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愿丽江人民的生活如同纳西族的‘和’姓一样，幸福安康、和和美美。”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丽江古城考察，一路上边走边看，同当地居民、技术人员、游客亲切交流，了解商铺经营状况，温润如玉的祝福直抵人心。

       “和”，对于丽江来说，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印记。这座玉龙雪山脚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将“和”的理念编织进纳西古乐，响彻于茶马古道的商旅驼铃，融入各族居民的日常中，彰显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丽江，“和”字贯穿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方面，是具有深厚底蕴、独特魅力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识。

       纳西族的姓氏承载着多元文化交融的密码，其嬗变轨迹恰是历史演进中不断深化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注脚。

       纳西族传统姓氏与藏缅语族很多民族一样，曾有“父子连名制”的习俗。据东巴古籍记载，古代也有过母女连名制，但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很少。所谓父子连名制，指的就是父系制时代父名与子名相连的命名制度。它以男性祖先为始祖，反映了父子传承的家庭世系和财产继承关系。其特点在于子名必须承袭父名，用上一代（父亲）名字末一个音或音节为下一代（儿子）名字的第一个音或音节，形成代际链条的语音环扣。至今，丽江仍有一些老人能背诵出自己家庭的父子连名谱系。

       木氏土司木公在其所撰《建木氏勋祠自记》中称：“祖叶古年以上十一代，虽有俗老口传名讳而无谱牒，不敢据信。”叶古年前的十一代是抄录自东巴古籍的《崇搬图》（即《创世纪》），是民间相传下来的纳西远祖世系。而木氏的始祖只能追溯到叶古年。叶古年后四代断缺，六传才到秋阳，以下是从秋阳起的世系，都是父子连名制。从第十一代的阿甲阿得起，开始采用木姓（木得）。

       明代初期，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因从征有功，皇帝朱元璋“嘉其伟绩”，授予其诰命一道，允其任丽江府世袭土知府，官衔为中顺大夫，赐予“诚心报国”的金翎腰带，并昭告天下：“尔丽江阿得，率众先归，为夷风望，足见摅诚，且朕念前遣使奉表，智略可嘉。今命尔木姓……”这就是纳西族木氏的来历。

       那么，作为纳西族最为常见的“和”姓，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木氏土司木公《述怀》诗中有“四郡齐民一姓和”之句，并有如下自注：“所属四郡齐民通姓和。”徐霞客在其游记中也说，丽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民姓和，无他姓者。”由此可知，当时的丽江，不论是本地百姓还是外来人员,不论是纳西族还是其他民族的居民，大多数均姓和，都是和姓子民。

       来到丽江后改姓氏为“和”的情况，曾经比较普遍。笔者家族杨氏始祖是明洪武年间应木氏土司之请从湖南常德来到丽江行医的杨辉，即纳西族民间普遍流传的“木土司三留杨神医”故事的主角。杨氏家谱中也有杨氏落籍丽江后改姓为“和”，到清雍正元年（1723年）又恢复本姓的记载。

       元明时期汉文史籍所载的“和”姓，如《元一统志》中出现的纳西人“和字”“和牒”等，最初是史官所用的汉字音译。这也许与当时在丽江当地分布的纳西族“伙”氏族有关。比如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三坝纳西族乡白地村，有的纳西杨姓村民是源自纳西的“尤”氏族，读音比较相近，所以“尤”转化为汉姓的“杨”。这与“伙”译写译读为“和”是一个道理。

       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木氏土司推行“四郡齐民一姓和”，充分体现出对“和”字的情有独钟。汉文“和”字体现了“致中和”“和而不同”等儒家智慧，具有和谐、和平、和睦、和气、温和、谦和等诸多美好寓意。木氏土司让自己的百姓都姓“和”，以求得万众和和美美，寄托着万姓同和、民族和睦的政治抱负，也表明了对中原文化的尊崇和认同。

       此外，这个“和”也与纳西语的“和合”（huo huof）有着密切关系。在纳西语中，“和合”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和理念，亦有和睦、和谐、和好等含义。对一对夫妇、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社区而言，“和合”便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社会环境。就这样，在木氏土司的推动下，“和”姓成为纳西族的一大姓氏。

       当然，“和”姓在其他许多民族中也都有比较广泛的使用，比如汉、白、藏和普米等民族就有不少人姓“和”。

       纳西族姓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化，体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据调查，丽江古城及近郊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有138个姓氏，之后又新增89个。如今，在丽江古城，诸多常见和不常见的姓氏，都可以找得到。而这些外来姓氏早已融入丽江人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姓氏存异”而“文化趋同”的特点。

       “和”姓承载着纳西族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这种兼容并蓄不仅体现在姓氏文化当中，还体现在建筑、音乐、饮食等诸多方面。比如，丽江古城的很多建筑保留有唐宋古风，纳西古乐所用的部分乐器来自中原和蒙古草原，东巴教融合了藏族的文化因素，等等。

       总之，作为纳西族的常见姓氏，“和”姓的这个“和”充分彰显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者为中国民族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