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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陵:“华夏第一陵”
2021-08-01 16:37

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陵,乃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1961年成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古墓葬第一号”,世称“天下第一陵”,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尊崇和景仰的圣地。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高度概括了黄帝陵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的意义与实质。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悠悠5000年,黄帝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黄帝陵文化积淀深厚,是新时代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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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文化园区  新华社 陶明/摄


中华始祖


黄帝本是部落首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被尊为天下共主。黄帝、炎帝、蚩尤部族相互融合,构成华夏民族的基础,黄帝文化也发展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被确认为中华始祖,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先是口头传说,后是古史描述。这个过程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从原始社会到魏晋南北朝,历经数千年积累才得以完成。其记录性的代表著作,包括《史记》《晋书》《北史》和《魏书》等。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黄帝居首。他记述道,黄帝是少典氏的后代,少而聪明,长大后修德振兵,成为天下共主。黄帝娶嫘祖为妻,生了25个儿子。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后代。大禹所传的夏人,契的后裔商人,后稷的子孙周人,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也多属黄帝血脉。司马迁最早系统记录了黄帝的血脉传承,并据此确立了黄帝的华夏始祖地位。

司马迁还记载,秦人、汉人都是黄帝的后裔。闽越人是越王勾践的后代,而勾践是周太伯之后,与周文王是一家。西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先祖则是“夏后氏之苗裔”。夏后氏,与大禹同姓姒,即夏人的后代。南方“蛮夷”的先祖盘瓠是高辛氏帝喾的大臣,因有功,帝喾“以女配盘瓠”,并生子女12名,六男六女,后发展为族群,“号曰蛮夷”……可以说,广布我国南方的“蛮夷”都同属黄帝血脉。司马迁等汉代史学家由此构建起的古史文化系统,说明了中华大地多个民族都有黄帝的血脉基因。

中华民族的始祖,从考古发掘看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巫山猿人等,从文献记载看则包括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司马迁等史家均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可以视之为汉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产物。

华夏文化经典《诗经》《尚书》没有提到黄帝,反映先秦大儒孔孟荀思想的《论语》《孟子》《荀子》也无此记载。据《国语•晋语四》所述,炎帝、黄帝是兄弟,为少典氏娶有蟜氏所生;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有关黄帝的文献记载流传很少,更多的只是传说。对此,司马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西抵崆峒,北达涿鹿,东至于海,南到今江浙、湘滇等地。所到之处,他发现各地风俗不同,但多言有黄帝遗迹,于是将《黄帝本纪》作为《史记》篇首。

战国中期,黄老学派开始尊崇黄帝。汉初,朝廷崇尚黄老,无为而治,发展生产。尤其是汉文帝,厉行节约,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很快使国家富起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推崇“道德家”,即黄老道家。司马迁尊崇黄帝,有黄老的家学渊源,也有黄老思想指导国家政策实践效果的检验。黄帝被确认为华夏民族的始祖,适应了汉代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需要。黄老学主张无为而治,在实践中被理解为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受到诸侯国支持。汉景帝时尾大不掉,导致七国之乱。汉武帝即位,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势力,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采取措施,维护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地方推广郡县制;思想文化上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催生两汉经学及三纲五常,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道德规范约束。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人认同黄帝是民族始祖,这是民族认同的表现。随着华夏民族和其他民族越来越密切、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始祖认同得以发展,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也日益增强。某种意义上,黄帝意识是中华各民族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的黏合剂。

魏晋南北朝时,黄帝意识更加勃发。房玄龄等编撰《晋书》,记载的北方民族多以黄帝为始祖,充溢着中华各民族天下一家的思想。当时,民间有人在鄠县自称“大黄帝”,聚众数千,建元龙兴。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也很熟悉黄帝事迹,并以黄帝、大禹后裔自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有意识地凸显其黄帝、大禹血统,强化其政权的正统合法性。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为加强统治,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个重要策略:

一是认同黄帝始祖,强化民族基因中炎黄血脉的正统性。前燕奠基者、鲜卑人慕容廆,“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有熊氏即黄帝,前燕演变出的后燕、南燕、北燕等鲜卑慕容氏政权,皆属黄帝后裔。前秦氐人苻氏,“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有扈,即有扈氏,与大禹同族,略阳氐人同为黄帝的后代。后秦羌人姚氏,“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即舜。北魏鲜卑拓跋氏,自称祖先“出自黄帝轩辕氏”,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完全以黄帝后代自居。建立后凉的吕光,也是略阳氐人。他“追尊吕望为始祖”,认为西周太公吕望是自己的始祖,自认“炎帝之裔”。北周宇文氏,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总之,他们都自认属炎黄血脉,居华夏正统。

可见,认同黄帝、炎帝等是自己的民族先祖,在当时的北方部族政权中比较普遍。这也反映了西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政治意识。

二是认同中原为华夏中心,并努力进入中原地区,在此建立政权。如前赵占领关中平原,后赵扩及中原和今河北、山西等地。时人以为后赵占据长安、洛阳二都及中原、北方,就可以“为中国帝王”,成为正统。南北政权都自居正统,这正是朴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曲折表现。

三是在治国理政中学习应用中原文化。建立北魏的拓跋珪认同“《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做帝王应“继圣载德,天人合会”,认识到华夏治国传统是“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秉持的治国原则是“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而又“能通其变,不失其正”。北魏世祖拓跋焘率军攻灭大夏、北凉、北燕,统一北方,进而制定政策,推动民族融合。他下诏说:“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这项文字改革和规范,奠定了魏碑字体的基础。孝文帝拓跋宏则整理孔庙祭礼,要求“尊明神,敬圣道”,下诏向全民求谏,要求“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北魏治国者有与官吏“共治天下”的意识,祭祀舜、禹、周公、孔子等圣人,重用汉族士子,建立基层邻、里、党三长制。他们还要求官员奖励生产,“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轻徭薄赋,“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实行均田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全面推动汉化,迁都洛阳,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改鲜卑拓跋氏姓元。其治国理想“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此言正是后来唐太宗“华夷一家说”的张本。

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地方政权血缘上认同炎黄始祖,以中华正统自居,有力推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为大唐盛世的来临准备了人文条件。在此过程中,黄帝始祖意识发挥的作用十分突出。唐代宗大历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奏称,“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朝廷批准。黄帝陵在唐代宗时正式出现于史籍记载,可以视为各民族大融合成果的符号化表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强化的表征。


华夏旗帜


在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了奠基性成就。

物质文明方面,驯养和使用牛、马,发明车、船,学会打井、养蚕缫丝,战争中使用铜制兵器。

制度文明方面,制作冠冕、衣裳,政治上举风后、力牧等6人为相,设官治民,并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即给事物、社会各等级命名,让民众分别共享财产。

精神文明方面,发明文字,制定历法和甲子,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有发展。

从考古发掘看,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都发掘出大量仰韶文化中期(公元前6500年—前4000年)遗址。当时,出现了农耕、制陶、纺织、冶铜等生产方式,诞生了文字、历法、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形式,社会组织从氏族、胞族、部落发展到了部落联盟,出现了中心聚落——早期城邑。如西安半坡遗址在7000年前到6000年前之间,西安高陵杨官寨村也发现了6000年前到5500年前期间的文化遗址,两者地理相近,前后相续。可见,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创造大发展时期,国家雏形开始具备。

黄帝文化不断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成为凝聚、团结中华各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这主要表现在历代黄帝祭祀上。

“黄帝崩,葬桥山”,指的就是今陕西黄陵县的桥山。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和《封禅书》均记载,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拉开了帝王亲临黄陵桥山祭祀黄帝的历史序幕。此后,唐、宋、元历朝历代都有祭祀、修葺、保护黄帝陵的确切记载;明、清时期,祭祀黄帝陵更成为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黄帝陵轩辕庙至今保存有150余通历代祭祀、保护黄帝陵和颂扬黄帝功德的致祭碑、纪事碑和题字、题词、题咏碑。就这样,中华儿女在桥山黄陵祭祀黄帝,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祭祖文化传统。

其实,祭祀黄帝的历史源远流长。5000年前,黄帝去世后,第一次进行公祭,由大臣左彻“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4000年前,舜时,祭祀黄帝已成为制度。《国语》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有虞氏指舜,夏后氏指禹。近3000年前,周穆王是首位主持祭祀黄帝的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距今2400多年前,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首次建庙专祭黄帝。距今1200余年,黄帝陵、庙出现于文献记载。从此,朝廷设官管理黄帝陵、庙,遣官按时祭祀黄帝,已然制度化。

汉武帝公祭黄帝,适应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需要,标志着黄帝祭祀制度的成熟。汉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华夏民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交融,祭祖活动也相应得以发展。从汉族人一家一姓祭祖,发展到中华各民族共祭黄帝,因应了汉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需要。汉代从祭祖礼仪中提炼出忠孝道德,凝结为忠孝信仰,而后发展出经学思维,构建起三纲五常制度,黄帝祭祀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黄帝意识成为团结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辛亥革命高举黄帝旗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开篇刊登4幅图画,第一幅即黄帝画像,称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即派遣代表团赴黄陵祭奠黄帝,并亲撰《黄帝赞》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篇祭文充满民族自信,至今传诵甚广。1937年清明节,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作《祭黄帝陵文》,明确定位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出师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批示请周恩来总理部署对黄帝陵进行维修保护,并委托郭沫若题写“黄帝陵”碑。

黄帝祭祀历史悠久,内涵深刻。如今我们祭祀黄帝陵,体现了后人对黄帝陵寝的尊重、对黄陵祭祀传统的尊重,更是中华儿女向中华民族始祖的致敬。我们祭祀黄帝,感恩、缅怀奠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杰出先祖,让无数华夏子孙贯通五千年血脉,如兄弟如手足,同气连枝,荣辱与共。华夏子孙以黄帝文化基因为源泉、为纽带,凝聚共识,达成默契,铸就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维护、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使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中华儿女亲如一家,同心同德,奋发有为,推动中华文明持续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精神标识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还因为伴随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黄帝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内核,黄帝意识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这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开始,黄帝被尊为民族始祖;魏晋南北朝时,黄帝文化成为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学习的重要内容;北宋时,黄帝升格进入儒家道统,完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

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民族观影响尤为深远。其要点如下:第一,断定和肯定华夏、“夷狄”有相同的人性,遵循忠信、笃敬等相同的道德规范和礼乐制度。第二,认为诸夏、“夷狄”都创造了文明成果,各自的文明程度和地位并非恒久不变;若诸夏“礼失”战乱,“夷狄”或更为文明。第三,断定有人性修养的人,可以改变社会落后面貌,发展人类文明。第四,肯定管仲保卫诸夏文明的历史功劳。

孔子的民族观始终贯穿文明内核,将民众利益和文明程度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一个人道德与否,不能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的信义。让民众享受实实在在的利益,保卫文明,避免野蛮化,才是衡量道德与否的重要指标。这为后人提供了道德评价的文明史标尺,影响深远。

以文野之分,定“华夷之辨”;不是看血缘族群的区别,而是看文明和野蛮的分野。视黄帝为中华始祖的观念,超越了各民族生物的、地域的狭隘界限,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依据。依照黄帝始祖观念,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者华夏人散居“夷狄”,都没有民族心理的障碍。正是在黄帝始祖观念下,华夏、“夷狄”等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才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中,文明化发展是实质,也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旋律。

文明的核心内容包括道德,而黄帝则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位“修德”者。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篇首,凸显黄帝“修德”的意义。他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在他看来,“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

那么,黄帝有哪些“明德”?

黄帝立足于中华大地,创造中华文明,带领华夏先民走出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社会门槛,造福当时民众,福荫子孙后代。据司马迁《黄帝本纪》描述,黄帝的道德和事业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带领民众发展生产(从事农业,发明劳动工具,掌握、积累天文历法等农学知识),改进民生(发明、使用生活用具),造福民众;开展军事行动,除暴安良,救民水火,保卫和平,维护公平;足迹遍中原,建立统一国家,创建国家制度,设官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创造文字、音乐、舞蹈等,发展文化,奠定中华文明基础;一生“未尝宁居”,勤政爱民,成为后来治国者的榜样;其子孙繁衍为中华民族,其创造的文明发展为中华文明,福佑中华民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共同体,福佑中华文明成为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

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史中,黄帝的德治观始终是一个核心内容。

前秦苻坚熟读《史记》,尊崇黄帝,赞叹“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他掌权后,大力推崇儒家文化,开庠序,弘儒教,“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

又如前燕奠基人慕容廆,西晋惠帝元康间,认为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是“帝颛顼之墟”,乃移居于此,“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地方战乱,慕容廆起兵“勤王”,“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建辽东、冀阳、成周、营丘、唐国诸郡,举用贤才,封辽东郡公。他曾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慕容廆还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坚信慕容氏“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当时曾有一些中原士族介怀华、夷族别,不愿为慕容鲜卑政权服务,他苦口婆心地加以劝说,谓“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这些论断完全不以出身、民族相区别,而以志向、理想论人,与黄帝的德治息息相通。

宋代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历史环节,进而宋代学者将黄帝描述为制定礼仪、实行德治的领袖。司马光《稽古录》言:“黄帝以民生有欲,衣食虽备,苟无礼义,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勇苦怯,于是始制轩冕,垂衣裳,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使上下有序,各安其分而天下大治。”南宋罗泌《路史》明言黄帝“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在宋朝人眼里,黄帝完全成为儒家德治之源或仁政天子、德主刑辅的治国君主了。

宋初的孙复提出,孔子发现的“夫子之道”早有渊源,它“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由此,黄帝开始被纳入儒家道统序列。《论语》载,孔子说“作者七人”,究竟有哪七人,后人难定。著名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则断定,“作者七人”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他也将黄帝纳入其所构建的古代圣王传授道统。在《西铭》中,张载还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之说,从祭祀家族祖先、祭祀中华民族始祖中抽象凝练出尊崇整个世界的乾坤大父母,期盼人们抱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下一家情怀。这意味着在正统理学家思想中,黄帝被纳入中华文明史道统,超越了民族始祖的血缘意义,一跃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2016年2月,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面向全球正式发布了黄帝陵标识。这一标识以毛泽东主席委托郭沫若题写的“黄帝陵”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为视觉主体,以质朴、厚重的黄土色和黑色为主基调,诠释了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与深远影响。

黄帝陵作为中华民族圣地,令人敬仰、感恩。人们在这里祭祖、瞻仰、尽孝,感受始祖恩德,畅享故园亲情,激发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手足相亲的深厚情怀。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5期

文:张茂泽(西北大学教授)

责编:龙慧蕊

流程·制作:谭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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