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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 :“中华第一城”
2021-07-13 16:01

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南部,距杭州市区西北20公里,跨越良渚、瓶窑两镇,是一处人口稠密的山间平原。5000多年前,人们选择这个河湖遍布、山林环绕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王国——良渚。

良渚,美丽的小洲,山环水环,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地理单元。良渚古城距今5300~4300年,其营建使用时间前后持续近千年,核心区由内而外,分别是内城(包括宫殿区、墓葬区、作坊区和仓储区等)、城墙及外郭城,城外还分布着郊区的祭坛墓地和由11条水坝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

作为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存在社会等级分化和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文明国家,良渚印证了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刻影响,真实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这个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高大的宫殿台基、雄伟的城墙、古老而庞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数以千计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无不佐证了良渚文明是中华大地上迄今所知第一个能够被确证为国家的文明。良渚王国城址的布局与功能性分区、人工台地上遗址的分布特征等情况,高度体现了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 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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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小莫角山遗址


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城”?


1992年,考古人员在余杭中部大观山果园之下二三十厘米的地层,发现了良渚古城最核心的宫殿区——莫角山。5000年前,这里王侯聚集,地位显赫。

据考古学家推算,莫角山土台的人工堆筑方量达到228万立方米。举世瞩目的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石方量为252万立方米,虽比莫角山大,但它距今4700年,比莫角山年代晚。所以,在5000年前,莫角山土台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工程。

自2007年良渚古城被正式发现以来,经过不间断的考古发掘,人们对其结构布局和格局演变有了基本的认识。2011年到2016年,莫角山遗址的持续发掘,使良渚古城的基本功能结构得以基本廓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城结构,与北方平原地区的不同,它以地面堆筑模式营建而成。

莫角山宫殿区位于良渚古城的正中心,面积近30万平方米,占据了整个古城的1/10,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史前宫殿区,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石峁、陶寺和夏代二里头的宫殿区或宫城,堪称“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地处浙西山地与杭嘉湖平原交接处的C字形盆地里,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三面环山,使古城具备了坚实护卫;一面临东苕溪,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最终注入太湖,水运便利。城址靠近天目山东端,可以利用玉、石、木材等山地资源防治水患;广阔的河网平原,适于稻作农业。显然,良渚先民在规划宫城时做过精心考量,视野极其开阔。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可分为三重,从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到面积分别为约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及约800万平方米的外城,堆筑高度由内而外逐次降低。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和与天文观象测年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在古城外围则有着广阔的郊区。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郊区总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皇城、内城、外城这三重格局,与明、清北京城“宫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结构体系也非常类似。

据不完全统计,埃及吉萨金字塔土石方量为504万立方米,而整个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的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还不包括良渚晚期才兴建起来的外郭城。

又据考古专家的估算,当时良渚古城居住的人口约为2万人。假设参与工程建设的人数为1万人,以每年农闲时间参与古城建设100个工作日计算,这些人要完成如此规模的土石方需要27.5年。

因此,良渚古城是一个经历数十年建设过程的庞大工程系统。修建这么庞大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权和分工的社会组织才能完成,这无疑是良渚文明进入国家社会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良渚人创造的规模庞大的城市系统,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也是我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在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以8平方公里的外城计算,它的占地规模领先1500年,直到距今3500年前后才被郑州商城超越。

良渚古城的发现以及良渚文明的确认,经历了80多年。1936年,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良渚遗址。由于当时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被认知,学术界判断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195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确认被认为属周汉时期的琮、璧等玉器出自良渚文化墓葬。上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的发掘,大量随葬玉琮、玉璧、玉钺等玉礼器的权贵大墓被发现,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莫角山等人工堆筑的巨型土台,让考古学家对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显露出文明曙光,甚至已进入文明阶段。2006年—2007年,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以及规模宏大的外郭、水利系统的发现,表明良渚已处于成熟的文明阶段,是同时期我国文明程度最高的文明形态,而良渚古城就是良渚文明的中心。

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逐渐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995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就根据反山、瑶山等墓地的发现撰文说,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随着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日益丰富,他进一步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得出来。”在2016年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的严文明先生讲到:“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些(指福泉山、寺墩等)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与此同时,同样担任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的李伯谦先生也认为,良渚文化已正式进入王国阶段,是我国王国阶段的开端。

随着相关国际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良渚古城也越来越得到国际考古学家的广泛关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撰文指出,良渚古城已展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其文化的复杂程度超过英国的巨石阵、希腊的克罗斯等早期文明,已超出酋邦的范畴,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为什么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课题,良渚遗址是“关系到国家的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的含义有三层,一是由于最早的发掘地在浙江余杭良渚,便以地名来命名这一文化;二是遗址点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这个特定地区;三是存在于距今5300—4300年这个历史时期。

良渚文化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核心区是以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面积约3.65万平方公里的环太湖地区;外围区,向北可扩展至江淮地区、宁镇地区,向南可达金衢盆地、宁绍地区。目前,全国已经发现良渚文化遗址1000多处,光是杭嘉湖地区就有700多处。

考古学上所说的“文明”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一种文化的社会形态已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即“文明”阶段。但是判断“文明”的标准和要素,过去与现在不太一样。上世纪,考古学家和社会公众常常拿城市、文字、青铜器等几个标准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但近二三十年来大量国内外的考古成果显示,这样的判断标准过于简单。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践,我国考古学家最新归纳出了中华文明的八大特征——

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人口增加,并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倾向;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王;在社会基层血缘关系仍然保留,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良渚文化的物质特征显示,从资源分配、经济分工、社会分化以及早期信仰体系的统一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这个阶段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无疑可以称为“文明”。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黄帝列为《五帝本纪》之首,作为古史开端,才有了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说法。


那么,中华5000年文明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根据历史文献,中华文明都以大一统的夏王朝作为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开始的年代,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但是,由于处于晚商阶段的殷墟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以及铭刻有文字的甲骨等遗物,因此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仅始于殷商时期,距今3300多年。

而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力地改变了这一传统观念。

实际上,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大的文明体,是多个区域文明逐步融合的产物。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形成了许多强势的文化类型。比如较早的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更晚时期的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煤山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等。

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人们渐渐发现,在中华早期文化“满天星斗”中,不少已进入文明阶段。但这一时期,统一的中华文明还没有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文明时代。

在距今5000年的区域文明中,良渚文明的发育程度最高,理所当然是当时中华文化苍穹中最闪亮的一颗星,体现了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特质。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表述,良渚文明是“一个新石器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至于它的代表性,则是“通过大型土台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墓葬墓地差异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使该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这清晰地阐明了良渚文明的发展程度和区域特点。

考古学者揭示了良渚文明的特点和内涵,将其归纳为城市文明、玉器文明、稻作文明、土筑文明、水利文明、原始文字、礼制文明、宗教文明等。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尤其是具有权力和信仰象征的玉器,还有“神徽”所统一的精神信仰,都在回应一个声音——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足以与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5000年前后,也正是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开始出现的年代,它们所处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也同在北纬30度附近。

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文明是我国第一个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对于这座城、这个王国,我们曾经没有任何记忆。历史的一大步,是从考古人的一小铲、一小块石头开始的。

5000年前,良渚人描绘了一张宏大的蓝图,它控制着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甚至将其影响扩散到江苏北部、钱塘江以南的地区。我们难以想象,在没有交通和通讯的古代,它是如何实施王权统治的?

雕琢精美的玉器,是良渚王国权力与信仰的集中体现。成组玉礼器更是良渚复杂社会组织结构的反映。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距今8000多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就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耳饰——玉玦。这一文化潮流向四面八方扩散,在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巅峰。

在良渚文化高等级的王族墓地和贵族墓地中,发现了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帽子、佩戴在衣服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墓葬主人凌驾于部族平民之上的显贵身份。这些玉器上基本都刻有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像,这种图案被称为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它几乎是良渚玉器唯一的主题,是良渚玉器的灵魂。

从良渚早期到晚期,神像的造型几乎不变,完全是程式化、标准化的复刻。这是礼器表达的需要,更是精神信仰统一的要求。作为精神信仰统一的象征,“神徽”的覆盖面从良渚遗址核心区,一直延伸到整个环太湖地区。

良渚文化的琮、璧、璜,成为周汉“六器”玉礼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玉礼制度而言,良渚文化是我国玉器文明的一大源头,也是我国数千年礼制的主要源头。

考古学界认为,作为我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良渚玉器影响了同时期甚至更晚的周边文化。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等。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连续不断、逐步汇聚的过程。良渚文明中的都城规划建设,以及玉礼器系统体现出来的礼制观念,都被后世吸收、借鉴,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源头。

水路是古代先民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通道。良渚文明的因子,通过水路交通,借由琮、璧等玉器向周边扩散。直到商之后,在商代高等级墓葬中仍然可以发现玉琮的身影。

尊玉、礼玉、爱玉的传统,一直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延绵不断,这便是玉器显示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也是中华文明的特质。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良渚文化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和广东的石峡文化当中。

在良渚文化向北扩展中,江苏新沂市花厅遗址表现最为突出。花厅遗址的墓葬中,存在着大汶口文化陶器与良渚文化陶器共存的现象,同时还随葬着不少良渚玉器。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最长的一件锥形器,以及琮、璧、钺、冠状饰等良渚典型的玉礼器。这种代表权力和信仰的玉礼器的出现,是良渚王国疆界和权力所及的一种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距离良渚更远的广东石峡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很多良渚文化的琮、璧、钺、锥形器等玉器,出土陶器中也有双鼻壶、贯耳壶等少量良渚文化陶器。

面对这些相距数千里、中间缺乏联环的文化现象,对其出现的原因以及文化传播的方式,虽然尚无定论,但我们能从一个侧面看出,良渚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能够从鼎、豆、壶以及琮、璧、璜等礼器系统中,看到青铜时代及其以后整体的中华文化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当然,探讨这种作用和汇聚的过程,还要依赖良渚遗址上的更多发现,这也正是今后良渚文化研究中所要格外关注的课题。

良渚文化的玉石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山西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琮,有横的分节以及四面的竖槽,这显然是良渚文化玉琮传播演化的产物,而斜柄的V字形石刀更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器种类。在陕北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以及新华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同样出土和采集有良渚式的玉琮,另外有较多的玉钺、玉璧和玉璋及V字形石刀等。其中玉琮不仅四面有竖槽和分节,而且还刻画着良渚的“神徽”,这显然是直接吸纳或借鉴了良渚文化的产物。此外,在甘肃、青海等地区的齐家文化中,也发现数量不少的玉琮、玉璧、玉钺等良渚式玉器。

台形和鸟杆的组合图案,由于多见于传世的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璧和玉琮上,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其象征性符号。199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桐乡叭喇浜遗址中同样发现了这种图案。近年来在浙江好川墓地、温州老鼠山墓地以及山东莒县陵阳河等遗址中,又发现了与台形图案一致的镶嵌玉片。这些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图案虽发源于良渚文化,但其分布范围已大大超出良渚文化的地域。

在二里头、殷墟等许多夏商时代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钺等玉器。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成都金沙等商周时代的遗址中,仍然有良渚式的玉琮、玉璧和玉锥形器等。无疑,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良渚文化的后续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启示。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5期

文:刘斌 马黎

(第一作者刘斌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第二作者马黎为钱江晚报记者

责编:许鑫

流程·制作:谭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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