都会到外婆家。村子里除了外婆，还有成家后分户单过的两位舅舅和姨妈，一共四家人。平日里，两位舅舅会一早就领着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一大家子人来外婆家请安，晚上则是十几口人围坐在火炉边一边烤土豆吃一边聊家长，聊到夜深人静才回到各自家里。每逢农历年，这支队伍会更加壮大起来，30多口人（包括我们家的7口）欢聚在外婆的老宅，红红火火，好不热闹！

　　啪啪——！新年的第一个早晨，声声槌打年糕的捣糕声伴随着一大早起来赶忙制作出来的鲜香沁脾的豆腐香萦绕耳畔和鼻端，我们这帮小孩们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嚷嚷着要去给外婆磕头拜年。说起来，我们这个大家族亲孙跟外孙加起来足足有20人，这么多的小萝卜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不可能都给压岁钱的，顶多就是抓一把橘子味儿的硬糖，挨个分给每个小孩儿，但满足和快乐洋溢在每一张红彤彤的小脸上，那情那景至今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年春节外婆正好要过花甲。外婆家那边的亲戚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只有我父亲是城里的国家干部，外婆担心摆花甲宴会影响父亲的仕途，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摆宴席。在那个年代，花甲宴属于“封建社会遗毒”，是被坚决抵制的。

　　过年时，我和表兄弟表姐妹们经常跟村里的一大帮小孩撒着欢儿玩，每个小孩的上衣兜里都鼓鼓地塞满了爆米花，手里拿着用一支筷子串起来的香喷喷的年糕。太阳爬上高空，我们看见姨父醉醺醺地从屋里走了出来，径直走到牛车轱辘旁边席地躺下，嘴里骂骂咧咧地不知道在说啥。后来才知道，姨父是因为未能给外婆摆个像样的花甲宴，心里不舒坦，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也难怪，据说那个时候别人家里都是一大早先偷偷地在自家摆宴席，然后到中午再跟村里人举行一下简单的庆祝仪式就算过了，就我们这家子人“单纯无知”，不知道随机应变。我们这帮小孩更是不知道内情外由，只觉得大人躺在地上好羞人，当时还一个劲儿拍掌笑话姨父。

　　一颗硬糖、一兜子爆米花、一碗年糕，这就是我们的年。虽然寒酸无比，照样过得欢天喜地、心满意足。

朝鲜族乡村的喜庆场景     李钟杰/摄

　　时间步入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相继成家立业。表哥和表姐们搬到了延吉、图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外婆家里的人口也是逐年减少，现如今仅剩下早已年过80岁的三舅夫妇、四舅母及其表哥。不过，即便没有小时候那么热闹了，每到过农历年，两位舅舅家的子女们，还有我们这些外甥外甥女们还是会像约好了似的来到最年长的三外舅家里，热热闹闹地过一个像样的农历新年。

　　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历年不再是家人团圆和欢聚的日子了。舅舅的儿女、女婿、孙子孙女以及其他的小辈们各自漂泊在上海、韩国、日本等地，打工赚钱，留学深造，经常无暇顾及过农历新年，也很难时常与亲人团聚了。有一年的农历年，舅舅家里只迎来了二儿子和大女儿一家人，冷清得不像在过年。上海的侄子、去韩国打拼的两个儿子和小女儿夫妇以及在日本留学的孙子，都打来国际长途拜年。一方面庆幸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让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们得以相互嘘寒问暖，另一方面还是非常怀念过去一大家子数十人挤在一起红红火火过大年的光景。

　　眼下，又到了一年辞旧迎新之际。每到这个时候，三舅就会站在院子里的木栅栏边上，遥望路的尽头，盼望着亲人们都能够盆丰钵满地踏上回家路，像许多年前一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年。

文/姜贞淑      翻译/南海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