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AI大模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拓展，必然会对数字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数字时代背景下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

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
推进数字法治建设与民族事务治理有效融合

       当前，数字技术给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带来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信息茧房、数字鸿沟、信息泄露等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对此，应不断完善数字化智能研判机制，动态优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切实强化数字法治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中的作用，提升民族事务立法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预见性。

       依托区块链存证、算法模型校验等数字技术，精准识别立法需求，系统性更新法律法规、单行条例及补充规定的数字化立法架构，以“算法透明+程序正义”的双重机制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从经验决策向数据智能的深层次转型。

       加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立法规范，借鉴国际上数字技术立法工作的有益经验，积极组织高端智库、技术人员、民族工作部门等研讨细化相关立法，明确数字技术研发主体的责任和准入规则，科学划定数字技术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应用界限，并对立法实施状况进行有效评估，不断优化民族事务立法工作，有效防范数字技术风险。

创新数字司法模式
为数字法治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早在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中就对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作出了系统部署。数字司法时代要创新数字司法模式，发挥数字司法赋能效应，为数字法治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尤其是民族地区“智慧法院”建设，积极构建多语种司法数据库与司法判决数字案例库，提高法院的“数据治理”管理能力和“数字辅助”服务水平，实现智慧服务、审判、执行和管理。

       综合事前、事中与事后评估，构建数据驱动的司法质量评估体系，健全数字司法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数字司法的全过程动态化监管，防范数字司法赋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应用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不断加强数字司法便民服务点建设，为边疆民族地区和困难群体参与数字司法提供基本条件，确保群众可就近获取司法服务，打通数字司法“最后一公里”。比如，在边疆民族地区，支持司法文书自助生成与诉讼流程可视化导航，重点部署移动数字微法院服务站，实现精准化数字司法服务投放。

推动构建数字化生态系统
筑牢数字法治建设技术根基

       积极构建民族事务大数据治理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信息的实时采集、精准整合、深度分析与高效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提升数字法治协同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民族事务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通过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实时监测社会动态，形成“监测—预警—响应—评估”的全周期治理链条，及时发现和处置突发事件，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不断加强民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多数字化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应用场景与模式，提升民族地区网络覆盖范围和传输速度，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智能化升级，为数字化生态系统的高效运行提供稳定高速的网络支撑和丰富便捷的应用场景。如构建数字边民互市法治服务带，实现跨境贸易纠纷的边检站内即时仲裁；打造智慧牧区，运用数字技术追踪牧民迁徙路线，自动触发草场纠纷预警等。持续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高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数字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加强数字法治宣传教育
深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数字实践

       积极打造民族地区数字普法矩阵。在基层政务服务中心部署数字普法终端，广泛搭建数字法治教育空间，构建数字法治知识图谱。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将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以3D动画、情景短剧等形式精准推送，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法治文化体验，使数字法治宣传教育更“接地气”。

       着重提升各族群众的数字法治素养。运用VR、AR、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开发沉浸式法治教育应用，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数字法治云讲堂”，加强数字法治宣传教育，培养各族群众数字法治思维，提升数字法治素养。深化产学研教融合，成立数字法治人才实训中心，法官、检察官、律师、群众等分群体、多维度、精准化加强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培育“数字法治明白人”。加强跨区域协作，构建东西部“数字法治教育共同体”，完善数字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形成东中西部共同推进数字法治建设的良性循环。

加强数字法学理论研究
为数字时代推进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理论支撑

       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快发展社会治理法学、科技法学、数字法学、气候法学、海洋法学等新兴学科。作为一种法学研究形态，数字法学并非简单的“技术+法律”拼接，而是融合了法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形成的新的理论研究范式，是破解民族事务治理数字化转型中法理困境的关键理论武器。

       实现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中国式数字法治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法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深化数字法学的理论研究。加强跨学科研究平台建设，积极组建由法学、民族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完善数字法学学术研究支撑体系。实施数字法学理论攻关揭榜挂帅制，面向全国发布数字法学相关基础研究类、技术攻关类、实践创新类课题研究，切实推动数字法学研究成果嵌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践，为数字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总的来看，数字法治建设本质上是现代法治文明与数字技术革命的深度融合，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进。未来，我们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技术工具理性与法治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深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数字实践，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课题号：24&ZD197）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5期

文：吴开松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编：张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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