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经典的一部古代兵法著作，《孙子兵法》（又称《孙子》等）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其虽不足6000字，却被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百代谈兵之祖”。

       与其说《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不如说它是给予中国人生活智慧的“哲学宝典”。诞生于中华文明形成“轴心时代”的《孙子兵法》，历久弥新、常读常新，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海内外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可。让我们品读《孙子兵法》，领悟其影响深远的“重战”“慎战”“止战”“不战”以及“安国全军”思想，感知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应运而生的兵法著作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出生于春秋末年的齐国，被尊称为“孙武子”或“孙子”。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大变动中，孙子南下入吴，以兵法十三篇见于吴王阖闾，受到赏识与任用，故其兵书又称《吴孙子兵法》，以与战国时期齐国孙膑的兵法相区别（孙膑活跃于战国中期，其兵法亦称《孙子兵法》或《齐孙子兵法》）。孙子在吴国担任军将，曾指挥战役，具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尉缭子·制谈》中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这里所说的“武子”，即孙武子。

       《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大变革时期，其内容与思想均以此过渡时段为历史背景。从某种角度看，这部兵书称得上是应运而生。

       一方面，春秋末年的战争规模相较之前明显地扩大了。据文献所记，周伐商的牧野之战，周人军队只是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双方交战时间持续了一个早晨。直到春秋中期，战争规模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例如，决定春秋历史大势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战车700乘，战斗亦只持续了一天的时间。而春秋晚期的几个大国已有数千乘乃至上万乘战车，如晋国的49个县，每县战车不少于百乘。春秋末年，齐、吴两国的艾陵之战，双方更是投入了数十万兵力。《淮南子》称其时的吴国“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虽有夸张成分，但也足以显示大国的兵力规模。《孙子兵法》就诞生于此时，其《作战》篇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即1000辆轻型的冲锋车、1000辆蒙着牛皮的重型战车以及10万名甲士，大概是当时一场战役的“标配”。

       另一方面，春秋末年战争的性质与目的也有了很大改变。从商周迄至春秋前中期，战争一般不以灭国为目的，而是为获得对方的臣服与纳贡，即文献中所说的“叛而伐之，服而舍之”。而到了春秋末年，战争愈发残酷，杀伤力越来越大，且往往以灭国为目的，将一国几乎所有的民众卷入其中。例如，楚国在公元前598年、公元前534年两次伐灭陈国，而陈国又两次复立，直到公元前478年楚国第三次灭陈，才在其地设县不再让其复国。又如，公元前494年吴胜越后仍保留了越国，而仅20年后越胜吴时，却全然不顾吴王的哀求而一举灭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子对战争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孙子兵法》之《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战争关系到一国的生死存亡。《作战》篇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正由于战争决定着一国的存亡，故将帅就成了广大民众的“司命”，掌握着几乎所有人的生命安危。战场之上也就不再是贵族之间的君子之争，而是用尽一切诈谋以置敌于死地。《计》篇说：“兵者，诡道也。”《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兵法的基本原理就是计谋。《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生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只有将帅掌握着行军计划，士兵则无知无识，必须由将帅带领深入敌国腹地，如此士兵才能够丢掉畏惧、团结一心乃至背水一战，即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审时度势的战争谋略

       《孙子兵法》的前三篇《计》《作战》《谋攻》，以极精审的文字揭示了战争的主要阶段以及各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计》篇主要讲述战争之前的朝堂庙算。在发动战争前或面临战争时，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首先要考虑清楚胜算几何。孙子给出了需要计划谋算的五方面内容：道、天、地、将、法。“道”指民心向背，“天”指天时，“地”指地利，“将”指将领，“法”指军事制度。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需要从这五个方面考量己方相对敌方是否具有明显优势。

       《作战》篇主要讲战争发动之后统治者要重点关注的事项，即所谓“用兵之害”。一旦战争开打，最先要关注的就是军费。数以万计的兵士深入敌国，其花费异常巨大，“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故将领最好能“食于敌”，从敌人那里缴获补给。此外，还需要关注战争的耗时问题，即所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一旦陷入苦战久战，对士气是很大的打击，军需物资亦难以持续供应，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引来他国的觊觎，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故孙子强调“兵贵胜，不贵久”。

       《谋攻》篇主要讲在战争的攻坚阶段应注意之事，此阶段往往也是双方的决战之时。在这个阶段，对领兵作战的将领来说最需注意的是最大限度保全战果，同时减少己方兵力的损失。故孙子认为最好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完整地接收敌方城池，最下等的才是久战攻城。若士卒死了三分之一，仍未攻下城池，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同样在这个阶段，对国君来说最需注意的是不要“遥控”将领、瞎指挥，即孙子所说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接下来的《形》《势》《虚实》三篇，所说的是统帅在战事发展不同阶段须遵循的三项原则。 一是《形》篇所说的“立于不败之地”。君主及将领在战前务必将己方短板补齐，不给敌人留可乘之机，并等待对方犯错误而一举胜之，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二是《势》篇所说的“求之于势”，亦即《计》篇谈到的“因利而制权”。在战事开始后，全体将士须好整以暇、伺机以待，一旦敌人露出破绽，就要迅速抓住战机展开攻击，将战力充分爆发出来，“势如彍弩，节如机发”。三是《虚实》篇所说的“避实而击虚”。所谓“实”“虚”，即敌人的强、弱项。战斗中要避开敌人防守充分、兵力强盛之处，专挑敌人无防守或兵力虚弱之处下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为达成这一效果，孙子主张“形人而我无形”“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使敌人充分暴露并分散兵力，同时隐藏己方的战略意图并集中兵力，如此则可以达到“以十攻一、以石击卵”的效果。

       以上三大原则大体上可与前述战争的三阶段相对应：在朝堂庙算阶段，须考虑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在战事开始后，要做到因利而制权、抓住战机，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在攻坚决战阶段，要分化敌人，避实就虚，攻其不备。

       《军争》《九变》《行军》三篇，则主要关注影响战争胜败的若干关键因素。第一，在与敌对峙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即“争利”。两军对峙，需要注意什么？孙子指出，切忌眼里只有好处而忘掉风险，要切记利益与风险是并存的，故要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战争是极凶险之事，一般不会有平坦直路可供选择，迂回往往就是捷径，也不会有可以白捡的好处，利益通常须在重重困难中寻求。第二，将帅的军事素养，即“九变”与“五危”。“九变”是指在一些特殊场合将帅须随机应变，如处于某种地形应采取何种策略，对敌人是否展开攻击，对某地是否抢占，等等。所谓“五危”，即将帅须避免的五种致命缺陷，包括一意拼死、 一意贪生、急躁冒进等，此五者均会导致战事失利，甚至造成覆军杀将的严重后果。第三，驻军与察敌，即“处军相敌”。不同地理环境下要有不同的驻军原则，同时通过侦察敌军的某些行动迹象来推断其状况。

       除以上三个因素外，《孙子兵法》还特别重视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因此有《地形》与《九地》两篇。《地形》主要根据自然条件将地形概括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分别指畅通无阻之地、易往难返之地、彼此相持之地、关隘之地、高险之地和悬远之地。《九地》则主要依据人文因素将战场环境归纳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及“死地”，依次指本土作战时的战场、轻涉敌国领土的战场、两军必争的战略要地、两国交界之地、多国交界之地、深入敌国之地、易遭雍阻之地、易遭包围之地、不全力作战即灭亡之地。作为将帅，须熟知诸种地形及环境特点及应对之法，预加谋划，使其成为己方的助力。

       此外，《孙子兵法》对战争的若干辅助手段亦有所关注。《火攻》篇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特别强调火攻、水攻等手段在战争中的运用。《用间》篇强调间谍的作用，其称“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由间谍获悉敌情既是军队出动的前提，又是战事获胜的关键。

中国孙子兵法城 ·山东滨州市惠民县 中新社 陈子庆/摄

凸显和平性的思辨经典

       《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历经2500多年仍传扬不衰，不仅在于该书在军事方面的洞察力，更在于其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高超的思辨水平及丰富的思想特质。《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亦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彰显。

       《孙子兵法》对主客观因素及其间关系的辨析非常精彩。孙子论兵首重“利”，即己方是否占据有利位置，这强调的是影响战争胜败的客观因素。“多算胜，少算不胜”，所谓“算”，就是比较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看哪方拥有更大胜算。因此，战事的胜败大概率是可以提前预知的，即“胜可知，而不可为”。己方在客观上相较敌人拥有绝对优势，就可以提前锁定胜局，“其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正是由于对客观因素的重视，孙子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何评价世间闻名的“善战者”。在孙子看来，百战百胜、破国杀敌并非最高明者，最高明的将领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绝对优势和万全之策迫使敌人降服。

       在具备有利客观条件这一前提下，孙子则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因利而制权”，“利”指有利的客观形势，“权”则是将帅的主观权衡。在占据有利形势之后，还需要将帅善加权衡。“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善战者”往往是那些在占据绝对优势的同时又能抓住战机、不放过敌人任何破绽的将帅。在一些情况下，主观运作得当甚至可扭转客观的不利局面。例如，面对己方兵力不足、敌方兵力雄厚的局面，孙子主张要隐藏自己、集中兵力，同时调动敌人，使敌多备，如此则“我专而敌分”，强弱之势转易，“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胜利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争取，即使敌人势众，也可巧妙地使其失去战斗力。

       千百年来，《孙子兵法》让读者尤其倾心的还有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辩证思想，特别是在对胜利的认识上。《形》篇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最高明的军事家并不以杀伤为名，也不具有赫赫战功，而是在日常治理中弭兵止战、兵不血刃而使敌人慑服。我们通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这并不是孙子心中理想的军事家。孙子的这一思想类似于《道德经》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辩证思想还体现在对“利害”的认识上。“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危”与“害”意思相通，任何给人带来利益的活动往往也会带来危害，战争更是如此。关于战争，弄清其危害远比关注其利益更为重要。故《九变》篇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明智之人必须综合考虑利、害两方面的因素。

       孙子如此充满哲思和智慧的论述，亦体现在对具体战术的思考上。例如，众所周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然而现实中通常并不存在这样的捷径，故《军争》篇中说“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任何成就的取得都要经历曲折与艰险。又如，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进入“亡地”与“死地”，然而《九地》篇却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在孙子看来，“亡地”与“死地”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将士的勇气与活力，从而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

       总的来看，公元前5世纪正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轴心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社会与文化经历了第一次大变革，《孙子兵法》成于其时并非偶然。孙子以精练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以及高超的思辨水平阐释兵法之至理，虽寥寥数千字而终成百代之经典。至今，《孙子兵法》重战、慎战、止战、不战的思想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正如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所说：“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此寥寥数语即道明了孙子著书之初衷与夙愿，这也是《孙子兵法》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有力诠释。

       （本文系中国国家版本馆专项研究课题“版本、考古与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