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正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关城,察看关隘、建筑布局和山川形势,听取长城文物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弘扬情况介绍。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长城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长城文化也是文化强国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长城保护和研究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断赋予长城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长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
秦统一中国后废弃魏长城、赵南长城、楚长城和齐长城,并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基础上,于短短15年间连接了赵北长城、燕长城。从此,中国第一次有了“万里长城”的概念。汉朝建立后,弃用原秦长城部分,在燕赵长城基础上继续向西,把秦万里长城的燕国、赵国部分连接起来了,又经敦煌、阳关、玉门关直至西域修筑汉长城。1000多年后的明万里长城则又被称为边墙,它东起鸭绿江畔虎山、西至居庸关,以北齐、北魏、秦、汉、隋时期的长城为基础,另外还修建了祁连山东麓至嘉峪关部分。
某种程度上说,长城就是一种国家治理秩序,使各民族可以在其关口里自由交易,而不是通过战争相互掠夺。长城的修建,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兴盛具有重要作用,它见证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
长城是民族迁徙交往、彼此融合的见证。2000多年来,各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从未中断过。汉武帝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为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多次移民兴边,最多时从中原迁徙70多万人口到边疆地区。明朝也多次从江南移民来守卫长城。最初,守城者只在长城以内的土地上耕种。慢慢地,长城两边的各族百姓通婚越来越普遍,逐步形成了长城两边皆故乡的局面。以辽宁段长城为例,明朝戚继光率3000名浙江义乌兵戍守长城,然后建村、建城,许多碉楼都是用家族姓氏命名的,有张家楼、李家楼等。明朝以后,与长城有关的大规模迁徙现象还有走西口、闯关东,由此还在东北产生了一个名词——关里家。到清代,康熙皇帝允许前朝守城将士、军户迁到长城以外定居。可以说,长城从某种角度上呈现了一种血缘关系——民族大融合的成效。
长城是民族脊梁,是兄弟之间的院墙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长城,也堪称这些“共同”的见证者。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远、规模最庞大的建筑体系,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多年、纵横上万里的跨度,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虽然曾经有刀光剑影、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山地渔猎文化在长城南北的相互激荡、交流交融始终是主流。
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保卫疆土、热爱和平的不懈追求。各兄弟民族共修长城、共护长城,都为形成、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漫长岁月里,很多兄弟民族都曾修筑过长城,包括辽、金、元、清朝代的各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
北魏(386—534年)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曾大规模修筑长城,长约2000余里。北齐(550—577年)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共6次修建长城,合计5000余里,如今山海关、黄崖关、山西吕梁等处均有其遗迹。隋朝(581—618年)是汉族与鲜卑族共建的政权,共5次修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历史处于宋、辽、西夏、金的割据时代,宋王朝不再修筑土石长城,转而自保定以北至海河口一线连接水网,修建了一条其深度既无法行船又无法徒涉的“水长城”,并在沿线筑起一批城堡。金朝(1115—1234年)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王朝,其修建的金长城(也称金界壕),长约5500公里。由此,少数民族政权修建的长城已达上万公里。清朝(1636—1912年)沿用历朝长城,曾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但实际上,清长城在明长城的基础上,拆掉了辽宁境内的长城,在新疆则沿用汉、唐军事设施,又新建了长城并且颇具规模、地域跨度大,其范围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沿线、淮河以北所有省份,尤以黄河之北最为密集。
回顾修筑长城的漫长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堪称兄弟之间的院墙。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金界壕,明长城。其中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区市”。这中间,北魏、北齐、西夏、辽和金界壕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修建的长城。
这个方案是第一次明确将兄弟民族所修建的具有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都归纳到长城概念中,极大地丰富了长城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对长城的概念应该予以系统认识。历朝历代都在修建和沿用长城,它属于层累性的历史建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以前只认为长墙是长城,而忽略了成串成串的戍堡和烽燧也是长城体系。只要烽燧、驿站水源未干,历代中央政府就反复新建、扩建和使用长城。比如世界文化遗产——新疆克孜尔尕哈烽燧,它单独是无法预警的,必须与其周边烽燧共同配合才能起到预警作用。因此,长城作为一个带状性的建筑,从时空上都不宜采用单体评价。我国境内的、历朝历代的长城资源,应该全部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只有将长城看作是一个层累性建设并持续使用的整体,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万里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长远价值和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长城文化
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长城文化。正是在长期不断修筑的过程中,万里长城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国大一统的象征。
长城能够增进文化认同、汇聚民族力量,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强大精神纽带。2000多年来,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精神寄托和道德情感,始终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长城南北的文化信仰相互认同,各民族之间的和合始终是大势。守长城供关公、攻长城供孟姜女,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俗。长城关口内信奉儒释道三教,关帝庙宣扬忠义,孔庙、魁星楼和文昌阁宣化国家秩序,整体上都倡导友好和平;长城关口外也修孟姜女庙,意欲打破藩篱……这样的举动,体现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长城文化是一种外在物化现象,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更是由中华民族长期创造形成的特有的精神遗产。从物质到精神,长城文化凝结于建筑之中又游离于建筑之外,传承和弘扬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作品和科学技术之中。从1935年聂耳《义勇军进行曲》中的“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和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到1984年邓小平、习仲勋同志号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再到如今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长城文化已然成为中国人民高扬的精神旗帜。
长城,凝结着我国历代各族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积淀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作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象征,长城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的文化记忆与道德情感。在中国的版图上,长城贯穿东西万里,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得以揭示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的源流。而长城文化的核心——自觉、自信、自立、自强,更是当今提升我们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丝路长城
作为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文化景观,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万里长城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以及在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迈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更要用国际视野,从人类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长城。
长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契合的,无疑是丝路长城。在我国众多长城资源中,最能体现长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的也是丝路长城。长城和丝绸之路两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纵贯东西、连通古今,给人以无限的启迪。
丝路长城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维护世界和平及交往交流的设施。它犹如中华文明张开的臂膀,大气磅礴地拥抱着世界。2000多年来,丝路长城反复修建的目的就在于此。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乌恰的丝路南线走向与长城高度重合,长达2000多公里,足见陆上丝路对于长城的依赖。汉长城则从甘肃肩水金关、玉门关、阳关,分别往西向新疆继续延伸。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考古界普遍认为别迭里烽燧是长城最西端。近年来,中国长城研究院先后6次考察新疆,第五次考察在阿合奇县、乌恰县又发现了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没有发现的长城资源,烽燧哨所遗址至今仍清晰可见。
在丝路长城的护佑下,各民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明得以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中华文明连接世界文明的纽带,丝路长城沿线也随之成为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自张骞凿空西域,西汉“列四郡,据两关”,中华文明由此远播欧亚,多元文化在此和谐共生。可以说,长城在丝绸之路开辟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坦途。玄奘之路、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都有长城的影子,这是中华民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长城所体现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万里长城永不倒!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6期
文: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东北大学教授 赵琛
责编:龙慧蕊 王孺杰
流程·制作:黄梦瑶(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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