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在大一统格局下，“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开启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标志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一个历史高峰。

       见微知著，从史书中我们得以窥见，大一统制度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悄然沉淀于无数个“小人物”“小物件”“小故事”之中。比如，一位“译人”在简牍中体现的职责，一杯“蒲陶酒”的流转，一段“胡奴”与“胡妻”的故事，一种“烟户”之称谓的广泛使用……秦汉启始的“大一统”不仅仅只是版图的叠加、政治的治理、社会的运转，还有根植于中华历史土壤中的无数普通人的你来我往、物产的跨域流动、精神文化的双向传播等。

       近日，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王子今教授。这位深耕秦汉史40余年的著名学者，以文献考据与日常生活双重视野，从海量史料中钩沉出诸多细枝末节的“微观史事”，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秦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卷。

       记者：王教授，您好！在您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很多特别的“小人物”，例如丝绸之路上的“译人”，他们既是政治制度的执行者，又是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社会交融的亲历者。请问，他们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职业特性与实践，折射出当时多民族融合共生的社会图景的？

       王子今：译人，是汉朝与周边政权、少数族群交往交流中承担语言转译的专门人员。汉朝廷设“译官”负责翻译，西域诸邦亦有专职“译人”活跃于交通要道。在秦汉多民族语言交汇背景下，这些早期译者既充实了中国翻译史，也架起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

       《后汉书》所谓“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体现了“译”服务于中原文化传播及与其他文化交流的情形。《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可见负责“译”的专职官员：“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

       有关“译”的重要信息，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文里最为集中。出土于此的数以万计的汉简中有众多关于汉朝廷与西域的来往记载。虽非所有交往简文都载“译”字，但异域使节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通过译人与汉朝廷实现交流。

       张骞出使西域期间，途中友好部族就给他提供了“导译”。《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从西域返回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鰛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所谓“导译”，应当是指向导和翻译，或者一身二任。

       我们还能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简文里看到“羌译”和“羌胡译”等。从简文“戎邑给敦煌郡羌译一人”中可见，这些译人是由少数族群部族推荐到郡级行政部门为汉朝廷服务的，是一种特殊的人才输送机制。

       悬泉置遗址里还出土了与“译者”“译人”名字、身份信息相关的简牍。他们以平民身份凭借语言专长参与丝路交往，更参与到中原文化传入西域乃至走向世界的重要进程中，为印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汉代边疆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乃至重构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脉络提供了微观实证。

       记者：伴随着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和经济律法等，各族群间的经济互动逐渐频繁，物资的相互流通达到了空前繁盛的程度。在这样的经济贸易过程中，您认为哪种物品比较有代表性、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王子今：有不少学者认为，秦重农抑商严控商贾，汉代政策趋缓，中原与边疆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互市开展。西域都护设立后，中原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西传，西域马匹、苜蓿、葡萄、石榴等输入中原，关市贸易体系成为农牧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而关市贸易中酒的输出，不仅推动了“北胡”“西戎”“远蛮”等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沟通，还催化了边疆社会文明进程。因此，“酒”无疑是一种很有意思、值得深入探究的物品。

       酒是当时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一种物产。汉初，匈奴强势军事集团对汉朝北部地区造成沉重的压力。《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由此可见，定期向匈奴提供的“絮缯酒米食物”中，是明确包括酒的。《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以“酒”为礼，表示友好亲和。此外，制酒技术的传播也很重要。《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国。”“作麴糵”是制酒最重要的技术，有的草原族群一时未能掌握，不得不“常仰中国”，说的就是中原的制酒技术。

       “蒲陶（葡萄）”作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藤本植物，在西域地方普遍栽培，“蒲陶酒”则是西域的特产。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回归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西行沿途考察西域沿途的地理、人文信息。其中包括“大宛”的情况：“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是汉文文献关于“蒲陶酒”的最早记载。《大宛列传》中还有说到汉王朝引进西域作物的情形：“（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丝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使得苜蓿、葡萄的栽植规模日益扩大。裴骃《集解》引郭璞的解释：“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可以推知宫苑中栽培“蒲陶”，主要目的是“作酒”。“蒲陶”引种至汉王朝中枢地区改变了中原酒消费品种单一的传统，也引起中原酒的消费层面的扩大以及酒业新的开发。除了“蒲陶酒”外，还有来自畜牧业发达地区的草原“挏马酒”，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原的饮品种类。

       记者：在您的著述中，秦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充分体现在不同族群之间的情感生活和婚姻关系当中。请您举例介绍一下当时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的具体人物和故事。

       王子今：西汉时期的伟大外交家、探险家张骞声名远扬，但少有人知道张骞出使西域途中伴随他的“胡奴”以及“胡妻”，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呈现出了汉朝时期各族群之间的一种别样而真切的链接。

       “胡奴”堂邑父是张骞“凿空”之旅的直接合作者，担任实际上的随行助手十几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涉及堂邑父的历史。公元前139年，张骞接下汉武帝出使西域的任务，“（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其属”，应该就包括这位“堂邑氏胡奴甘父”。关于这位出身为“胡奴”的同行者，裴骃《集解》有载，“《汉书音义》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在司马贞的《索隐》中也有载，“案：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盖后史家从省，唯称‘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号”。张骞从西域回归，又被匈奴扣留，这期间堂邑父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还，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张骞离开长安13年，最后只有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到中原。

       “骞为人彊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张骞凿空西域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位“胡奴”，显然是难以成功的，堂邑父无疑是开通丝绸之路的功臣。张骞与堂邑父归汉后，“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索隐》曰：“堂邑父之官号”。此时，堂邑父也改变了奴隶身份，被封为奉使君。作为张骞西行的同路人及主要助手，他的贡献得到了承认与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张骞被羁留在匈奴时，身边还有一位“胡妻”。《史记·大宛列传》载：“匈奴拘留张骞十余岁，其间与妻，有子”。《太平御览》载：“匈奴不听去，乃留骞十余岁，娶胡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与妻”，又明确作“娶胡妻”，可知张骞的这位伴侣应是匈奴女子。“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说明在张骞返回中原的路上也带上了这位“胡妻”。虽然这位“胡妻”未曾追随张骞西行，但也间接地为“凿空”作出了贡献。

       记者：作为高句丽文化的重要遗存，《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上数见“烟户”名号，这种原生于东北少数族群的社会称谓，后来广被大一统王朝行政文书所使用。请问这一社会现象，具有怎样的启示性意义呢？

       王子今：高句丽是汉唐时期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地方政权，《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以下简称《好太王碑》）为高句丽19代王碑刻。据此碑所载：“国烟三十，看烟三百，共计三百三十家。其中包括旧民国烟十，看烟百；新来韩秽国烟二十，看烟二百。”由此可见，好太王碑详细记载了守墓烟户制度。

       有迹象表明，到宋朝时期高句丽文化辐射范围之外已见“烟户”之称。谢麟《奉诏接纳群蛮奏》：“奉诏接纳群蛮……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一十七，口六千二百四十三。”黄远《献纳右江溪峒奏》：“与外界蛮獠地邻相接，烟户相望，仅五十余处。”宋代“烟户”多见于少数族群地方的情形值得注意。不过，从曾丰《誉德集序》所谓“太平盛时，烟户夥而生理繁”的说法看，似乎“烟户”的应用已较普遍。到清代，“烟户”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法定概念。嘉庆《钦定大清会典·户部》关于“正天下之户籍”写道：“凡各省诸色人户，有司查其数而岁报于部，曰烟户。”《好太王碑》所见特殊身份“烟户”，后来成为“天下”各地“各色人户”的通称。《清史稿》所见帝王诏谕、官府文告均使用“烟户”之称。特别是地方官府“编立烟户”及“岁造之烟户册”可以为“民数”统计之“据”的说法，表明“烟户册”及相关制度已经成为行政治理的基本条件。

       清王朝兴起于东北地区，“辟土开疆，幅员日廓”，而后“天下”“各省”“州县”民户，“无论男女老幼”，皆称“烟户”。原生于东北地区的“烟户”之称，后来为中原文化记录者所接受，应当是边疆少数族群文化影响其他地方文化的典型事例。这样一种原生于东北少数族群的社会称谓，而后为中原地区所普遍使用，这一情形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的彼此影响，往往是双向的。类似的交往交流交融例证，还有汉代中原与西域乐舞的相互喜好、相互引进、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等等。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美”的对流。

       记者：通过您分享的这些“微观史事”，让我们对秦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些看似零散的历史碎片，却深刻揭示着历史上各民族的经济联系、情感共鸣、文化互鉴与命运联结，也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历史镜鉴。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向您请教相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