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雪山、全长6300余公里的长江，是我国和亚洲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与黄河一起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域总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亿的长江，流经我国东、中、西部的11个省级行政区，干流东西跨度大，数百条支流连接南北，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几大水系后，继续滚滚东去，从吴淞口汇入滔滔东海。

长江流域通江达海、南北融汇，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当之无愧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依次连接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又可细分为羌藏、滇黔、巴蜀、荆楚、湖湘、赣皖和吴越等文化，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汇聚成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长江与黄河、长城南北并列，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相互依存、彼此交融，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

江河竞流、凤龙齐舞，炎黄同尊、儒道互补，《骚》《诗》争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文化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壮丽篇章。

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文化区域中，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和邻近地区主要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新石器时代文化相间分布，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著称于世，长江下游则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文化为代表。学者李伯谦先生认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大体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近年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诸多考古新发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评估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江文化对中华物质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年左右的栽培稻植硅石，这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长江流域也是蚕丝业和苎麻纺织的起源地，很早就产生了干栏式建筑、有段石锛和生漆利用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则出土了大量的猪、狗、水牛等家畜遗骨，以及最早的纺织工具。

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是中华思想文化的高地。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老庄道家学派斯盛于此，后期直接推动了汉代“黄老之治”的形成，儒道互补成为历代历朝治国的重要理念。两宋之际，朱熹继承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互砥砺，同为中华文明天空中耀眼的星座。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不仅是王朝赋税所依之区，而且还产生了诸多思想大家。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心学”与阎若璩、段玉裁、钱大昕等人的乾嘉学派，同为学术思想之炬。梁启超点评说，“阳明学派在2000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乾嘉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创立“船山学派”的王夫之，提出经世致用思想的顾炎武，以及从僵化的传统程朱理学中探出一条通幽路径的李贽、黄宗羲等，都使得长江文化灿若星空。

在长江流域，神农发现了茶，陆羽撰《茶经》，屈原著《离骚》，王安石创荆公新学，范仲淹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子节操，毕昇创制胶泥活字，李时珍写出不朽名著《本草纲目》……他们都为中华文化发展立下不朽功勋。近现代更有仁人志士，振奋铁臂，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最终中国共产党缔造了新中国。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哺育一代又一代英才，正如“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彼此融通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明嘉靖年间，外国传教士来华，自耶稣会圣方济各登陆广东上川始，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利玛窦顺应中国习俗，“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同时向国人传授物理天文、数学科技、文化艺术，翻译《几何原本》，西学东渐正式拉开帷幕。器物制造层面，长江流域的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引进西洋技术、设备，在提升中华民族物质生产力方面开始新的尝试。思想层面，上海广学会、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开始大规模翻译西方书籍。李善兰、华蘅芳等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卓有所成的前辈。张之洞于武昌创设方言、武备等学堂，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现代新式教育的因子。广泛兴起于长江流域的洋务运动开启中华民族“求强”“求富”的新篇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随着救亡图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人沿着长江东流入海，游学国外。1872年，首批幼童自上海起航赴美留学。新文化运动之际，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国勤工俭学。走出去的“长江人”最终又回归祖国，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旗手，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发展。

文化繁荣与经济社会发展总是相辅相成。永嘉衣冠南渡，六朝玄学风盛，佛教日益兴旺，江南“封山固泽”，寺院经济也迅速发展，手工业、商业较北朝更为繁荣。唐代，江南文化繁盛的同时，长江流域“扬（今扬州）一益（今成都）二”两地在经济上最为发达，无论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都在全国经济版图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国用大半”赋税仰仗江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性农业发展，商业市镇兴盛，开放度提高，以包买商和雇佣劳动力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成为彼时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彰显了江南经济的重要性。由此，长江流域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

长江文化在与各种文化的交流中成长壮大

边疆民族向中原聚集，长江流域的民族向北迁移，中原民族南迁，都加速了长江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考古证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是龙山时代最发达的地方文化之一，但二里头文化的南扩逐步取而代之。巴蜀文化对外传播也是基于人口流动实现的。长江文化开始与中原黄河文化交流联系。商周文化已经深入到江汉平原，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便是商文化在长江流域传播的有力佐证。商周在长江流域推行分封制，黄河流域的礼乐文化得以全面推广并与长江文化相融合。出土青铜礼器铭文及相关文物的考古发现表明，南北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相互交融的态势已很明显。

秦汉王朝建立，开始着力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以长江上游的巴蜀为例：秦汉通过政治性移民、军事性移民、灾荒救济移民、垦殖开发移民等促进了民族融合，巴蜀文化面貌大为改观。自秦一统巴蜀至魏晋之际，“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巴蜀人才辈出，“汉征八士，蜀有四焉”。民族间相互交融也改变了巴蜀的文化心理，其逐步放弃悬棺葬、船棺葬，“埋骨桑梓”日益受到重视，文化心理、伦理道德不断趋同，敬宗抚族的儒家伦理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支撑。

三国两晋南北朝，吴国康泰、朱应率船队出使扶南，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张骞凿空西域。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长江流域与印度、波斯之间的通道，文化多样性更加丰富。印度佛教对长江文化多有影响。东晋义熙元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赠送玉象，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狮子国又遣使献象牙佛像，波斯于梁武帝大通二年“始通江左，献佛牙”，火布、玻璃、珊瑚、金刚石等不断传入长江流域，雕刻、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频繁交流互鉴。

元朝建立，再次完成全国统一。蒙古人、色目人因任职、屯戍、镇守等原因，大量迁往长江流域，与当地人交往紧密、相互杂居，给江南的传统文化带来新鲜血液。《至顺镇江志》记载了当地多民族的格局，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其他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逐步成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宽松的氛围，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更加多元、包容。

长江是民族融合的大通道，南北民族在此交汇相融，东西文化在此互通相济。先秦，“苗蛮”、华夏在此汇聚。秦汉之际，华夏南下，百越、“诸蛮”彼此胶漆相依。魏晋南北朝，长江流域不仅有山越、僚、俚等，还有外邦的波斯、天竺、狮子国等往来的客商、使臣。隋、唐王朝，汉僚苗瑶诸族杂居。继元之蒙古人、色目人等迁徙至长江流域后，更有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民族交融是激发文化活力的源泉，也是长江文化多样化的载体。

长江文化是典型的线型文化，尽管上中下游各有文化区域，但借助其东西的连接功能，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各民族因此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大江大河与高原山脉分割出藏彝、南岭、苗疆、武陵等民族走廊，这既是民族交往的路径，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更有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为代表的大动脉。

长江流域的文化极具相通性，即所谓“巴蜀同俗”“楚越同风”。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又演变成“巴地习楚风，楚地展巴俗”。楚越虽相距千里，但文化属性也相通，“楚越迢递，相去数千，而于一体之中”，所以自古就有“肝胆楚越也”之说。

广东石峡文化的有段石锛、盘式鼎与清江筑卫城出土物极其相似，石峡文化穿孔有肩石钺、刻纹大玉琮又与良渚文化如出一辙。楚文化极具包容性，“抚有蛮夷，以属诸夏”。故有学者指出，楚文化溯源可至祝融，华夏文明是楚文化的本质。楚人携中原文明南下，与南方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春秋中期形成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物质文化，其后不断吸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动态地丰富着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足见，楚文化外融诸族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具一格。而楚国对外持续开疆拓土，不光是仰仗武力，更秉其开放兼容的文化。楚国疆土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融合。在这一进程中，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濮文化、吴越文化、百越文化等交流交融，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汉之初，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把长江文化中的黄老思想推向顶峰。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相兼代替汉初儒道相互对立的局面。唐朝时，兼收诸家的《五经定本》为经学走向全国提供了可能。一言以蔽之，诸文化间相互融通，为长江文化“后浪”推“前浪”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一部长江文化史，就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借鉴吸收的发展史，也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共铸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二者合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摇篮。

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之间就存在较多文化交融的痕迹。黄河流域的开发早于长江流域，但后期的发展却离不开长江文化的助力。汉王朝虽承秦制，但践行黄老之治，故其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楚文化。

永嘉之乱后，汉魏西晋的黄河儒文化随衣冠士人保存于江南，并与长江文化相融，成为彼时的文化主流。代表华夏的传统文化在江南得到融合发展，并直接促进了北朝内迁民族沐浴汉文化的进程。虽然南北之间有正统之争，但这恰恰表明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进而一起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隋大运河的修建，不仅解决了长江、黄河东西走向与商品、财赋南北调运的矛盾，更是南北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高速通道。北宋末年，中国的文化中心最终移至南方。自宋以降，重大变法有五，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代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推动这些变革的深层文化内核，某种程度上与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全面吸收融汇及创新发展不无关系。此乃南北两大江河文明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文明的凤凰涅槃。

大力传承与弘扬长江文化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长江文化已融入各民族血脉，是中华文明的母体之一，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自信来自中华文明的品格，如崇德重义、革故鼎新、开放融合、海纳百川，这也是长江文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

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引起长江流域古人的注意：“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是先贤对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建立和谐的长江文化生态，必须以文化和谐及机制创新为榫点，立足于发展长江经济带。在生态文化理念上，要统筹上中下游文化生态合作共治的文化理念，以“青山绿水”为引领，注重合作沟通。在生态文化治理机制上，要建立全流域的文化生态风险共担、文化生态利益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形成多元共建的文化生态主体。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永恒的铁律。多民族杂处共居的格局，为长江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近代以来，长江流域各族人民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中结下了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血脉联系，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将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繁荣发展。于内，进一步完善长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利益保护机制，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有利机遇期，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外，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推动长江文化“走出去”，凸显中华文化符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凡有大江大河之地，多有人类文明的诞生，其中必然会孕育文明的精神追求。长江文化精神来自丰富多元的汇聚：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为长江文化注入质朴厚重、厚德载物的品格；以湖湘为中心的荆楚，延续着楚人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价值取向，拥有与生俱来的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品格；地处下游的吴越以其人性勤巧、自古富庶锻造了儒雅文秀、崇德重义、明理重学的追求……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江和黄河共同挺起了中华文明的脊梁。在与世界的交流中，长江文化吐故纳新，充满生机活力。在各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中，长江流域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长江文化发展史昭示我们：只有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才能永续发展。（本文第一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4期

责编：刘雅 王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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