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骑马与射箭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先秦典籍《左传》即有“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的记载。齐威王与田忌赛马的故事亦家喻户晓，而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中可窥知春秋战国时期赛马已经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体育活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成为各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标志。西汉皇家曾设有专门的赛马场，“（孝武）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的兴建即是实例，“博戏驰逐，必争胜者”则是对赛马活动常态化的记述。

       射箭是力量与技巧相结合的体育活动。石器时代的先民即已使用原始弓箭，文献中更是有大量记载。《吴越春秋》曰“神农、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山海经》曰“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墨子》曰“羿作弓”，《荀子》曰“倕作弓，浮游作矢”，《世本》曰“挥作弓，夷牟作矢”，等等。这说明弓箭自诞生后一直在推陈致新。羿、牟夷属于“五方之民”的东夷，其对弓箭的创新作出过贡献。“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常见于古籍，说明东北肃慎族群在弓箭制作方法上与中原的交流很早就存在。不过古代北方民族尤其擅于射箭，是其生计方式之一。匈奴冒顿单于时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室韦“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散”；黑水靺鞨“兵器有弓角楛矢”。可见，射箭在北方地区已得到普遍发展。

       当然，骑射并非只是北方和中原的专利，南朝出于军事训练的目的也组织民众，授以“挽强”之法。宋文帝“使教皇子射”；梁武帝本人“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南朝梁时期撰有《骑马都格》《骑马变图》《马射谱》等不少记载骑射的典籍，说明赛马、射箭在南方也广为流传。如今，在西南不少地方依然保留着赛马、射箭的活动，其历史亦较为悠久。《蛮书》在记叙云南物产时便提到了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藤充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可见西南地区自古便出产良马。《贵州通志》记载：彝人“俗尚气力……平居畜善马，好驰骋以射猎”。《西南彝志》用不小篇幅叙述寻找马种、养马、赛马、炫耀骏马的历史，展现了对马的喜爱。各族群众共同举行的赛马活动也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骑士到来呢……象天上流星。戴斗笠的汉，着披毡的彝，云集看跑马，大家都夸奖，彝给汉增荣，汉与彝助威，来往的人群，都点头称赞”。这是我国古代各族群众通过赛马活动增进民族团结、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事例。明末徐霞客曾在游历云南时对当地的赛马盛况做过记录，“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如此景象也说明西南地区赛马活动的流行。

       古代依靠马匹而进行的体育活动还有马球。马球运动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兴起，曹植所作《名都篇》中，“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一句将骑在马上持棍击球的灵活技巧描绘得生动形象。唐宋时期，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唐嗣虢王李邕墓中的壁画《马球图》都是唐代人热爱马球的生动写照。唐朝在大明宫建有马球场，多位皇帝都擅长、喜爱这项运动。唐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除了学习吐蕃人的马球技术外，唐朝和吐蕃之间常举办马球比赛促进文化交流。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吐蕃使者前来迎婚，“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唐玄宗尤擅马球，常亲自参加与吐蕃使者的打球活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尤其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结亲，“杂伎诸工悉从”，中原的各种技艺表演得以传播到吐蕃。北方人也酷爱马球运动，南宋赵珙在出使燕京时就看到“如彼击鞠，止是二十来骑”的场景。元朝建立后，在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里，蒙古王公贵族还以观看马球比赛为乐，史载“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打入球门中者为胜”。

       从秋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古今艺术图》云：“寒食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也”。山戎是春秋时期我国北方族群，盖齐桓公北伐山戎后，秋千传入中原，成为寒食节的固定体育运动。唐玄宗天宝时“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秋千活动取得“半仙之戏”的美誉。宋朝在陆地秋千的基础上发展出“水秋千”，《东京梦华录》载：“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元朝时蒙古王公极为重视清明寒食节的秋千活动，并且彩饰华丽，身着盛装参加，史载“清明寒食，宫庭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

       自古以来，各族群众对秋千的喜好是共同的，并会在形式、称呼上别出机杼。魏晋时期，荆楚之地“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名秋千。楚俗谓之拖钩”。明朝丽江木氏土司第八代土知府木公《春居玉山院》中“飞红舞翠秋千院，击鼓鸣钲蹴踘场”的诗句，生动反映了当地人开展荡秋千、蹴鞠活动时的热闹景象。如今，不论西南还是西北，各族群众仍热衷于秋千运动，发展出了“磨秋”“转秋”“荡秋”“甩秋”“蛇秋”“二人秋”“八人秋”“转轮秋”等多种形式，都是立足于秋千基本原理的发展创新。清康熙年间，东北地区“正、二月内有女之家，多架木打秋千，曰打油千”。清乾隆年间湖北施南府同知商盘所作《蛮村秋千曲》诗句“早春已见秋千架，秋千之架高入云”，则展示了土家族早春时节的秋千活动。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西南地区不再拘泥于节日期间才玩秋千的习俗，秋千的叫法亦更加多样化。

       摔跤，也深刻反映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对角力的习练时间做了礼仪上的规定。传统史籍将摔跤活动追述到黄帝、蚩尤之战，“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戴牛角而相抵”，将角抵戏与蚩尤联系到一起。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可见彼时的摔跤极受欢迎。北魏皇帝也颇爱观看摔跤，史载洛阳城禅虚寺前有阅武场“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女真人尤擅摔跤，金太祖常常“令数人两两角力”，完颜昂因连扑六人而得到赏识，蒲察世杰“为人多力，每与武士角力赌羊，辄胜之”。

       摔跤不仅多见于北方，南方荆楚、蜀地也盛行这项活动，只是在叫法上略有差异。宋人调露子所撰《角力记》云：“蜀土、荆楚之间曰拂。拂则争力竞倒之谓也”，将相扑称为相拂。彝族群众则将摔跤称为“格”，并发展演变成特色摔跤形式。

       如今，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民族式摔跤的竞赛项目就包含了搏克（蒙古族式摔跤）、且里西（维吾尔族式摔跤）、格（彝族式摔跤）、北嘎（藏族式摔跤）、绊跤（回族式摔胶）和希日木（朝鲜族式摔跤）6个跤种。从宏观来看，这6种形式都属于摔跤，只是在形式和规则上有些许差异。

       “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是古人对中华大地上各族群和文化的描述。但如上述，无论是由赛马和射箭构成的“骑射”，还是被视为“山戎之戏”的秋千，抑或是展示力量的摔跤，都伴随着各民族长期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而成为中国人普遍喜爱的运动，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2期

文：李大龙

作者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突厥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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