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温床的黄河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地理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天人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是起点也是终极的主题。人类傍水而生、沿河而居，大河文明是文明古国共有的故事模式。但大河不同的特征和个性，又使文明的故事和命运截然不同，需要作一番山河判断。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温床，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流淌的，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命运。观察这条河，要放在整个东方文明的大背景下。从采集到农耕、从狩猎到游牧，是早期人类发展的基本线索。在渔猎、采集、游牧向农耕定居的过渡中隐约可见一种转化模式，往往出现在资源条件相对多样的丘陵与平原的交界区域。在中国，这个区域便是黄河冲出的第二级阶梯边缘——晋陕豫交汇之处，亦即黄河中上游平原、丘陵、浅山、峁塬之地。

黄河两岸的先民仿佛跟随着奔涌河水，夺路而出，鱼跃龙门，冲出中华大地的第二级阶梯，登场亮相。他们“因陵丘挖穴而处”，筑穴而居，躲风避雨，其所处地理空间逶迤曲折，进退有据，左右逢源，顺势而生。随着原始农业在黄河水滋养的黄土地上稳步发展，先民们逐渐走向宽阔平坦之地，“（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人类第一次革命是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使“游荡的人”变成“聚落的人”、弱小分散不稳定的群变成集中稳定较大的群，发展出定居模式和复杂社会。哪些地方最适合开辟和拓展农业革命？是河流泛滥所形成的冲积扇平原。早期的刀耕火种，更适合这些节理疏松、易于耕耘的土质。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黄河曾夺淮入海，不断泛滥改道，开合冲撞，源源不断地喷洒沉淀重浊的泥水，塑造了地球上北温带最大的冲积扇平原。这浑朴莽莽的大场域，为农业革命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黄河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塑造力？这要感谢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曾经是一片汪洋，西起青海日月山，东到河南洛阳，南至陕西秦岭，北到陕北长城，湖面辽阔，面积有如今的6个渤海之大，可称其为黄土原湖。大约1500万年前，地壳运动使湖盆推升陷落，渐渐形成黄土高原如今的样貌。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厚度普遍达到50～80米，最厚处可达250米以上。这么厚的黄土是怎么来的？研究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风成说”。“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在距今300万至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气候干冷，不息的西北长风掳掠黄土高原以西广阔沙漠和戈壁地区的黄土，吹向东南，飘至这片地区，风力减弱，尘埃落定，年复一年，最终形成黄土高原。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首千古传诵的《千字文》起首一句，潜意识里表露了黄河流域先民们基因深处的集体心理积淀。类似的传说，还有女娲抟黄土造人和黄帝、炎帝在这一带的活动。这一切，就好像是黄河中上游的先民们天眼初开，面对天地，懵懵懂懂，目之所见正是迷蒙一片的降尘景象：青黑色的天，黄色的风、黄色的土，黄色的风土，于是在旷塬高峁，面朝黄河，唱出这句刻骨铭心的话语。

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先民们，最早的时空秩序和底层逻辑是“五行”观念，把天下、把周遭环境、把脚下之地作为观察、沉思、推演的中心与起点。“金、木、水、火、土”的“土”，所对应的首先是黄河中上游区域，是黄土，是天地之中的黄土。这黄土，天地通，正对着天穹中群星拱之的北极星，从而协调四方，璇玑玉衡。“五行说”出手即是顶天立地的大文章，取象喻理、睃巡天下、思无际涯，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中华故园的时间、方位、尺度、材料、颜色、结构和样貌。五行相生相克，循序渐进，求中建极，把中国之“中”、天下之中，留给黄色、黄土、黄河中上游这片区域。“宅兹中国”， 中原、中庸、中和、大一统……中华先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地理和心理的精神原点、坐标及演化的渊薮，萌发衍生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形成休戚与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命运共同体，成为悬升在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万有引力虹”，成为群己合一、家国同构、和谐团结、爱国主义的深沉基础。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大地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为中华民族登高行远、为黄河母亲提供巨大势能。咆哮不息的黄河流过黄土高原，深深切入黄土高原表层疏松的土质，携带的大量泥沙使黄河成为一条泥河，一条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多的河，这也可以看作大河文明中最为猛烈的受孕。黄河有着世界大河中最伟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也是世界大河中性格最为复杂的河，行迹无束，泥水两性，至刚至柔，阴阳合体，集严父慈母于一身。以质朴辽阔的胸怀，繁衍无限、庇佑广大、绝无偏私地穿行于农耕和游牧两翼，养育了最多的农耕和游牧的子嗣。也如有着众多子女、无暇细顾的母亲那样，绝不溺爱娇惯自己的儿女。黄河是温驯早慧的农耕大河，也是率真野性的游牧大河，以雄浑不羁的冲决涤荡，疾声厉色，挥舞戒尺，考验、锤炼、磨砺，培养儿女们向死而生的勇气、胆识和意志，开放、包容、创新的品质，还有勤劳节俭、从不懈怠的忧患意识。

在黄河身上，中华先民们学到的最早、最多，体悟的最深、最透。奔腾不息的黄河，凝滞如塑的黄河，给我们以最初的胎教，也是万世叮咛的老师。中华民族从蒙昧进入文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夏、商、周三代的第一个王，即是“理水”的大禹。大禹是最先读懂黄河的那个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最早的中国之思在哪里？在黄河中上游的烟波里。最早的中国之思是什么？是“河图洛书”，是《易经》。“易”字上“日”下“月”，是日月合体、阴阳交泰，是载舟覆舟、危机生机，是生生不息的交往交流交融、文明天下。《易经》是阐述天地人世、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上古之人游目骋怀，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细览品类之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符号和文字总结上古之思。《易经》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一缕曙光，也是中国观念的最早范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人最初的价值选择。

《易经》仿佛是黄河浓缩的影印本，黄色的泥水斑驳漫漶，古奥难析又曲径通幽。没有哪一条大河，比黄河更像《易经》演绎的玄牝之门，万古江河亦是人文巨流。《易经》讲交流变化，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和自我设计，就是在双方、多方、全方位的交流中，作为己方的“我”，如何自处、如何相依为命？应处在什么位置、遵守什么原则、采取什么行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人从黄河水中看见自己，“上善若水”，以水为师，从水的柔弱、活泼、包容、自洁，处其下、乘其势、浩浩汤汤的自然物性中，生发无穷智慧。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这样的思想，滋养着中国人爱好和平、谦逊好学、平等待人的品格。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风水”“气数”“时运”这些词，是上自帝王、下至黎庶，埋于心底、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中国大地的三级台阶所带来的伟大势能、不息的西北季风和地球板块撞击所创造的黄土高原，从天而降、永不言败，莽莽写出一笔“几”字的黄河——是风、水、土的杰作，是天作地合，如阴阳、如父母，如伟大的受孕、化育和成长，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壮大，提供了大河文明农业革命的最大场域。

以黄河为轴线，向西是丝绸之路，是绿洲、沙漠、雪山、高原、喀喇昆仑，向北是长城、漠北、游牧社会、无尽寒林和冻土带，向南是后来居上、日益富庶的江南和亚热带，向东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和大海的万顷波涛——这个四围如屏，形势完整，内部广袤多样、融汇贯通的广大场域，为多元一体的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自然基础。

历史的温度与精神的结晶

《大唐西域记》描述亚欧所在的赡部洲娑婆世界，西为“宝主”、北为“马主”、南为“象主”、东为“人主”，“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它认为“人主之地，风俗机惠，仁义照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轨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在这个“四主”结构中，“人主”之国凿空西域，纳西域文化，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通中亚、西亚、地中海、东非，连通“宝主”之国，滋染商业文明、海洋文明；又去天竺取“象主”之经，解“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铸儒释道于一体，遂有补全功能、自洽心意之大成。至于“毳张穹庐，鸟居逐牧”的北方“马主”，以黄河为媒，与“人主”相接相贴，交流、碰撞、融合最烈。秦以后渐有“马秦”之称，与“人主”“马主”为表里结构、生死相依，确为一体。

其实，“人主”之国的文明、历史和民族，也如同一个5000年生生不息的东方巨人，是有机活体，也有两个心室、两片肺叶、两个肾脏以及不断生长的骨骼、血肉和经络；有它深藏远设的肾气、吐纳呼吸的节奏、喷涌跳动的脉搏；有它聚变裂变、火力最旺、燃烧最早最久最多最激烈的核心区域；有它冶炼、结晶、成型、壮大，秘不示人的原点和坩埚。黄河、黄河文明，就是这样的燧石、光焰和坩埚，最能体现多元一体。

大场域必有大结构，大结构必生大功能，大功能必成大命运。如同太阳，它的引力会俘获一系列行星，它不竭燃烧的高温高热，穿透黑暗、散播光明。多元走向一体，一体吸纳多元。这个多元一体的“体”，是历时形成的，但从地理环境的规定来看，又是先天的共时结构——它从一个诞生于黄河中上游的胚胎，慢慢发育成什么样子，最终能长多大，反复不断地朝哪些方向生长、折断又修复再生，最终出落成形神完备的大模样，则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宿命般的共时性。从河西走廊打通、立足到漫漫西域的归于一统，从黄河、长江的溯流而上的“双肾”之源，到一揽青藏于怀中，从南北结构的力量模式到漠北、东北和华南、海南，以及明以后愈益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串连起的台湾、南海、南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中华文明是“天命玄鸟”的“卵生”，之所以一次次凤凰涅槃般不断新生，绵延不绝，是因为在她的东西南北有一道道天然屏障，如天造地设的护卫性“蛋壳”，在文明诞生、发展、壮大中起到保护作用。

历史力量的方位、节奏和力道，文明结构的布局、功能和机制，价值体系的开放、创新和熔铸，一次次升华跃进，大道直行，九曲回肠，质朴刚贞，缠绵悱恻，行行复行行，好一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青春永驻的不朽旋律。重重复重重，多元拱一体。这个多元一体的结构、功能、命运，是重瓣花朵、加量加倍、成双入对，是一遍遍工笔重彩的鸿图华构。我们的农耕文明系统，不仅有万里长城王冠般镶嵌其上的黄河流域，还有华滋繁盛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我们的游牧文明系统，不仅有漠南、漠北，还有东胡、西胡；我们不仅有纵贯南北，串起黄河、长江的大运之河，还有凿空西域、横亘东西的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草原之路、茶马古道……它们纵到底、横到边，通其变、成其数，乃是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的榫卯结构。

文明如水，百川汇流。倔强的黄河，不容分说地冲出几字形的辽阔地域，进入深广稀薄的游牧世界，犹如长弓巨矢，蓄满势能、绷直震荡，一次次发出文明变革的鸣镝。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元一体的碰撞、交流与竞合。这个多元，可以细列无数，但最重要的历史力量，是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中国，包括整个亚欧大陆，一个基本的历史模式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明显和突出。这是因为黄河不仅源于游牧的青藏高原，她在一路东流中，南北相顾，沿鄂尔多斯高原，兜了个大圈，串起六盘山、贺兰山、阴山等历史上经典的游牧地带，使南耕北牧更加犬牙交错、毗邻相接。黄河不仅流淌着农耕的血脉，还流淌着游牧的血。她是一条混血的河，一条基因复杂的河。她把欧亚大陆东部最成熟、最典型，规模、体量、尺度最庞大的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牢牢地焊接成一体，从而使这对性格迵异的夫妻，打打闹闹、亲亲爱爱，再也无法分离。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野，由自然地理规定的生产方式决定。在中国，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分界线，大致区分了湿润和干旱两个区域，形成农耕生活和游牧生活。黄河毅然决然的几字臂，如同母亲，同时养育了农耕与游牧一双儿女。从此，农耕与游牧相生相随、相争相成、“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矣”。一部分万里长城大致就在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撞击、交流和融合，使黄河、长城、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历史的“高温区”，成为中国历史大熔炉里火力最旺、受热最多、变化最烈的坩埚的锅底。

中国历史基本的力量结构，与黄河、长城垂直相交，呈现南北方向。也因为这一点，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都城，多在黄河一线。“天子守国门”，犹如一杆巨秤的秤砣，似乎只有押上中央王朝的最核心的分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树立决心、应对挑战，从而取得统一、平衡和稳定。大运河的因运而生，正是延长的砣绳、加量的砣重。如果没有后来居上的长江流域农耕力量，这杆巨秤就会倾覆。如果它一时倾覆，退守长江流域，农耕的种子就再次向南播洒，积蓄翻盘和再次平衡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黄河、长城、丝绸之路一线，堆垒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大融合中那些最先、最快、最结实、最美妙的结晶体。

万里长城既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本质上也是由农耕与游牧两种力量共同筑就的。自构筑的那天起，它就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2000多年来，任何人都不可能从认识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也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长城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在近代，西方列强从海上而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的命运跌入谷底。历史力量在沿海一线，开始呈东西方向展开。在这时，黄河、长城一跃而起，瞬间放大为中国人精神的共相。这长河与巨石的两座纪念碑，燃烧出民族精神的最强光焰，《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朽心曲。

如果说农耕和游牧是搅动历史的两条旋臂，丝绸之路则不失时机地为这架轰隆隆的搅拌机增添了一条长臂。这三条旋臂牢牢焊在黄河轴心上，使它的转动更加平稳、均匀和细腻。黄河和丝绸之路、和西域，注定难解难分地融合在一起。黄河从何而来？“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昆仑是农耕游牧共有的地理和心理的坐标。“河出昆仑”，昆仑之地虚虚实实、云绕雾罩、神行千里、出没不定，一直在草蛇灰线地向西推移。在陆权时代，中华民族的目光是向西的。昆仑地望之迷，不是一般的“地名搬家”，而是观念、信仰、族群、制度、精神、想象，以山为器的成长与远行。黄河和昆仑，这一山一河，成为天下、山河、江山的重重隐喻。昆仑始终保持着与黄河的黏合力，天命所归，它们必须连在一起，有着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中原对西域的认识，再次把昆仑向西推，推至葱岭，同时念兹在兹，不忘把昆仑和黄河连在一起。《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武帝时，“河出昆仑”与深信不疑的天命观相一致。《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在这里，黄河与塔里木河、罗布泊，以及西域的族群和文化连在一起。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历朝历代关于昆仑、关于黄河源的探寻、记载、想象和叙述，同天圆地方，同中心化的空间建构，同天命观、大一统，有着文化上的一致性，拓展着中华文明的尺度，把西域文明纳入一体之中，并通过丝绸之路建构起与世界的联系。穹宇茫茫，河汉渺渺。数千年来，这巨大的、多向度的旋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日夜不息，旋转、吸附、搅动、融合成星云般灿烂的文明体。

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又经历春秋战国，在农耕文明内部、在汉民族的内部，这个中心化组织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由血缘组织起来的封建万邦到归于一统的郡县制，最终在秦汉之际形成稳定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天下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确立文官制度的国家。正是经历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才有隋唐之际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西域文明、儒释道合为一炉的升华熔铸。胡化、汉化的反复搅拌与发酵，重重累累，不分彼此，汉族天子从身体到文化上的混血，也成为游牧民族的“天可汗”。元朝和清朝，则更进一步整合着这样的秩序。在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危机，一时之间，也曾手忙脚乱，连最能代表文脉的汉字亦生存废之议。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盗天火以照前路，引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结合中国实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断扩容升级、精神面貌愈发焕然一新。

中华文明自身的生机、气象和景观，给我们以智慧，给我们以力量。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是黄河、长江一北一南并辔而行、交替驱动，是空间和时间上的大尺度的文明。文明、文化的生发、演化和壮大，从点滴到汪洋，从涓涓细流到浩浩汤汤，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而是在不舍昼夜、汇聚百川千流和九曲十八弯时的吞纳、容受、净化中的奔流。其间，有“潮平两岸阔”的舒缓从容、静水流深，也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纵身一跃、决绝孤行。因此，才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才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沧海洪波、英雄本色。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气韵悠长、连绵不绝，也是由于这个文明的尺度、场域、体量、结构和功能，给她以强大的生命力，使她在各种危难和挑战中拥有足够的韧性，使她很难被扳倒、打败，使她始终保有一口绵绵不绝的元气，向死而生、反败为胜，渡过重重劫难。中华文明之所以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也是因为这个巨型文明的尺度、场域、体量、结构和功能，使她始终处在内部和外部能量的交换当中，多元多样、风云激荡、相辅相成……大海生巨鲸，高天起鲲鹏。这大尺度、大场域、大体量、大结构、大功能，带来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文明大景象。

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可以说，维系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长征精神……这是我们最醒目的文化足迹。辽阔的土地上，悠久的岁月里，这巨大、辉煌、纵横交错的足迹，构成一个大大的“国”字。这是我们民族的标识和徽记，是我们家园的门楣和梁柱，是我们文明结晶的大块堆垒，是我们纵到底、横到边、引以为傲的灿烂文脉、鸿图华构……从北到南，自东至西，横平、竖直、弯折钩，每一笔都光彩万里，每一划都写在血脉灵魂里。

黄河流淌出中华文明最初的身形与气象。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居于轴心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 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流域的文明在唐宋之前一直处于相对先进的领跑者地位。正是在黄河这个巨大的时空场域之中，文明发展、观念演进、分合治乱、民族融合，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造就了不断成熟的文明体，也孕育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和科学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国破家亡、跌入谷底的悲惨命运。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远大眼光观察历史与现实，重新发现中国、激活中国，为中国发展找到了空前宽广的战略空间，为扭转近代以来连续沉降的历史轨迹开发出无尽的上升势能。

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平静、内向、保守、贫瘠的西北曾经与开放、活跃、进取、富庶的东南形成鲜明对比。东南往往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首选之地。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主要以南方、特别是广州为中心。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志，破坏国共合作，背叛革命，以江浙财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支撑，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近代以来，广袤的中国西北处于漫长的沉潜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破了这一历史的沉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确立了工农联盟、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在国民党反对派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边缘区域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长征中，我们党领导红军纵横捭阖，从东南到西北，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一路播洒革命的火种。这条革命红飘带，把广袤的中国串联起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黄河岸边、陕北高原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高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无数进步青年和文化人，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追求光明，燃烧生命。这片贫瘠、沉寂、压抑的土地，这条凝滞、沉重、呜咽的大河，迎来她从未有过的新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中国革命战略主场的转换，使中国的革命和思想文化，在一个更大更完整的时空中展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古老的黄河迎来新主人，奔涌流淌出中国革命精神的青春力量和先进文化的强盛基因。

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催生伟大的实践。《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159篇文章，有90多篇写于黄土高原的延安窑洞，占总数的近58%。毛泽东之所以将执笔著述作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工作，是因为他和全党不仅面对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局势新任务，而且还在于他下定决心要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道。正是在这双重动力下，毛泽东殚精竭虑，以如椽之笔，写下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系列篇章。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分析战争规律，谋定革命战略，为民族民主革命擘画蓝图。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剖析天下大势的理论杰作，阐明了统一战线思想，为民族民主革命引路导航。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思想文化名篇，指明革命文艺前途和青年运动方向，激发出了革命文艺的高潮。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规划革命道路，指引革命航船。这一时期，他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悼人纪事的有情之文，生动地传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展露了共产党人的襟怀抱负。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改造了党风、文风、学风，使我们党风清气正、蓬勃向上。尤其在这一时期，他更是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实践论》，抓住“方法论”这个牛鼻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难题。

正是在黄河岸边，在黄土高原，在延安，全党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党达到 空前的团结，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期间所产生的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劳模精神等，汇聚成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中国道路浮出地表，中国命运豁然开朗。难怪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延安看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希望；难怪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经历延安之行后禁不住感慨万千，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肺腑之言；难怪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不无自豪地写下“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的诗词金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黄河两岸的山沟里孕育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陕北土窑洞里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革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提供了典范案例。

历史是有深意的。恰恰是在九曲黄河突破关山桎梏、一跃千里的陕北，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中国革命文化创造了自己的高峰。可以说，正是由于延安精神的形成，使得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以谱系的方式存在，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也如黄河一样，上下贯通，奔涌不已，吐故纳新，开创新境。也恰恰是由于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谱系性存在，特别是由于其灿烂辉煌、生生不已的成果，赋予了黄河文化以新的品格、新的生命。黄河流域文脉深厚，经由延安精神交接、融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交汇成为滚滚巨流，壮大、涤荡、升华了黄河文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次第展开，在黄河中游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用自己的实践阐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用生命书写了“焦裕禄精神”；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一代代沂蒙人通过不懈的牺牲和努力，在党的精神谱系中，续写出“沂蒙精神”的新篇章。

文艺走过的，是时代之路。历史上，黄河是一部打开的大书，以黄河为书脊，以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为页面，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史中，主题、题材、形式、作品质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辉煌的富集区，书写了最为华美深刻的不朽篇章。这有一个重要的启示，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总是更多更好地诞生于历史温度最高、精神结晶最美的“第一现场”，总是与历史文化的基因、与当下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革命文化是在苦难辉煌的历程中诞生的，因此不仅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而且具有独特的美学底色。刚健是其重要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在社会主义文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中国共产党立足陕北，开创中国革命新境，革命文艺井喷般涌现，其代表首推《黄河大合唱》。历史上吟咏黄河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名篇众多，但由于《黄河大合唱》吸纳、提升了包括前辈诗人在内的中华儿女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心声与意志，因而展现出千古未见之刚健风骨与阔大气象。在这样的歌声和曲调中，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哀怨、悲凉，而是奋发振作和斗争崛起。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沉重凝滞的黄河水，而是翻滚而来的钢筋铁骨，一切阻挡的障碍都被击为齑粉。我们仿佛也变成其中的一朵浪花，与整体紧抱在一起，向前、向前。

这种文化浸透着质朴黄土，是人民之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上，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黄土高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吸收蕴藏于大众中的朴素精神，树立人民立场，创造人民文化。大概这也是毛泽东不赞成一般地说城市进步、农村落后的原因，这也是他要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转变情感的原因，这还是他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给主创者的信中表扬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原因。正是人民立场，使历史上不被重视的民歌、木刻、民谣、秧歌、曲艺等朴素的民间文艺形式成为新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使西方舶来的话剧、歌剧、芭蕾、交响乐等，能迅速为我所用、落地生根、转化创新，出手即不凡，一举奠定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东方红》《兄妹开荒》《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黄河大合唱》以及《长征组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这些震撼灵魂的作品，竟然具有这么朴素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革命的新文艺使创造了历史却又曾被历史屏蔽的劳动人民，走上舞台中心成为主角。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以黄河为主题和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想具有史诗品质，还必须架起通往新时代的长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与以往相比，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生活，是在一个更快、更大、更深、更复杂、更辽阔、更激动人心的尺度上展开的，要想从整体上认识、理解她，用全部的心灵情感去体验她，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她，有一个更加艰辛的创造过程。当今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其工作和生活的范围、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因为专业、行业的局限，与辽阔的社会生活、浩荡的时代洪流多少有点距离。只有横下心、不浮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板凳甘坐十年冷，扎扎实实架起通往现实和时代的长桥，才能为作品注入强大的时代力量。

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更是一条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艰难之路。美是艰难的，少走一步，都可能会半途而废。历史上，以黄河为中心的区域，包括长城和丝绸之路，是民族、文明和历史的“高温区”，文化的结晶、民族精神的结晶、文艺作品的结晶最多、最集中。也就是说，在古典时代，这个区域文化和文艺的“高峰”最多。如今，所有想要冲击文艺“高峰”的人们，必须栏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头，披沥俯察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黄河这条伟大河流的精品之作，才能捧出配得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心血之作。

后记：

2019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在河南洛阳市召开沿黄省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重要论述精神座谈会”，为准备交流发言，我撰写了《黄河：一部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的发言材料，会后经修改，发表在当年12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

2020年，为贯彻阐释宣传好黄河文化的要求，我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部分专家学者开展“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的研究工作，撰写主编4部论纲。中国艺术研究院的10余位学人，面对高山仰止的大题材、大主题，反复讨论、发扬民主，确定提纲结构和主要观点，用一年时日，倾心竭力，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撰写出4部论纲。“嘤嘤其鸣，求其友声”，意在以爝火引巨光，求更多如椽巨笔的加入与呼应。

敝帚自珍，为使《黄河：一部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一文更尽心意，我将讨论提出的一些重要材料、观点和文字补充其间，对该文作了较大修改和增补，从六千言扩展到一万二千余言，使论证和叙述更为集中、充分和丰满。感谢我的同事祝东力、周泓洋，感谢“黄河论纲”执笔者任慧、李静、肖怀德、鲁太光等对此的付出。

难以忘怀、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2020年，就这样成为过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值此充满命运感的时刻，愿将此文献给所有热爱黄河、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

（本文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等奖项，出版文学评论、文化研究，散文、随笔、诗歌等20余种专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