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其作者老子被尊称为“中国哲学之父”。

      被推崇为“君人南面之术”的《道德经》，内含理身理国之道，是一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动指南，更是一部包括医学、科学、心理学、艺术学、教育学、生态学、宗教学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百科全书，后世将这门专业的学问称之为“老学”。难怪有人说，不读《道德经》，就难以理解“中国智慧”。

      如今，以研究老子其人、其书、其学为主题的老学典籍文献，业已自成体系，并极具特色，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领域渗透、多语种翻译、多国度影响、多载体凸显、大容量存世（存世总字数至少3亿字）的特征，其历时之久、散布之广、语种之多、数量之巨、影响之深、价值之高、分量之重，在先秦诸子中均名列前茅。在中国传统经典中，《道德经》位居外译之首。

《道德经》的作者及其成书

      司马迁《史记》为老子做了四五百字的传记，刻画了“犹龙”般的老子形象。

      其一，指出老子是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这个周朝史官身份，为他博览群书，纵论天下大势，感悟古今变化之道，进而创作《道德经》提供了绝佳条件。

      其二，指出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一事。《庄子》书中也载有孔、老二人多次在不同地点会面的情景。《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书都肯定了孔、老之间的师生关系。

      其三，指出老子学说以“清静无为”为基本特点：“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可谓是特立独行。

      其四，交代了《道德经》一书创作的由来，即老子感周朝之衰败，乃决定出关隐居。而把关的关令尹喜恳请他传道解惑，“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说明司马迁看到的《道德经》已经分为上、下篇，而且是完整的5000多字。旁证是北大汉简本《老子》的第一、二、四简，其背面分别写有“老子上经”、“老子下经”。

      其五，指出老子寿命很长。“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言下之意是，老子身体力行，以道德养生，虽身处于乱世，却能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也印证了《道德经》所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之不虚和“死而不亡者寿”的鲜明观点。其所著《道德经》流传2500多年长盛不衰，就是明证。

      《道德经》，初名《老子》。《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景十三王传》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后又称《道德》，概其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上、下篇。葛玄所作的《老子道德经序诀》载：“于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

      《老子》从何时开始具有经的地位呢？《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老子邻氏经传》4篇、《老子傅氏经说》37篇、《老子徐氏经说》6篇、刘向《说老子》4篇，说明汉初已视之为经典，且至少在魏晋时期《道德经》书名就已流行起来。皇甫谧的《高士传·老子李耳》说老子“作《道德经》五千余言，为道家之宗”，王弼注书时径称《老子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称《道德经》为《道德真经》，以示尊崇。

《道德经》的传承及其历史影响

      《道德经》一经出世就备受世人推崇。战国时期的韩非在《韩非子》一书中专门著有《解老》、《喻老》两篇，这两篇成为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道德经》注释。至元代，张与材在为杜道坚所著《道德玄经原旨》作的序中写道：“《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

      《道德经》大行于世，启发了中国士人学究天人、博古通今、修身治世的自信与豪情，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大都崇奉黄老道家思想，推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文人雅士也往往以《论语》入世，讲究经世致用；而以《道德经》超世，涵养“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超然物外境界，儒道互补、内圣外王，为开创“中国之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东晋殷仲堪感言：“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足见其对《道德经》的珍爱，亦可知《道德经》已然成为滋养士人精神世界的宝典。

      《道德经》的通行本主要是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和魏晋时期的《老子注》。前者，据王卡考证，约成书于东汉中后期，每章均有标题，如第一章《体道》。该书体现了黄老道家思想盛行时代氛围下的《道德经》解释特色，如第四十七章中称：“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而王弼的《老子注》是“正始玄风”盛行时代氛围下的经典注释本，展现了“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玄学风格。例如，其注第四十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此外，还有汉代《老子想尔注》、唐代傅奕《道德经古本》、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老子》汉文写卷、终南山古楼观老子说经台的唐定本《道德经》开元石经等版本。

      到了现代，各地先后出土的新的《道德经》版本，为研究其历史流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它们分别是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2本、郭店楚墓的战国楚简《老子》以及北大藏汉简《老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大批帛书，其中就有两本《老子》。据专家研究，其中甲本现存约4640字，掩损约1300余字，卷后有古佚书《五行》、《九守》、《明君》、《德圣》4种，均抄录在24厘米宽的帛卷上。《老子》乙本现存约6046字（含缺损补字），卷前有古佚书4种《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统称“黄老帛书”（或称“黄帝四经”），均抄录在长48厘米的帛卷上。此两本，均分上、下篇，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且文字连抄、不分章，顺序与通行本大体相同。甲本约抄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95年，字体由篆体向隶书过渡，又不避讳刘邦。乙本避讳刘邦，隶书抄写，约抄于公元前179 年至公元前169年。学者杨义认为，甲本与乙本虽然同源，但体现出了《老子》经典化和神圣化的过程。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老子》甲、乙、丙3组，墓葬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左右，《老子》抄写时间应该更早，应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传抄本。其简文是连抄的，三组简之间没有先后关系，是依简形与编线契口位置的不同分为三组，可能属不同的作者。学者李健著书《素朴为王——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的思想体系》认为，甲组是最古最优的哲学体系，或为《老子》的全部内容，或全部出自《老子》。多数学者认为，郭店简本是摘抄本，不是完整版。可以肯定的是，通行本《老子》是经过历代传抄，不断整合而成的。例如，通行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在郭店简本中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虑”，似乎少了儒道两家互绌的样子，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老子》，残断竹简共281枚。其简长约32厘米，三道编绳，有契口。每简容28字，字形清晰匀称，抄写年代约在帛书甲乙本和王弼本、河上公本之间，应早于公元前100年。汉简《老子》共77章，其中《上经》44章、《下经》33章。

      近年来，“老子热”兴起，国内形成了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河南鹿邑老子学院、全球老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老子道学传播与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等研究机构，学界还成立了华夏老学研究会、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中华老子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推出了《中华老学》、《老子学刊》、《国际老学》、《老子学集刊》等专业学术期刊，创办了《道德经》文化及应用博士学术论坛、老子元典文化高峰论坛等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出版了《老子今注今译》、《老子古今》、《道德经通解》、《老子传真》、《北大汉简老子译注》等一批或学术精深或雅俗共赏的著作。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推出了《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中国老学通史》等集大成之作。这些都体现了老学界积极主动因应时代呼唤，传承《道德经》的“冲和守中”共生智慧，弘扬伟大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努力及成效。

《道德经》首创的中国哲学标志性概念

      北京大学教授陈鼓应提出，“道家是中国哲学的主干”。《道德经》中的一些概念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如首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蕴含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基本内涵。此外，还包括有无、动静、强弱、虚实、阴阳、治乱、难易、生死、奇正等数十对（个）哲学范畴。

      尊道贵德。《道德经》指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51章），这是因为“道生之，德蓄之”，万物都是由道所化生而来，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道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只有遵从于道、贵重于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天下太平。

      清静不争。清静也是《道德经》的标志性概念之一。在老子看来，“清静以为天下正”。清静是天下的正道。唯有清静，才能复命，这也是所有生命的常态。如其不然，就是妄作，定会带来灾难。唯有清静，我们才能易于看清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生发展的脉络，从而懂得趋避，以此做事可成功，以此养生可长生久视。而“不争”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做冷静理性的生活主宰者，不为欲望牵绊，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事物，力争做到“天长地久”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道德经》言“不争而善胜”（第73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启示人们不争是一种境界，是深谙利害相随之理；有时表面上失去，却从另一个层面上获得。胜不骄、败不馁，事情反而容易成功。

      自然无为。自然是道的本性，也是《道德经》中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范畴。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第25章）。作为本源性的道为何要法自然呢？这正是道不自大的体现。道具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51章）的玄德本性。因此，道并不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主宰，反而是隐藏于万物之后。这一点也启发了有道的圣人，能够“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63章）。在老子的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17章）。管理者顺应自然而为，从而做到无为而无不为。社会井井有条，人们安居乐业，百姓也觉得一切都自然而然，似乎没有领导者在作为一般。这里的自然，蕴含着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圣人的作为，其实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也就是无为。换言之，即“希言自然”（第23章）。

      “无为”也是《道德经》的独特话语。它并不是无所作为之意，而正是不妄为，不违背大道而为。因此，老子强调“为无为”（第63章）。“无为”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是积极作为而达到的。“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64章）。圣人能够顺道而为，因此没有失败的事情发生。换言之，无为是圣人成功治世的标配，即指其内在的能力与品性，故而《道德经》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章）。

《道德经》之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深厚的史学传统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不曾断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史官的老子提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因此，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唯道是从”（第21章）的理想信念，选择历史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行；同时也坚守“唯施是畏”（第51章）的底线思维，选择正义的一边，虽九死而不悔。

      中华文明何以历久弥新，用《道德经》的思想来说，其根本原因就是葆有“反者，道之动”（第40章）的勇于自我否定和创新的品格。《道德经》第22章言“敝则新”，即推陈出新之意。同时，第15章又指出“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这里强调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盈”即创新并不等于否定过去的一切，蔽旧往往是孕育创新的摇篮。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这也是老子辩证思想的高妙之处。此外，创新精神还体现在自强的品格上，《道德经》说“自胜者强”、“强行者有志”（第33章），强调不畏艰险、勇于自我革命，从而能从“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第54章）开始，进而臻至“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第54章），激励人们不断扩宽心胸，最终以天下为怀。

      中华文明何以多元一体，以《道德经》的思想来看，就是“得一”乃天下万物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依据，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39章）。“一”，是整体，是系统，是一致，唯有“得一”，万事万物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贯通性。其实，“得一”就是有德（得）于“道”的体现。对个体而言，要“营魄抱一”（第10章）无离，做到形神俱妙；对于治世而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22章）。“圣人抱一”，就是他爱民治国以无为，能够不以亲疏贵贱看待人与事，能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的无私之心，故而天下归心。

      中华文明何以持守包容品格，以《道德经》的思想来看，就是中华民族推崇“上善若水”（第8章），水能就下，从而能够保持谦下的品格。在治理国家方面，能够“善用人者为之下”（第68章），从而能够用人之力，发挥各人之所长，共同成就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还在于《道德经》强调的“弱者，道之用”（第40章）。大道的作用体现在柔弱上，因此“柔弱胜刚强”（第38章）。柔弱者，能屈能伸，能够保有忍耐力，能够持有“三宝”，即慈、俭、让，用爱心、节制和谦让的精神来对待他人，从而保持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谐。

      中华文明何以高扬和平的旗帜，用《道德经》的话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真正明白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的道理。万事万物都是在阴阳平衡的调适中实现和谐的。“和”是事物应然的状态，也是健康的状态。《道德经》强调“知和曰常”（第55章），知道、把握“和”是事物的常态。而人的作用，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道德经》还警示世人：“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第79章）社会实践中要尽可能避免矛盾冲突升级到“大怨”，要“见小曰明”（第52章），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64章），从而维护和平安定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鲁迅曾感叹：“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美国学者蒲克明曾预言：“老子《道德经》将是未来大同世界家传户诵的一部书。”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景区的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中新社 龚普康/摄

      《道德经》内涵深刻，令人回味悠长。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当代的，也是未来的。学习弘扬《道德经》智慧，也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22&ZD313）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6期

   文：谢清果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责编：王怡凡 金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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