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博物馆藏明代服饰（复原）
自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开创示范性的样板之后，有关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正可谓方兴未艾，成果斐然。蒋玉秋博士的《明鉴——明代服装形制研究》一书，正是关于明代服装史研究的新范式。多年前，我在上海博物馆作《明代社会生活史》学术分享，会后与玉秋博士初相识。后又蒙陈芳教授盛情，我得以参加由北京服装学院主办的敦煌服饰论坛，与玉秋博士有了更多接触，且在对明代服饰的看法上产生了共鸣。我治明代社会生活史多年，对明代服饰的社会史背景并不陌生。
多年来，因学科的自我设限，有关服饰史研究的论著往往畛域井然：治历史者，多从礼制、社会的视角阐述服饰史的演进历程；治考古者，多以出土实物为依据辨析服饰的形制；治艺术史者，多从图像出发，以艺术史叙事的模式深究服饰的艺术特性。所论各有所得，却又难免陷于一偏。作为历史学者，我治明代服饰史时，每阅《明会典》《明史·舆服志》，读至服装的尺寸、名称等，常因图像、实物知识的欠缺，也时有不知所云之感。有此疑惑，深感学科互动与整合之必要。在当下“科际整合”的研究新趋向下，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无疑将会迎合这一新趋向而有全新的突破。
此著选取300余件传世与出土明代服装为研究样本，以服装形制切入，从礼、法、俗三个层面展开，条分缕析，以物论史，将实物与文献、图像加以互证，对明代服装形制做了创新性的探求。通观整部书稿，既从专业技术立论，以服装形制为考察中心，使研究具有坚实的技术根基；又有开阔宏大的视野，不乏艺术史与社会史的视角，将服装技术与服装艺术、服装历史三者熔于一炉，真正实践了“科际整合”的研究新范式。
就服装形制而言，此著研究的样本，既有传世的明代服装形制，又有出土的明代服装形制；此著研究的服装样式，既有袍、衫、衣，又有裳、裤。诸如此类的分类，既基于传统的服装理念加以区分，又有凭借当代服装技术所做的全新透视。尤其令人击节的是，此著关于“形制”一词的概念性界定，将服装“形制”解析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形而下”可视的“形”，包括服装的外在式样、内部结构、图案布局、质料色彩等；另一类是“形而上”不可视的“制”，包括服装制度的变迁、风俗禁忌、律令约束等。以此概念界定为基础，使研究不再因技术而论技术，而是将技术层面的内容，置于礼、法、俗的制度背景下加以观察，真正做到了“器”与“道”的合一。
书以“明鉴”为名，确如作者自己所言，其用意是通过对328件研究样本的形制类型分析，希望有助于明代服饰研究的鉴别。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名物”，且对物的命名多有象征性的意义，服装形制与服装名物，原本应具有对应性的关系。
其实，所谓“鉴”，并不仅限于实用功能。结合本书，我倒从“明鉴”一名中读出了另外一层含义，即以史为镜鉴。明代服装内蕴的文化史价值，就文化的传承性而言，对于今日的服装设计无疑具有借鉴的意义。不仅如此，在古代，当华夏文化面临“礼失”而断层之时，华夏文化四面八方传播的史迹，使得中土之人得以借助“求诸野”的途径而重新接续华夏文化脉络。
服装形制有形上、形下与道器之辨。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一向认为，华夏服饰文化实则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伦理世界，另一个是时尚世界。关于明代服装形制的研究，在系统梳理礼、法制度视阈下的形制特点之后，将研究的视野进而拓展至习俗视阈下的时尚服装形制特点，无疑将成为丰富明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崭新课题。转身之间，就是另一个时尚华丽世界的再现。（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作者：陈宝良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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