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半部《论语》治天下。”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经典之一，《论语》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与精神追求，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论语》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

       孔子与《论语》的思想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建立了中国人的文化理想。自宋代以后，《论语》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于历代士人来说，读《论语》不仅仅是为科举仕进，更是为修身做人、经国济世。

《论语》代表了一种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

       世界文明多姿多彩，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独树一帜。中华文明连绵繁盛，不断创新发展，以儒学为其主体或主干。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等齐名的伟大思想家。美国学者亨廷顿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明，作为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相对应的基本人类文明。世界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孔汉思在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时说，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两个框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两点：首先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其次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标志是孔子思想走向世界。因此，孔子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彰显的是一种文化风貌，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道德文明。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认识《论语》与理解中华文明密切相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外敌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反思落后原因、探索中国前途命运时，出于对外来蹂躏的痛心疾首和对民富国强的迫切愿望，人们在积极探索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道路的同时，也曾出现了对自身历史文化认识的巨大分歧与空前迷失的境况。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众多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原因，试图从本质上认识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各朝代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世人总会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回到了巅峰。所以，基辛格在《论中国》里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孔子创立儒学是其高峰。孔子思想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中国学术的中心以及中国哲学文化的制高点。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钱穆所著《孔子传》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论语》的意义正在于此。

       前辈学者都看到了孔子思想的继承性，这一点极其重要。中国历史文化连绵不绝，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与它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连、高度统一。英国作家贡布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孔子与《论语》是中华民族文明体系、价值体系的代表，儒家学说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和精神追求，带来了长期的和睦和谐，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入《论语》的思想世界，就会发现中华文化之树的主干又粗又壮，是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

       《论语》展示出孔子思想有一个广阔的形成背景，《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就记述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所传述者，是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创造；他所信奉者，是历代先圣先王的深邃思想成果。孔子往回看，恰恰是为了向前看，他要在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孔子称颂尧舜之治，追求“允执其中”的大中至正，因而他看到周公制礼作乐对于夏商文化的继承与“损益”，说“周鉴于二代”。孔子深入研究周代礼乐文明，甚至常常“梦见周公”。因此，孔子“接着周公说”，在春秋末年礼坏乐崩之际，他到处奔走，学习历史文化，深入研究礼坏乐崩的深层原因，进而形成其博大精深的仁学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后世。

       与其他文明或思想相比，《论语》智慧的形成也有着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文明发展是加速度的，研究证实，在孔子诞生以前，中华文化已历经漫长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准。孔子回顾历史，是为了看清前面的路，尊重并服膺他以前中华先人的文化创造。在周公、成、康的时代，中国已经完成了“文明的突破”，而在孔、孟、老、庄时期，中华文化进入了成熟期、兴盛期。把《论语》与孔子整理的先王政典、诗书礼乐等对读，才能更好地走进其思想世界。

《论语》是“孔子遗说”的精心选编

       要走近孔子，走进中国文化传统，必须深入了解《论语》。孔子一生从事教育，《论语》主要是“孔子遗说”的选编。所谓“孔子遗说”，即孔子生前留存下来的言论，由孔门弟子记录，于孔子去世后纂辑而成。例如，《论语》和《孔子家语》都是孔子及其弟子以及时人的言论集。

       孔子“述而不作”，但其长期从教，培养了大批弟子。孔子言论以“子曰”“孔子云”“子言之”等形式呈现，赖孔门弟子记录、整理得以流传下来。近几十年来，大批战国、秦汉时代的地下简牍文献问世，出现了不少关于孔子、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学新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激活”了许多久被忽视的传世典籍。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结合，探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系统阐发蕴含其中的教化学说，“孔子遗说”的形成价值就得以显现出来。

       据《礼记·文王世子》载，周代有“乞言”传统，尤其重视长老耆宿们的善言嘉语。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当时君臣、大夫名士尤其孔门弟子格外重视他的言论。孔子一生都与弟子们相伴，孔门弟子崇敬孔子，也最了解孔子，他们习闻、珍视进而记录了孔子的许多日常言论。最典型的见于《论语·卫灵公》。子张请教孔子，闻孔子讲做人要“言忠信，行笃敬”之言，马上将老师之言书写在衣带上，可见其珍重之意态。类似种种还大量见于《孔子家语》，如《入官》篇子张“退而记之”、《论礼》篇子夏“敢不识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记之”等，以及孔子多次提示弟子要“识之”“志之”等。

       “孔子遗说”形成系统进而流传下来，有一个集中纂辑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肇端于孔子殁后孔门弟子间的“分化”。弟子们禀性不同，对孔子所讲内容的接受、体会自然各异；孔子施教也往往因材而异，不拘一格，以致弟子们或“皆有圣人之一体”，或“具体而微”。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游走四方，设帐授徒，必然称扬和发挥孔子学说，无形中又强化了这一趋向。

       孔子弟子众多，又各有所记，“孔子遗说”必是丰富乃至庞杂，这便亟须能力、地位、影响足以服众者出面主持、领纂。符合这般条件的大概可举出子贡、有若、曾子等人，他们都是孔子身后很有影响的弟子。但其中地位更特殊、对孔子学说理解更深的，当属曾子。孔子去世后，曾子为群伦推重，孔子嫡孙子思也从而问学。纂辑“孔子遗说”，应该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曾子应是纂辑“孔子遗说”的前期召集人和主持者，其后主持其事者必为子思。《孔丛子·公仪》记子思之言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他整理“孔子遗说”，坚信所纪实得孔子本意。子思应该是曾子之后掌握“孔子遗说”最多的人。

       近年来，新出简帛中多有关于“孔子遗说”的相关资料。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与郭店竹书《成之闻之》屡次出现“闻之曰”。而“闻之”的主体应是子思，这一特殊的语式质朴地反映出所记遗说的来源以及子思与孔子的特殊关系，从而也证明这些言语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随着文献的流传、播衍，孔子言论更多地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等形式呈现。可以肯定，所有这些遗说，除少量为后世诸子假托外，绝大多数系由孔门弟子记录，曾子、子思纂辑而成、传流而来。孔子去世后，弟子后学传习师说，非常需要汇集选编“孔子遗说”，《论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编辑而成。而《论语》又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下，只能是众弟子将材料汇聚起来，最后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这位最终编订者应在孔门之中地位尊隆，且是曾子门人。而符合这种条件的人，也只有子思。

       有人推测，《论语》的结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后不久。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此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孔子家语·终记》记录孔子临终前的情形，似可说明这样的推测无误。

       与《孔子家语》相比较，《论语》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征。所谓“正实”，可以理解为它十分符合孔子一贯的思想主张。《论语》所载孔子语，即使不是他常常说起，也一定可靠有据。所谓“切事”，就是《论语》注重做人、修身、为政等世间现实。

《论语》是一部著作而非一般的“对话录”

       《论语》的编订成书是一个细致认真的过程，它的篇与篇、章与章之间不是随意排列，而是精心比次。《韩非子·显学》曾说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传习孔子学说的弟子后学先后有八个重要人物，他们都力图按照自己的理解传承孔子学说。《论语》编者匠心独运，重点辑录“孔子遗说”，辅之以相关材料，“以孔子表达孔子”，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人们介绍其心目中的孔子。

       《论语》思想属于孔子，但它一定首先属于《论语》编者对于孔子的理解。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努力展现其心中的孔子思想逻辑。《论语》的篇与篇、章与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它应该是一部著作，而不是简单的“对话录”。

       关于《论语》成书，《汉书·艺文志》说是孔子逝世后 “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那么，“论纂”或“论语”之“论”到底何意？在此之前，孔子后裔孔安国说：“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论语》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点，是弟子后学“取”自有关孔子的“咨访交相对问言语”。这里的“论”与“取”意义一致，有“选择”“别择”之意。

       至于《论语》之“语”，《说文解字》曰“论也”，《广雅》曰“言也”。“论语”的意思是选择言论，“论语”就是指拣选出来的论述。如果仔细研读《论语》的文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逻辑关联。

       从全书的总体框架或格局看，《论语》各篇之间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早在南朝时期，梁代学者皇侃的《论语义疏》就指出了《论语》各篇的前后次序，肯定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内在逻辑。孔子面对社会现实，关注社会治理，首篇之后就谈“为政”。孔子说“人道政为大”，家庭、私有制、国家产生后，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就呼唤人们的有效合作。因此，社会管理中的方向引领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为政》篇谈为政之道、谈为人之道。“政”就是管理，就是对天下社会“正”的引导。孔子强调“为国以礼”，故《为政》后是《八佾》，该篇主要讲礼，谈国家治理必须有章法、有规则、有规矩。所谓“徒法不足以为治”“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礼要得到遵循，要很好地贯彻到现实中。于是，第四篇《里仁》就集中谈论仁德与素养的问题。

       从全书20篇的大致区分看，《论语》上、下部分也各为一个有机整体。流传至今的《论语》通行本前后各10篇明显相对独立，但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前10篇重点铺陈孔子思想逻辑体系，后10篇具有其思想在现实中如何具体展开的意义。研读《论语》应注意整体把握，立足于其篇章结构。如果前10篇多言“道”，后10篇则多言“用”。孔子最重“道”或者“学”，在前10篇中，开篇就言“学”。孔子之教就是“学以成人”，鼓励人们“志于道”。至于“用”，经世致用是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显著特质，这种特质在《论语》中尤为突出。钱穆著《论语新解》指出：“《论语》分上下编，上编首《学而》篇，末《乡党》篇，多‘学而优则仕’一边语。下编首《先进》篇，末《尧曰》篇，多‘仕而优则学’一边语。其余各篇大率皆然，读者试自参之。”这不仅明确将《论语》分上、下两部分，同时标示二者各有侧重，是“学”与“仕”或“学”与“用”的关系。

       从全书首尾两篇的前后照应看，《论语》符合孔子学说的逻辑联系。首篇（即《学而》篇）围绕做人这个中心问题展开，这是全书的重点，是全书的概述。首篇十分重要，它是从总体上谈修身做人。首篇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处得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论语》最后一篇《尧曰》讲的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精神，儒家追求“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如果说孔子是一位思想家，那么他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这显然符合孔子和早期儒家的理想追求。

       从全书首尾两章的前后照应看，《论语》符合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首章大意是说孔子认为谈君子应当首先有坚定的信念与追求，这样理解与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完全符合。孔门弟子当然了解孔子的苦闷，孔子与弟子常常谈论世道人生，也一定较多地谈论能否用世的态度。其孙子思更为了解孔子，他编订《论语》材料，综合考察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命运，自然会将能够贯穿和概括孔子政治生命的重要言论放在突出位置。《论语》末篇末章云：“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里谈的是“知”的问题，强调了“知”的重要性，突出了“人不知”情况下的君子人格主体问题。

“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道出其价值所在

       历史上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还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人们普遍接受或者认可这种观点，是因为此语道出了《论语》的重要价值。

       孔子儒家讲求人的社会性存在，注重礼乐规范与社会秩序，强调对社会秩序的自觉遵守。在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不断调整充实、因革损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明特征。中华先民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自然人，人都在父母养育和家庭成员关护下长大；作为社会人，人都首先属于特定的家庭家族，人总是要由家庭走向社会。于是，儒家把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打通，把人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诠释，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论语》正是这种思维成果的最佳呈现。

       既然家国是统一的，那么“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理应成为每个人的理想。《论语》重视这种信念及其养成，注重“志于学”“志于道”，强调遵道而行、循礼而动，立身处世以孝悌为本，以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为做好这些，孔子儒家注重父兄对于子弟、君上对于臣下的榜样引领，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孔子一生求道，希望天下有道。他追慕圣贤，希望培养更多明是非、知荣辱、敢担当的君子，成就更多有格局、有境界、能引领的大人。

       孔子之学就是君子之学，《论语》全书正是围绕培养君子阐发孔子学说。《论语》不仅开篇第一章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且末篇最后一章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前后照应，都是谈成就合格君子所应当具备的条件。《论语》全书不到1.6万字，“君子”一词就出现了107次，可谓频率极高。

       《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传统上，中国人特别强调荣誉与责任，注重提升精英的气质和素养。《论语》记孔子之言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这些都是关于荣誉与责任的论述，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的基础。

       孔子说“为政在人”，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内在的深刻意义在于君臣父子各有职责与素养的要求，贵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他尤其强调“君”的引领作用。聚焦中国之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能力的落地，为政在人，在于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引领者和奋斗者。

       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程中，制度的变革发展、缝缝补补是常有的事，但是制度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历代王朝如一艘稳健航行的巨轮，近代以来这艘巨轮遇到了正面撞击，面临倾覆的危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航向道路选择、动力系统构建等。在艰难困苦的现实面前，有识之士开始了正本清源的研究努力，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特质，看清了帝制时代对孔子儒学精神的偏离与扭曲，主张返本开新、综合创新、革故鼎新，实事求是地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基于此，中国阔步而自信地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论语》研究要走出疑古、超越迷茫、正本清源

       孔子儒学继承了此前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孔子的社会理想追求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内生演化的结果。《论语》记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儒家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很早的邦国时代就已经清晰坚定、先进而成熟。夏代之前，尧谆谆教导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这就是看到了认知天命、履行天命，诚心诚意奉行中道的重要性。西周初年，周公大力倡导“敬德保民”，将政治与伦理相融合，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从而诞生了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成为儒家的理想政治样板。

       春秋末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型、大变革之际，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这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人生理想。孔子和弟子后学周游奔波，以求经国济世，希望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虽然他没有说服当时的君王，也看似没有走出时代困局，但时势造就了孔子和儒学。正是这样的困境，让孔子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使其对于政治文明追求、中华文明底色、人类文明根基的思索更深沉，表达更周详。东汉王充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孔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政治理念，董仲舒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政治学说，实现了孔子当年渴望实现而终未实现的政治实践，引导了中国的政治文明。

       读《论语》，会遇到一些耳熟能详却分歧较大的句子。这些句子反倒是因为简单而容易被歧解，确实背离了《论语》的精神与意义，影响了对《论语》、对孔子、对儒学的正确认识。近些年出土的大批早期文献“激活”了不少传世文献，帮助我们得出了新认知。如今读《论语》、学孔子儒学，必须正本清源，把握精神实质。只有这样，孔子儒学才能发挥经世化民的作用。

       那么，怎样读《论语》呢？宋代大儒程颢、程颐、朱熹都强调“修身”。尤其“二程”明确指出：“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因此要“熟读玩味”，要把自己放进去，认真体会孔子本人以及《论语》编者之意，“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

       朱熹推崇“二程”的说法，强调读《论语》要晓其文意、熟读深求，自我对照、量度事物。学以致用就是要“知道”，明确理解其中的那个“道”。他们都强调说：“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如果把《论语》研究比作“登峰”，修身实践可视为“落地”。不言而喻，落地需要登峰，登峰为了落地，二者应该统一起来。《论语》言简义丰、意涵饱满，一定要精读。《论语》是思想的沉淀、是智慧的凝结，它指示人生之路，帮人明道修德。如果读《论语》望文生义、浅尝辄止、浮在表面，就不会感知到它的温度和深度。读《论语》要沉潜下来，反复研读，默记成诵；读《论语》要完整地读，理解它的整体性，不能支离破碎，不可断章取义。如果“选读”“节录”“新编”经典，就可能割裂联系，削弱经典意义的完整呈现，造成意义流失或主旨偏离。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5年第3期

文：杨朝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责编：王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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