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藏于瞿昙寺的明永乐铜鎏金观音菩萨像，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无声地诉说着600多年前瞿昙寺之盛况。

　　走进青海省博物馆，按照瞿昙寺隆国殿等比例微缩的木质模型占据着展厅醒目位置。

　　从1982年编著《瞿昙寺》一书至今，谢佐始终对瞿昙寺一往情深。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海第一批藏学研究专家，谢佐为何持续将目光聚焦于河湟谷地的瞿昙寺？这座被誉为“高原小故宫”的藏传佛教寺院又深藏着怎样的奥秘？

　　道中华：多年来您潜心研究瞿昙寺，想必感受尤为深切。在您看来，这座寺院究竟有何特别的魅力？ 

　　谢佐：瞿昙寺所在的乐都是我的老家（现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我儿时常常在这座寺院的周边玩耍。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瞿昙寺的探究，这其中既是乡愁乡情所系，更主要的则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变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对民族关系、对藏传佛教的认知。

　　瞿昙寺坐落于湟水南岸，这一地区是往来东西的交通要道、进出藏地的必经之所，对历朝历代经略西北、治藏安藏至关重要。

　　瞿昙寺之所以青史留名、倍受关注，主要在于它不仅是明代在安多涉藏地区由皇帝敕建的具有汉式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区至今保存最完整的集土木建筑、壁画、雕刻于一体且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建筑整体，还因为其创始人三罗喇嘛及其卓仓家族为明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涉藏地区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青藏高原常见的藏传佛教寺院有所不同，瞿昙寺与北京故宫的建筑风格同出一脉，充分显现出皇家风范。其建造规格之高、格局之宏阔、技艺之高超，实属罕见、尤为珍贵。其所承载的建筑、雕塑、绘画艺术和珍贵文物，无不是青藏高原佛教中国化、汉藏友好关系最鲜活的历史实证。

　　 道中华：无论是当年明代中央政府对瞿昙寺的营建护持，还是600多年来瞿昙寺的安然存续，都体现了它的特殊地位。那么，拥有特殊地位的这座寺院当初有着怎样的建造过程？

　　谢佐：元末明初，原籍西藏山南卓珑地方的三罗喇嘛在青海湖地区修行，曾“为书招降罕东诸部”，率领家族和罕东诸部归顺明朝，于朝廷统辖西北、稳固青藏地区有功。后来，他又率部众东迁至碾伯一带，认为此地有“佛凤虎之势”，便选址开始兴建寺院，即如今瞿昙寺大殿所在的位置。

　　公元10世纪末，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各大教派为求得生存空间纷纷与地方贵族势力相结合，为青藏高原政教合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罗喇嘛远赴应天府（今南京）谒见明太祖朱元璋，“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开国皇帝欣然为其庙宇赐名赐匾，即珍存至今的瞿昙寺殿外的“瞿昙寺”横匾一方。当时，三罗喇嘛还被赐封为西宁卫僧纲司都纲，掌管一方政教事务。

　　据寺内“御制瞿昙寺碑”(1408年)记载，“刺麻三罗，葳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

　　这与《明史稿》所述相吻合。

　　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专门调集宫廷工匠赴青海为瞿昙寺建造殿宇佛堂，并派遣四位太监和指挥使田选奉旨监工。这次历时35年的扩建，使瞿昙寺大致形成了如今之规模。整个明代，先后有七位皇帝下达7道敕谕、两道诰命以维护瞿昙寺的地位，并御赐大量精美器物。到了清代，又对该寺进行过修缮。

　　 道中华：如您所言，瞿昙寺的建筑艺术颇具皇家风范，有着明显的中原汉式风格，是我们了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建筑。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它的建筑形制以及艺术特点。

　　谢佐：瞿昙寺之所以被称为“高原小故宫”，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超高规格的建筑形制，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同时期营造的北京故宫。这座寺院占地面积约40亩，坐西向东，背靠罗汉山，面朝瞿昙河、凤凰山，依地势高低而建，于中轴线上修建了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三座殿堂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并配以回廊、钟鼓楼、藏式白塔、配殿等附属建筑。

　　从山门殿入内，有御碑亭院，其形制如同故宫角楼，左右分别是立于永乐年间的“御制瞿昙寺碑”“御制瞿昙寺后殿碑”。往后，由金刚殿至隆国殿两侧均围以廊庑并连檐通脊，恍若画轴长卷。尤其是隆国殿两侧的抄手斜廊格外珍贵，这种唐宋时期颇为流行的回廊规制，如今全国仅此一处尚存。

　　作为整座寺院中最大的建筑，隆国殿以北京故宫奉天殿(今太和殿)为蓝本修建，建成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殿前左右对称的大钟楼大鼓楼则模仿奉天殿两边的文楼和武楼而建，属于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程式。

　　 道中华：瞿昙寺的回廊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精品，而绘于其间的壁画更是享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之美誉。关于这些壁画，您觉得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

　　谢佐：瞿昙寺的回廊既是建筑艺术的长廊，也是绘画艺术的长廊。除了佛堂大殿内外的壁画，走廊中的壁画最为精美。敦煌壁画的绘制年代主要是从北魏至元代，而瞿昙寺壁画正好弥补了其后明、清时期的空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寺院造型艺术有着重要影响和辐射作用。

　　目前，瞿昙寺有保存完整的壁画廊28间，面积超过1700平方米，主要用连环画形式讲述了释迦摩尼从降生到成佛的故事。

　　其中的《深山朝佛图》颇具深意：年轻的高僧在深山盘坐修行，一些赶着牦牛的信众手提奶桶、身背酥油从各地前来供养，而画作左侧则是身穿盔甲、挥舞大旗的一队人马，似是寻人而来。

　　整个画面生动写实、引人遐想，似乎在印证着民间关于建文帝逃离宫廷隐居瞿昙寺的传说。

　　融合了汉、藏乃至域外民族艺术风格的瞿昙寺壁画，堪称明代壁画艺术的高峰之作。其中，三大殿的壁画明显受到尼泊尔风格的影响，同时又不乏明代绘画艺术对人物花草鸟兽造型的细致刻画。殿中的五方佛造型来自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则出自汉传佛教。在回廊壁画中，鲜明展现出中原地区青绿山水画风，这种风格又影响了高原本土画派的创作。而壁画中清代的补绘部分，则明显可见唐卡等传统热贡艺术的技法。

　　 道中华：这座明代中央政府格外青睐的寺院曾连年获得赏赐，由此遗存下来的许多国宝级文物见证着那段历史。请您讲一讲这些文物的故事。

　　谢佐：确实如此，瞿昙寺当之无愧是青海地区明代文物的一座宝库。其中，省博的“镇馆之宝”明永乐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就是寺院上层“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离开应天府返寺时带回来的。这尊宝相庄严、栩栩如生的佛像高1.46米，底部刻有藏文、汉文和梵文，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铜铸菩萨像，不仅代表了明代铜鎏金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准，更体现出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倚重。

　　存于瞿昙寺隆国殿内的花斑玉制须弥座规格极高，四周雕饰以祥云、莲花纹样。宝座前竖有一木牌，通高约2米，从左至右依次用梵、汉、藏文书写“皇帝万万岁”鎏金字，四周刻有腾龙、莲花、牡丹等图案，制作精美。由此可见，当时僧俗群众在供奉佛祖时不忘朝拜皇帝，是神权与皇权并立的真实写照。

　　同样立于隆国殿内的“象背云鼓”也让人过目不忘——优雅的石雕大象跪伏于花斑玉须弥座之上，鼻卷莲花，悠然回望，背上托起木雕的叠云，云间架起一面真鼓，寓意吉祥和谐。这一石雕珍品由明代初年的宫廷匠人特制，现已成为海东市旅游标志和文创产品的灵感之源。

　　在寺内的钟鼓楼中，还珍藏着《甘珠尔》《丹珠尔》《宗喀巴大师文集》等藏文佛经及著作400多卷，研究价值不菲。这些，都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整理、研究。

　　 道中华：瞿昙寺是如何成为明代经略西北、稳固青藏的重要纽带的？

　　谢佐：当年，明代中央政府为瞿昙寺赐匾额、修佛堂、派太监、立碑记、封国师、赐印号，以寺院为纽带加强了与青海地方上层政教首领之间的领属关系，客观上起到了稳固统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瞿昙寺的显赫地位和重要影响，是施行“多封众建”“因俗而治”“土流参治”策略，不断赋予藏传佛教寺院以政治、经济和宗教权力而逐步形成的。

　　不仅是宫殿式建筑风格赋予了瞿昙寺的崇高地位，而且整个明代瞿昙寺上层与皇家的关系从未间断，并使其成为当时河湟地区的政教中心。在受到朝廷“恩遇”时，僧众也以“进贡方物”“抚化部族”“焚修香火、聆僧通经”作为回报。每有寺院的国师进京朝贡，必获皇家的厚重赏赐。

　　瞿昙寺钟楼上有一口铸于明宣德年间的青铜巨钟，当地民谚赞叹说“乐都钟响，化隆马惊”，便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它的影响力之广、之深。

　　历史上瞿昙寺曾领属十三寺，皇家分封“卓仓七条沟”作为其“香火地”，当地各族民众都向寺里纳粮草、支差役，周边的草场、森林等不动产也统一由寺僧所管。明代末年，该寺僧众一度达到500多人，盛况空前。

　　 道中华：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观察，历史上瞿昙寺所在的河湟谷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了怎样的状况？

　　谢佐：青海省东部与甘肃兰州以西相交汇的河谷地带，即为我们常说的河湟谷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世居有汉、藏、回、蒙古、撒拉、土等民族。

　　明宣德三年(1428年)， 明代中央政府于青海西宁开儒学、建文庙，实施开科取士政策，加之“移民实边”已久，使得儒学教育越发普及。在中原文化长期浸润之下，河湟谷地日渐形成儒释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共生共存的人文景观。

　　在河湟谷地，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互动普遍而深入。比如儒家的仁爱观与佛家的慈悲为怀，儒家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佛家的克己慎行、正己化人，等等，具有高度一致性，它们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透过瞿昙镇杨、盛、徐、刚、李等姓氏的家谱也可以看到，当地许多人的祖辈来自江浙、江淮一带。他们或许是当初参与建寺的工匠，也可能是移民实边的士卒，还有做买卖的小商小贩，落脚湟水两岸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最终成为地道的高原人。（受访者简介：谢佐，青海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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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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