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哲学内涵。自魏晋间的书势赞起，历代皆有关于将书法与自然相结合的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书法艺术以笔墨为载体，通过线条的形态俯仰、疏密关系、墨色变化等展现书家的内在心性与品格修养，强调直接、自然的美感，主张“心手合一”。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学、历史皆有内在关联。历代文人雅士、王侯将相、山林隐者无不倾心书法艺术，从魏晋风流到宋元风骨，都展示着中国古代的学术风气和审美情趣，也可以说中国人的书法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

魏晋风流与南北共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繁盛期。在社会激荡的背景之下，文化艺术领域可谓焕然一新，也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力。在保持书法实用性的同时，审美成为书写者追求的主要目标，文人名士更是对书法有了新的哲学思考和审美阐释。这一时期书法的繁荣，以魏晋最为辉煌，并诞生了许多著名书家，如邯郸淳、梁鹄、钟繇、胡昭、韦诞等。他们的书风都承继汉代名家，书体一脉相承，同时又将书风进行变革，这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是有重要关联的。卫恒曾在《四体书势》中说，“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邯郸）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指出魏朝在继承汉代古文之时，已有改变。而曹魏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书家是钟繇和胡昭，前者所书正书就是楷书的雏形。二人兼擅行书，但又各具风格，钟书瘦，而胡书肥。古肥今瘦，由此可见，钟繇书法是对东汉行书加以改造和创新的结果。其正书和行书，曹魏以来十分盛行。尤其西晋以后，王廙、王导、卫夫人、王羲之等著名书家都取法于钟繇。遗憾的是，因战乱、流徙等原因，钟繇书迹所剩无几，至今能看到的皆为刻本。传世作品当中，其小楷受到历代书家一致推重，尤其被称为“四表”的《宣示表》《力命表》《荐季直表》《贺捷表》，成为后世学书的范本。

       在学术思想开放的魏晋时期，儒学世家卫门时望高崇，书法显名，在南方北方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有“四世家风不坠”之称。其中，卫夫人虽不是卫氏四世中人，但却是当时极其重要的人物。其书法脱胎于钟繇笔法，她又将钟繇笔法传授于王羲之，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主流书派的代表。在南方，卫氏书风与钟繇书法一样，成为“二王”书风繁衍的重要因子；在北方，书风宗尚卫门的书法流派盛行。期间，钟繇书风求变创新，卫氏书法坚守古体，二者书风并盛，书法走向“自觉”时期。

       论魏晋书法的辉煌，无疑是东晋时期“二王”的出现，将汉魏之际繁盛的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推到了妍雅的境界，实现了新书体的革新。此间在延续西晋书风的基础上，更加推重钟繇之法，使其在江南地区得到较大发展，并主导了东晋初期二三十年间书法风气，这也是东晋第一代书家的重要贡献。

       东晋中期，王羲之书法成为了解当时书法的重要门径。传世王羲之的书迹数量稀少，临摹和刻本是古人传播的重要手段。他与魏晋时期许多前辈书家一样，擅长草、今草、行书、正书等书体创作，其传世作品当中草书数量最多，《豹奴帖》是当今所见唯一一件用标准章草书创作的作品。此帖字形呈扁势，曲线圆柔细致，与索靖的《月仪帖》风格完全不同。值得一提的是，王羲之晚年的草书，笔势跌宕起伏，线条连绵不绝，如其墨迹本《行穰帖》、刻本《侍中帖》《想弟帖》等都将晋人的书法风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绵延的草法展现了结构和用笔审美的双重品格，标志着草书在东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姨母帖》是王羲之早年的行书作品，此作虽为行书，但用笔滞涩，具有很浓的隶书笔意。《兰亭序》是其行书的成熟之作，结字完全剔除了隶书的笔意，将草法用于行书的书写当中，用笔遒劲高逸，在中国书法史上声名显赫。此外，王羲之还擅楷书，其传世楷书多为小楷，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三帖是其楷书名作。其子王献之亦擅书法，喜为他人书，与王羲之并称“二王”。

       王献之传世书迹有楷书、行书、草书等，其书法备受后世推重，唐代张怀瓘曾在《书断》中评价其“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可见他能用六体作书。现存其小楷名作《洛神赋》是书法史上的名作，皆为刻本。此作字法端庄遒劲，结字严整。张怀瓘曾说到，“王献之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可见得其父王羲之真传。他的行草书代表作《鸭头丸帖》用笔明快灵动，笔势连贯，写于绢上，结字奇侧，具天然妙趣，彰显了王献之书法的高逸，向被后世推重。作为魏晋崇尚妍雅书风的受益者，王献之与其父等前辈书家共同创造了魏晋风韵，开启了东晋末期行草书之门，成为魏晋书法风格嬗变过程中推陈出新的典范。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索靖等具代表性的书家，与“二王”共同构建了魏晋书坛南北共荣的格局，用笔墨书写了魏晋风流。

隋唐盛世与法度森严

       隋唐五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成熟阶段，尤其唐代书法大家们融合南北书风，达到了崇尚法度的高峰，“唐人尚法”由此得来。从隋代智永、智果到唐代欧阳询、孙过庭、张怀瓘等书家，都对书法的结体、笔法和审美等进行了深入实践和探讨。纵观整个书法史，隋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但却在隋碑刻粗狂豪放风气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的阴柔秀美之气，呈现出刚柔并济的风格，影响深远。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到，“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锦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唐代初期的书法名家皆受时风熏染，由隋碑入唐，开创了唐楷书的新面貌。有唐一代，帝王重视书法，经世致用，以楷正为尚，君臣论书，书法盛行，法度森严，名家辈出，且倡导创新风气，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达到了魏晋以来的又一座高峰。

       初唐书法，重视真、行书，影响较大的书家代表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欧阳询能书八体，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到，“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其楷书传世名作《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结构沉稳，风神凝重，险峻之姿，是受历代学书者推重的佳作。虞世南书法胎息智永，是王献之书风的重要传承者。其存世碑刻仅见《孔子庙堂碑》，存世刻本众多，以《西安本》最为著名。褚遂良书法与虞世南风格大相径庭，其《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古雅严峻，是后世学书者师法的典范。尤其是他晚年的楷书作品《雁塔圣教序》，从中可见用笔精细的“二王”行书笔法，已完全脱离隋代书风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是唐代楷书成熟的重要标志。

       唐初的楷书，延续“二王”一脉书风，用笔峻挺。至盛唐时期，书家在探索过程中，将篆隶书笔意融入书写过程中，使书风更加雄健浑厚，尤其颜真卿的出现，使盛唐气象臻于完善。他的楷书将“二王”行草书笔法、篆隶用笔有效融合，形成沉着厚重的书风。其传世名作《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等皆以浑厚圆劲之风为代表。除楷书外，颜真卿还擅长草书，真草并重。唐代行草书以“二王”书风为正格，他的行草书则善于通变，特别是《祭侄文稿》情感饱满，意趣丰富，成为千古名篇。

       颜真卿书法对历代书家影响尤大，晚唐时期名家柳公权便是受其影响最大的书家之一，宋代米芾曾评价其为“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范仲淹也曾在《祭石学士文》以“曼卿之笔，颜筋柳骨”称颂石延年书法，“颜筋柳骨”遂为定论。于是，后世常以“颜柳”并称来说明颜柳书风一脉相承。晚唐时期的书坛略显落寞之势，除柳氏书法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杜牧《张好好诗》所体现的气格高雅，深得六朝遗风。

       隋唐时期，还有许多讨论书法的理论著作，如隋代僧人智永的“永字八法”，欧阳询的“八诀”和“三十六法”等，是书法理论发展和成熟的标志。孙过庭《书谱》的出现，将唐代书法理论推向新的高度。此外，李阳冰、张旭、怀素等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较大的书家，都是唐代法度的践行者，他们各自以对书法的审美主张，共同谱写了隋唐书法的繁盛。

宋元意韵与复古潮流

       在中国书法史上，宋元时期是较为辉煌的阶段。尤其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在实践中打破唐人固有的藩篱，实现了宋代书法的复兴。“宋四家”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有大量作品流传于世。其中包括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黄庭坚《草书李太白忆旧游诗卷》《行书经伏波神祠诗卷》《行书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米芾《草书四帖卷》《行书三帖卷》《行书虹县诗卷》、蔡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卷》《颜真卿告身跋》等。除传世的名家墨迹外，宋代还有许多其他书法名家，虽没有“宋四家”受后世关注度高，但他们亦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

       元代书法由于其社会的特殊性，尤其赵孟頫的出现，使书法发展呈现出一种全面回归的潮流，形成典雅秀逸的书风，有大量传世作品。在宋元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家，当属以赵孟頫为首的大家鲜于枢、虞集、柯九思、杨维桢、冯子振、康里巎巎等人。这一时期有许多作品，对后世书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一些传世作品有作者清晰的款识、书写时间、题跋等，这为后世鉴藏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信息。

       对于书画鉴定来说，墨迹的风格本身可以看到书写的年代信息，作品上的款识、印章、题跋等信息，在对文物鉴定时至关重要。“墨迹”相较于一般书法作品，更加强调自然超逸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元代至文宗时期，书法艺术出现了巨大发展。其中成就最高的书家首推赵孟頫，这是因为赵书的出现顺应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他以师法魏晋、晋唐为旗帜，扭转书风，身体力行，行楷书都能写好，并复活了篆隶和章草书。中国人论楷书讲欧、颜、柳、赵，这前三家都是唐朝人，宋以后只有赵孟頫一家。其书碑墨迹存世只有10件，即《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仇锷墓碑铭》《胆巴碑》《松江宝云寺碑》《张总管墓志铭》《湖州妙严寺记》《昆山淮云院记》《杭州福神观记》《某院记残稿》。其中日本藏有三件，即《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仇锷墓碑铭》《某院记残稿》。同时期的书家如鲜于枢、邓文原、张雨、虞集、杨维桢、康里巎巎等人的书风或坚挺遒劲，或气韵绵长，都有显著的个人风格。并且，他们多遵循晋唐法度，由虞世南书法直追“二王”之路。

       总体来看，宋元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文人思想在书法创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二王”书法仍受到普遍重视。宋人主张打破前代的法度，突出书家本身的个性。元人取法晋唐，承袭宋代遗风，追求意趣风韵。历代文人以书法为载体，结合当时文风书写了不同的艺术思潮、审美趣味和时代精神。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期

文：程俊英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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