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想必熟读《诗经》的人,都知道这段话源自《大雅·民劳》篇。相传此诗出自西周大臣召伯虎之手,意在借痛陈民生困苦,来规劝周厉王体恤民意。后经历代思想家不断解释、建构与再造,原本只表示相对安宁之意的“小康”概念,被赋予了丰富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内涵。几千载岁月积淀与先贤凝练,它逐渐融入中国文明进程之内,化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愿景,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关键目标,上升为现代中国的重要符号与国家话语。
“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携手并进,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值此56 个民族团结奋斗,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胜利在望的伟大时刻,我们追根溯源,梳理“小康”在古今中国的演变历程,其意涵愈发博大,其意味愈加深长,其意义亦愈显重要。
一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这是“诗圣”杜甫之晚年名作《壮游》中的诗句。南宋诗人陆游读罢此诗太息道:“少陵, 天下士也……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 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 而身愈老,命愈大谬, 坎壊且死, 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由此可见,杜甫身上那种浓厚的忠君忧国之情引发了陆氏内心深深的共鸣。更需措意的是,杜甫在诗里用了“小康”一词。对于遭遇了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这一治一乱两个历史阶段的人而言,如此“过山车”般的奇特经历,想必杜氏就“小康”的理解,要较之常人更为深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缘何小康之境的实现,何其艰难?透过杜甫的案例,不难看出几千年来,国人对小康的渴盼,实在艰辛而执着。
“小康”概念出现于先秦时期。经过《礼运》篇对小康社会景象的描绘,它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涵义,遂渐趋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同时也最为华夏子孙所耳熟能详的社会理想。溯其绵长历程,方知这幅贯穿数千年的历史图景,是如何一步步描红涂绿、蔚为大观的。
西汉一朝,小康概念几乎沿袭了先秦时期的说法,尚停留在对一个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有序状态的想象。降至东汉末年,尊奉今文经学的学者何休撰写《春秋公羊解诂》,他创造性地糅合《礼记》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并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即由“衰乱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以此来论证不断进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在他这里“太平世”也就相当于大同社会,“升平世”则相当于小康社会。这种阐释方式令“小康”思想趋于理论化,且具备了十分明确的阶段性特质,为此后治理者、思想家论述小康提供了极佳范本。晚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托古改制,便是直接借镜“春秋三世说”,并融入近代以来流播甚广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将“大同”“小康”概念与“三世”说进行共同演绎和改造,从而宣扬由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进化史观。康有为在其著作《礼运注》里指出,纵观中国史,曾经出现的包括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在内的所谓盛世景观,“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可见康有为思想视阈中的“小康”,即等同于“升平世”的状态。
二
既是理想,便有待完成,其照进现实的途径非历朝君臣的治国实践不可。回望古史,“小康”思想如源头活水,顺流而下,所经之地,聚成大江大河,由最初的政治术语,逐渐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
首先,《礼运》篇问世后,“小康”特指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后世学者在赞誉某一朝代或君王治国有方、政治稳定时,习惯用“周公辅政”“成康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历史现象作为比喻或参考,这正说明以上的几个时期比较符合“小康”理念所要求的情形。反之,一旦朝纲解纽,动荡不已,人们便更加渴望小康。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赵达传》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注解:“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裴氏以经典之“小康”比照现实之“酷乱”,可见其对生灵涂炭的三国割据时代之不满。无独有偶,《晋书·孙绰传》曾载,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自恃位高权重,遂野心膨胀,暗生篡位之意,于是奏请东晋皇帝迁都洛阳。就在朝堂众臣鸦雀无声之际,散骑常侍孙绰仗义执言,发表不同意见。他据理力争道:“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如今局面稍有起色,就急匆匆迁都,实非良策。他认为其后经过一番耐心经营,待北方收复之地“山陵既固,中夏小康”,再图北上迁都不迟。不难看出孙绰用来驳斥桓温迁都阴谋的“小康”景象,更多是立足于政局稳定、无兵燹之灾的层面。
其次,政通人和方可利于休养生息,才能形成“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悠然景象。所以小康在形容百业民生时,更多侧重评估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嗣源体恤民情,宋初学者王禹偁对此予以很高评价,“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也称其“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可见这二位学者笔下的“小康”,是立足于恢复民生与复苏经济的考量。
再次,《管子》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论断虽不可绝对化,但确也反映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后,民众道德素质提升、文化蓬勃发展的普遍状况。不妨以开元盛世为例。作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治世,掌权者的励精图治,不仅创造了杜甫笔下“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的政治安定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经济繁荣,公众道德上呈现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情形,以及文化上达到了“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地步,政治、经济与文化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因此,唯有触及到完善社会整体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小康”,才可以虽久不废,历久弥新。
与之相对,一旦君臣失和、政务废弛,弥足珍贵的政通人和局面亦随之灰飞烟灭。“诗圣”杜甫对此由盛转衰的境况有着极其写实而深刻的记述,遭遇“安史之乱”的涂炭,战火纷飞,统治失效,“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经济凋敝,物价失控,“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百姓蒙难,道德失序,“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衰败之势,一一遍布。无怪乎当唐末皇帝文宗询问大臣牛僧孺“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时,牛坦然答曰:“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读言;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不过此种景象,牛自认“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这怎能不令人喟叹历史上曾出现的“小康”之世,不惟来之不易,亦历时短暂,更十分稀见。
复次,小康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于这一理念已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位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各种形态遍及社会,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当中,成为一种厚重的文化心理积淀和强大的精神驱动力。上至帝王,唐玄宗曾自道“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中到民间,每逢天下离乱、吏治不清之际,总有人祈盼“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下及每个个体,也时常将“小康”挂在嘴边。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丙志·吴民放鳝》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以鬻鳝为业”的一位吴中鱼贩因为把有孕在身的鳝鱼放生并从此“发愿改业”,终得神灵托梦启示而于“草蔓邃密中,……得旧开元通宝钱二万,……用为本业,家遂小康”。这个传奇故事中出现了“小康”一词,指家财富厚、家境殷实。再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曾写道:“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可知经无数代的积淀,“小康”不光是高高悬诸庙堂的概念,更是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期盼。
三
正是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众领域的重重建构与言说,“小康”成为中国人的千载梦想与日常词汇,融入到大众心理的深层次中,被视为中华民族所必须经历且终将完成的“大道”,蕴含着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其一,传统小康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礼运》中对“大同”“小康”社会的描绘,孟子规划的“无饥”家庭,到近代以来康有为梦想实现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皆可证明已提出千年的小康思想,始终被国人视为理想社会的理论源泉。
其二,传统小康思想体现的社会分阶段发展的思路给予了后世制度设计者极大启发。恰如前述,在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图景里,人类社会是按照衰乱、升平、太平的顺序发展的。孙中山也强调中国只有经过小康才能走向大同,“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因此他把实施民生主义、进行小康实践视为实现人类理想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紧密地将“国情”“世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不同视角赋予这一概念多重崭新的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既有着对传统小康思想的扬弃、吸纳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更是一种整体性超越和创新性发展。
其三,传统小康思想体现的民本和民富的价值立场,对于历代政治家的治国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综上可知,传统小康思想倘若被适当的时代语境所激发,便会再度复活,并转化成全民意志,焕发出改天换地的惊人能量。
四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1984年,他在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时又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其列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个“全面”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差,既体现了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更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新期盼。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遵循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的六大原则及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等一系列目标要求,赋予了“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大会的主题,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内容,决心建设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小康社会。
2020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56个民族所有同胞们的庄严宣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更幸福。
小康,一个中华民族独有的词汇,一份中华民族独具的情怀,一幅中华民族独特的愿景。它从历史中走来,百转千回,未曾泯灭;它终走进现实,前赴后继,触手可及;它必将融于未来,甘作基石,铸就辉煌。一部中国小康演进史,就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奋斗史诗,历史的温度尚暖,现实的热度炽盛,未来的高度可期,它们共同廓清了中华民族与国家发展道路的向度。
此际心绪,已绝非叹之赞之所可比拟,言之不足,唯有歌之咏之!
文:王学斌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济宁市政德干部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责编:江凌 刘雅
制作:古丽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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