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某些反华势力炮制的所谓“西藏主权未定论”，是对历史事实的肆意歪曲，更是对中国主权原则的肆意挑衅，也是对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历史记忆的恶意抹杀。

       今年3月发布的《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通过详实数据和客观事实，完整呈现了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西藏人权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以铁一样的事实再次证明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极力渲染所谓的“西藏人权状况恶化”，完全是假人权保障之名，图分裂破坏之实。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数千年来，雪域高原的人们与各民族水乳交融，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通过经济往来、政治互动和文化交融，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

布达拉宫 视觉中国供图

唐蕃交融：奠定西藏与中原紧密联系的基础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定都长安建立唐朝。约公元633年，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建立吐蕃政权。

       唐朝国势强盛，而新生的吐蕃内部政局尚未稳固，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亟待发展。在此期间，唐蕃之间通过王玄策、冯德遐等使臣以及玄照等宗教人士，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首次向大唐请婚未果。随后，松赞干布又多次派使者携带重礼前往唐朝求婚，唐太宗最终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

       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大量中原物产，包括农具、纺织器械、制陶工艺、造纸术、酿酒技术以及各类谷物种子。这些中原文明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唐诗“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生动反映了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

       藏文典籍中记载着大量歌颂文成公主的民间传说，赞美她为吐蕃带来先进文明。这些故事既是对文成公主个人的礼赞，更是对汉藏情谊的深情讴歌。 除和亲外，贡赐贸易、边境贸易、使团往来及民间商贸等形式贯穿唐蕃交往交流始终。

       中原的丝绸、茶叶和生产生活用具等持续输入吐蕃，而吐蕃的黄金制品、特色物产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种双向流通极大加强了两地的紧密联系。

       中原对雪域高原有着强大吸引力，促使其不断东向发展，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原形成广泛的联系和深度的交融。这种联系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即使在吐蕃政权解体后仍持续发展。

       至13世纪前，甘青地区相继建立的凉州吐蕃六谷部政权、唃厮啰政权，均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往来。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也日渐成为联结中原地区与西藏地区的重要经济纽带。这一贸易形式不仅满足了双方经济需求，更加速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交融。

       西藏与中原这种源远流长且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为元代将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奠定了历史基础，充分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朝治藏：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体化进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时期，也是西藏与中原关系发展的关键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空前的大一统格局为各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往来和文化交融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西藏与中原的关系也达到新高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1271年，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管辖西藏，还在西藏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对其实行有效管辖，这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直接管辖的又一实证。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也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尊崇和扶持，促进其在中原地区和蒙古地区传播。

       13世纪西藏地区发生的上述重大变化，固然源于元朝统一的外部推动，但西藏地方和各教派主动依附中央政府的内在动因同样不可忽视。这种双向的良性互动造就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深度联结。

       例如，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宣政院直接管辖，掌管西藏地区民政和军务；同时设置地方机构，任命官员征收赋税，屯驻军队，实行有效治理。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有机联系，体现了西藏对中央权威的普遍尊从和政治上的一体化。

       从经济层面看，元朝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设有“甲姆本”（站官）管理赋役等，这一制度创新极大促进了西藏与中原的经济往来。

       上述管理机制在元代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元朝灭亡后，西藏能够迅速归附明朝，即是西藏内部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主动选择的结果。

       1368年，明朝建立后，西藏各派领袖纷纷遣使或率部入朝，接受册封。明朝以都司武卫制度加强对西藏地方的军政管辖，以“多封众建”的封贡政策分散西藏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权力，并对前来朝贡的西藏僧俗官员给予优待。

       明朝的治藏政策在加强政制隶属关系的同时，提高了西藏僧俗首领朝贡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西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清朝定章：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性巩固

       清朝在系统总结元明两代治藏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通过发展贸易、完善赏赐制度、规范俸禄体系等举措，持续深化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

       这一时期，西藏相继经历了蒙藏权贵争斗、准噶尔部侵扰、卫藏战争以及廓尔喀入侵等一系列的内忧外患。

       而西藏地方由于内在政治制度不完善，也在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在1727年卫藏战争中，交战双方均主动请求清军支援，最后又一致同意将仲裁权交予清廷。

       1750年总理西藏政务的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在其父死后勾结准噶尔谋叛，七世达赖同样依靠清廷力量平息了事态。

       1788年和1791年，清廷两次派兵入藏抗击廓尔喀入侵，深得西藏各阶层的拥护。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无论是西藏内部权力争斗，还是面对外来入侵的民族危机时，西藏地方都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依赖。

       从清初平定准噶尔叛乱到乾隆末年驱逐廓尔喀，清朝治藏的措施历经四次大的调整，最终形成定制。

       1793年驱逐廓尔喀之后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管辖治理进入了一个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阶段。

       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清军与西藏军民共同抗击外敌的团结协作，使清朝在西藏的政治权威和军事保障获得了西藏各阶层更自觉、更广泛的认同。

       纵观历史发展脉络，西藏地区始终存在着向中原政治体系靠拢的内在动力。元明清王朝对西藏采取一系列统治措施的根本原因，在于西藏自身政治形态发展演变的必然选择。

       所谓“西藏主权未定论”是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精心炮制的伪命题，实质是以学术话语包装政治阴谋，妄图扰乱中国社会稳定、破坏民族团结，阻碍中国发展。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者。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事实，既有绵延千年的历史脉络为证，也有完备的法律依据为凭。任何企图扭曲这一历史真相的言论，都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违背。面对这些谬论，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2025年4月1日

文：张子凌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编：王怡凡 杨悦（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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