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大学》为中国古代士人指明的善道。

       宋代以前，《大学》并没有独立成编，只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其同《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并称为“ 四书 ”，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 五经 ”，二者统称“ 四书五经 ”。

       《大学》把儒家的基本思想概括为“ 三纲领 ”和“ 八条目 ”。这个纲领既讲了内圣之学，又讲了外王之道，并将二者论证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把握了这个纲领，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完整地理解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因此，《大学》被认为是儒家“ 初学入德之门 ”。

《大学》出自《礼记》

       从古至今，有关《大学》作者的研究和讨论不断，有人认为是孟学，有人认为是荀学。至于《大学》的成书时间，有人认为在秦统一后。朱熹则认为，《大学》“ 经一章，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其传十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其理由是“ 《传》中引‘ 曾子曰 ’ ”，所以判断为曾氏门人成之。因此，古往今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大学》为曾子所著。

       《礼记》是由西汉宣帝时期的五经博士、经学家戴圣从先秦遗留的典籍中收集自七十子至汉初许多儒家学者的文章，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一些文献之后编辑而成的，也称为《小戴礼记》。

       《礼记·大学》的“ 大学 ”，在先秦时期读作“ 太学 ”，宋代后一般读作“ 大学 ”。《大学》有许多版本，其中以汉代郑玄所注的《大学》和宋代朱熹所注的《大学章句》最具代表性。郑玄注本因其问世最早，被称为“ 古本 ”；朱熹注本问世较晚，所以被称为“ 今本 ”。宋代之前，“ 古本 ”一直流传于世；宋代以后，人们开始怀疑古本《大学》有错漏之处，于是出现了许多“ 改本 ”。其中，朱熹的《大学章句》成为最流行的注本。

       在朱熹看来，古本《大学》不仅有错简，而且可能有脱简阙文，于是他作《大学章句》时有所移补，特别是在格物致知章中补了“ 格物致知传 ”。

       朱熹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从“ 大学之道 ”到“ 未之有也 ”一共205字，是经1章。朱熹把它视为孔子言论，曾子述之。其后是传文10章，属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其中前4章是统论三纲领旨趣，后6章是细论八条目工夫。

三纲领

       《大学》开篇便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明明德 ”“ 亲民 ”“ 止于至善 ”，即“ 三纲领 ”。

       什么是“ 明明德 ”呢？第一个“ 明 ”是使动词，彰显、显明、弘扬之意；第二个“ 明 ”是形容词，明亮、光大之意；德，就是自身天赋的德性。明代首辅大臣张居正在给隆庆和万历两代皇帝讲授《大学》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 明明德 ”。他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美好的，但后天易受物欲影响，就像镜子一样，本是明亮的，但日久容易沾染灰尘，必须常常擦拭才能保持明洁。这个常常擦拭以恢复先天美德的过程，就是“ 明明德 ”，这讲求通过修身使本有的美德再现。

       而对“ 亲民 ”，众人有不同的解释。程颐和朱熹的观点是将“ 亲 ”读作“ 新 ”。从《大学》后面的内容来看，这里的“ 亲民 ”也是包含了“ 新民 ”之意的。君子要把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心性提升的成果，推己及人。这是因为知识不能独享，君子有帮助其他人摆脱“ 蒙昧 ”的义务，进而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启发民智、走向新生。所以，大学之道不是“ 独善其身 ”，而是“ 兼善天下 ”。王阳明则根据《说文解字》中的“ 亲，至也 ”，认为“ 亲民 ”就是亲近老百姓，含有互动的内涵。你亲民，民就亲你，“ 亲民 ”是相互的。

       至于“ 止于至善 ”。“ 止 ”，指停止；“ 于 ”，指往、到；“ 至善 ”就是至极之善，也就是最完善的地步和境界。“ 善 ”字轻，而“ 至 ”字重，也就是说，人要一直修炼，达到极点，而且明示了“ 不至 ”就“ 不止 ”。这表明，儒家学说要求人超越一般的自我完善而成为至善的人，把人类的至善行为看成生活的终极目的。

       “ 三纲领 ”是围绕着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这样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展开的。君子不仅追求自身道德人格的完美，而且要将这种“ 内圣 ”外化，使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境界，最终将国家和社会变成至善的“ 王道 ”之世，也就是儒家最重视的“ 内圣外王 ”之道。

八条目

       “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

       《大学》提出从“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等心灵自觉开始，经由“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的路径，以寻求天下合理秩序建立的思路。

       “ 格物 ”“ 致知 ”都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用语，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 格物 ”就是穷极推究事物之理，深入研究、把握事物本质。程颐认为：“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 ”“ 致知 ”即“ 获得知识 ”之意，就是使人尽量去掉蒙昧，变得智慧起来。朱熹认为：“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曾在题为《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演讲中，给予“ 格物致知 ”以现代版的意义诠释：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地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有计划地探索。

       “ 诚意 ”则是使内心感情与意念诚实无妄，思想行为合乎道德理性原则，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朱熹认为：“ 诚，实也。意，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 ”《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慎独，最早见于《大学》《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其所强调的是自律而非他律，是由内而外、表里如一的美德操守。也就是积习成性，即使是独处时仍然会做出无愧于道德的选择。心诚则天地宽阔，诚意对于修身养性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正心 ”就是用理性的道德原则自觉地端正、指导感情和意念，涵养德性，使心端正。《大学》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愤怒、恐惧、喜好、忧患是正常人都会有的四种情绪，但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就可能成为妨碍正心的不良情绪。儒家讲的修身，就是我们要修炼得能够避免过多地被这些情绪干扰。因此，要摒弃鲁莽武断和畏首畏尾，以及玩物丧志和患得患失，潜心专注地陶冶自己的德行，使内心始终保持中正的立场。

       “ 修身 ”在儒家学说中，是一切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 内圣之道 ”的核心。《大学》说：“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 ”《大学》中讲了两种造成片面性的原因。一种是因控制不住情感，受到喜爱、轻视、敬畏、同情、傲慢等情绪左右而导致主观偏见。另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导致的，如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 莫知其子之恶 ”；人对于财富的贪欲也是无止境的，所以“ 莫知其苗之硕 ”。如果被这些所遮蔽，则修身不成。

       “ 齐家 ”是儒家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 外王之道 ”的第一步。在古代，人们往往是聚族而居、几世同堂，在其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绝非易事。《大学》认为“ 齐家 ”与“ 治国 ”的关系是这样的：“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因此，家是小社会，社会是放大的家。齐家就是练习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国君应当率先垂范，重视对家人的教育。《大学》说：“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这里的“ 一家 ”指的是君主之家，即天下第一家庭。《大学》把个人、家庭、国家三位一体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 家国情怀 ”就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

       “ 治国 ”便是按照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治理国家政务。《大学》说：“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矩之道，指的是方圆规矩，喻指儒家道德上的规范：位居上位的人要用对人对己同一标准全面地处理人际关系，要求别人的前提是自己能够做到；对待老百姓要“ 如保赤子 ”。《大学》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即“ 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个姑娘并不是学会了养孩子才去嫁人，而是在面对她自己孕育出的嗷嗷待哺的孩子时，就知道如何养育孩子了。所以，《大学》把治国者的心诚看得很重要，只要精诚所至、全心全意，国家就能治理好。

       “ 平天下 ”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最高、最理想的价值担当，也是《大学》修身的最高目标。这里有三个基本原则：“ 爱民得众 ”“ 德本财末 ”和“ 以义为利 ”。《大学》引用《诗经》阐述与民同好恶的意义。“ 《诗》云：‘ 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统治者需要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才可能“ 道得众则得国 ”。《大学》“ 平天下 ”的另一个原则是“ 德本财末 ”，强调生财有大道的生产观，勤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重视积累的理财观。所谓“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同时其更强调：“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统治者有德是根本，要懂得财散民聚的道理，懂得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大学》最后总结“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即只有协调好国家与人民的财富分配方能“ 平天下 ”。

       上述“ 八条目 ”既包括修身、齐家，也包括治国、平天下，完整表达了儒家自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路线，是一个有本末、有始终、有先后的系统体系。古文一般比较凝练，但《大学》这段看似重复的表述，却深有用意。作者采用了双向回路的诠释方法来解释并突出强调“ 八条目 ”，是实现大学之道的具体路径。

《大学》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 礼仪之邦 ”，礼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大学》作为《礼记》的一部分，较早就伴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在民族地区广泛传播。

       公元前 105 年，应乌孙王国请求，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嫁与乌孙王，从而将中原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带到了西域地区。公元前 65 年，龟兹王入朝被赐印绶。《汉书·西域传》载：“ （龟兹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这里的“ 汉衣服制度 ”，即《周礼》《仪礼》《礼记》所记载的冠服体系，而“ 汉家仪 ”也是汉代根据“ 三礼 ”制定的礼仪制度。

       8世纪初，吐蕃赤德祖赞即位后，多次派员到长安请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赐婚。金城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多种书籍，后来又向唐朝求得《礼记》《左传》等典籍。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尚书》《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证实了当时用藏文翻译儒学经书和史书的历史史实，反映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吐蕃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同时期，儒家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也进一步深化。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包括《礼记》等儒家经典在内的大量文物，从这一地区发现的《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可以说明当时的伊州、西州、庭州等地学子可以参加朝廷的科举取士。

       后来的辽朝也非常注重学习中原文化，用汉文刊印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儒学典籍。元代创制八思巴文，并用其翻译、刻印了诸多汉文典籍，其中就包括《大学衍义》等，这些译著广泛传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

《大学》中的创新意识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大学》在阐释“ 三纲领 ”之一的“ 亲民 ”时说道：“ 汤之《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 作新民。 ’《诗》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求创新，《大学》要求君子什么办法都要用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大学》思想中的创新意识。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守正创新与返本开新的统一。守正不守旧，守的这个“ 正 ”，在古代便是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而这些正是需要通过《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去实现。返本尊古而不泥古，以“ 通古今之变 ”的理性精神回答时代之问。创新与传承交互为用，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并不断地丰富和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因此，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为以“ 仁义之道 ”为核心的道德理性与以“ 通古今之变 ”为核心的历史理性的相互统一。

       如今，我们要以创新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大学》精神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与责任感、使命感，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